20集大型文化访谈类节目《晋商那些事儿》

　　第五集：万里茶路开拓者

　　明朝开中法的实施，让晋商享受到明朝政府红利通过贩盐赚取了第一桶金。如果说晋商因盐而起，那一定是因茶而兴，接下来，晋商凭借他们的坚韧和智慧走出了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经济文化大通道，长达5150公里的漫漫茶路，在中国近代史中成为风口浪尖的商海弄潮儿。

　　晋商与茶叶的缘分从何时开始？

　　历史上，中国的茶叶向外传播大体可分海路和陆路。海路可以追溯到汉朝，据说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帛和土特产，包括茶叶，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所以茶的发音就沿用了广东人的口音，发音为【tea】。而陆路传播中，茶叶北经蒙古传入俄国，就是承载着最大交易量的万里茶道，而茶的发音也就跟当时的普通话类似，发音为【chai】。当时万里茶路上最活跃的商人，就是晋商，但山西从来都不生产茶叶，晋商跟茶叶的缘分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山西商人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一开始并不是茶叶，尽管有茶，但是不占主要成分，而主要是布匹，丝绸。一开始，俄国人并不知道茶叶是什么？晋商们就分析俄国人的消费结构，因为西伯利亚吃牛羊肉，所以晋商抓住机遇，利用茶叶助消化的功能，去引导消费，创造需求。

　　1755年春天，福建武夷山脚下的下梅村迎来了几个操着山西口音的奇怪客人，和以往来这里的客人不同，这些山西人似乎对武夷山的奇峰秀水并不感兴趣，而是每天都在附近的茶山上走走看看，这一看就是两个多月。终于有一天，他们向当地人提出一个请求，要购买下梅村附近所有的荒山。莫名其妙的当地人以为是笑谈，便随口开了一个高得离谱的天价，本以为对方会知难而退，谁料想这些山西人竟然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并且当即从身上掏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银票签字画押。几年之后，这些山西人以这里作为起点，奇迹般地开辟了一条茶叶贸易之路。

　　为什么说晋商成就了万里茶道？

　　据俄国学者阿马波兹德涅夫的《蒙古与蒙古人》记载，当时汉人赴蒙古经商，须在扎尔古奇衙门领取经商执照，价格为六箱半砖茶，相当于215块银元，在饭店住宿、吃饭也用砖茶付账，均价为一块砖茶。当时在蒙古地区以一块砖茶换一只羊或一头牛的事屡见不鲜。由此可见，砖茶曾经一度成为草原上可以充当货币使用的硬通货。

　　在万里茶道，晋商为何成为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政策是资源、政策是财富，谁能解读政策、理解政策、用好用活政策，谁就能成为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晋商做到了；谁能千里迢迢不畏艰险、冒着风险踏山路、走出去，谁就能成为经商的成功者，晋商也做到了。“无茶”的晋商因茶而兴，开拓了长达5150公里的万里茶道，并由此开启了在我国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

　第六集：万里茶路经营有术

　　随着万里茶道的发展，中俄边境小镇恰克图也从一座不毛之地变成了常住人口超过1500人的重要商埠；甘肃的定远营从一个军事卫所变成可以媲美北京城的繁华小镇；青海的西宁到现在都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在万里茶道的催生下，这些几乎都是“平地里冒出的城市”。

　　晋商创业大本营为何扎根西北边境？

　　明清时期，茶叶贸易始终与马政、边防紧密联系在一起，“茶马互市”也是中原地区治理边疆地区的重要措施。由于地域优势，在茶马互市中，最先受益的就是那些军垦屯边部队的山西籍随从人员，他们就是未来称雄西北，纵横欧亚的晋商巨贾。凭借敏锐的商业眼光，晋商从西北人的需求出发，开拓出更多商机，也由此逐渐扩大在西北地区的商业版图。

　　通过茶马互市，晋商在西北地区打开了商路，准确把握市场脉搏，发挥地缘优势，生产和销售市场需要的产品，再结合陕商、甘商，终于建立起了一套独特的商业体系。可以说，晋商在西北地区的贸易之路，对于开拓万里茶道，具有“启明星”的作用。

　　随着晋商在西北贸易中的发展，一些城镇也随之兴起。在今天的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乔家金街有一条独具特色的街景，富有山西特色的青砖墙，飞檐斗拱的灰瓦顶，房檐下一串串大红灯笼。在包头本地人嘴边常挂着这样一句老话“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一山西商号才促成了当地的商业经济和文明历史。晋商把中原的茶叶、布匹、汾酒运到这里，再转运到草原和大漠深处，换回皮、毛等畜牧产品。他们常年与骆驼为伴，悠悠驼铃传遍西北的草原和荒漠，也为晋商商帮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俄国小镇恰克图的兴盛与晋商有何渊源？

　　恰克图在俄语中意为有茶的地方，它位于现在俄罗斯和蒙古边界布尔河北岸，北距贝加尔湖 150 公里。自1728年，《恰克图界约》签订之后，俄国军队建成恰克图市场，租给俄国商人使用。1729年，财大气粗的晋商在恰克图对面建成中方的“买卖城”。开市后，恰克图成为当时欧洲与俄国的茶叶批发销售中心，在这里，晋商经过长达数月水陆兼程运到恰克图的茶叶，再由俄商贩运到遥远的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经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叶卡捷琳堡等地，最终抵达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恰克图由此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交易点。

　　逢年过节，大量的俄国人就来到买卖城，到山西商人家里，像亲戚一样，随便吃、随便喝，到店铺品尝糖果、汾酒、竹叶青等，当然中国人也到恰克图，品尝他们的奶酪、面包等，关系非常融洽，而在这一过程中谈判生意。

　　愉快的经营氛围、活跃的交易市场，让恰克图成为一座造富之城，享有“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的美誉。1870年，一位美国旅行家来到此地，他这样描述：“在恰克图，身上没个四五百万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但恰克图的神奇不仅仅在于它的日进斗金，不同的文化和语言竟然能在这里达到难以想象的融合。中俄商人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更加促进了贸易的繁荣。为了在恰克图贸易中更具竞争力，把茶叶做成俄国人口耳相传的名牌产品，晋商在茶叶生产的各个环节都精益求精。

　　晋商在当年恰克图这种经营，可以说是抱团取暖、和衷共济，一个非常好的典型案例，也是做得非常成功的。晋商和俄商之间的贸易大都是在商号里按事先商定的价格，并由晋商共同选出的四名极受尊敬、最有信用的监督人出面成交的。他们对商品预先分等、定价，经全体商人大会通过决议后，对交易情况进行监督。如果有人以次充好，就要受到相应处罚：前两次罚款，第三次就要被取消在恰克图经商的权利。正是因为晋商诚实守信、和衷共济的品质，晋商商帮逐渐占据了恰克图的绝大部分贸易往来，由此开启了称雄欧亚的商界传奇，而恰克图也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贸易中心。

　　第七集：万里茶路看常家

　　1681年，在太原去往张家口的漫漫长路上，一位操着山西榆次口音的青年男子穿行在“走东口”的商旅中间，他衣着朴素，肩上披着褡裢，里面放着为人占卜算卦的一方摇桶和六枚铜钱，他一边观察沿途的商贸情况，一边和掌柜、伙计们搭讪，请教经商的知识，这个人就是常家的第八代传人常威。当时连盘缠都凑不齐的常威大概没想到，常家会因为他的这次远行，开辟出一条绵延万里的茶叶之路和一个兴盛了二百余年的商业王朝——晋商常家。对于万里茶路来说，常家可以说既是开拓者、建设者，也是茶路衰败的见证者。

　　万里茶路的开拓者

　　常家做茶叶生意要从常家第八代传人常威开始说起，一开始常威并不是做茶叶生意的，而是沿途算卦到张家口，摆地摊经营“榆次大布”，因为“榆次大布”幅面宽，蒙古人身材魁梧，这种布不用拼接，做起衣服非常方便，因此非常畅销。常威后来攒下一些钱，成立了常家第一个商铺“常布铺”。当时康熙平定了噶尔丹叛乱，逐渐放松了对蒙古地区的商贸限制，蒙古族、俄罗斯对茶叶、布匹的需求非常旺盛，常威抓住机遇，带着长子常万玘北上恰克图，开始了最初的对俄贸易，贸易的规模也从单一的布匹扩展到茶叶、杂货等其它商品。

　　实际上，在常威和长子常万玘北上恰克图的时候，恰克图贸易并不好做，乾隆年间，恰克图贸易市场被关闭了三次。恰克图市场关停以后，当时很多晋商都从恰克图贸易中撤了出来，但是常家坚持了下来，这为常家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1755年，常万达携巨资北上恰克图，将大德玉的总号搬到了恰克图的买卖城，专门从事对俄茶叶贸易。

　　当时在恰克图的买卖城里晋商数得上的是“四大家族，一大集团”。四个家族分别是曹家、乔家、常家和渠家，一大集团就是大盛魁。而恰克图贸易持续最久、经营规模最大的，非常家莫属了，在嘉庆道光年间，每年恰克图输入俄罗斯的茶叶有200万斤，常家就占到40%。

　　万里茶路的建设者

　　到常万达儿子这一代，也就是怀字辈，是茶叶之路最为繁盛的时期，当时几大茶商竞争非常激烈，常万达之子常怀玗直接把茶厂设在了武夷山，自行加工，茶叶产品一出厂就贴上了“大德玉”商标，当年的“大德玉”茶叶在世界范围内十分畅销。

　　当时，不论是山西会馆、山陕会馆、还是山陕西会馆，都是要对在会馆管辖范围内的商号收取会员费的，会员费收取的标准根据贸易规模而定，每一箱红茶要向山陕西会馆缴纳0.05两银子，常家大德玉当年捐资达到了4392.32两银子，换算下来，仅仅大德玉一家，当年就经手了红茶近88000箱，这个数字占到了当年汉口红茶总数的30%。

　　万里茶路衰败的见证者

　　1850年，在万里茶路最为繁盛的时期，在福建武夷山出现了一个高鼻深目的人，他叫罗伯特·福琼，是一个英国人，同时也是顶级的中国植物研究专家，他急于寻找的是顶级绿茶和红茶的种子和活株，并将他们带到印度去培植。

　　当时英国商人、俄国商人已经直接插到了晋商的大后方，抢占了晋商凭借的最后一个茶叶基地和市场堡垒——汉口，在汉口开设工厂，效率高、质量好、成本低，急速抢占市场，而且，这个影响不单纯是在汉口，整个茶叶之路都受到了很大冲击。

　　恰克图市场日益衰败的同时，在中国西北部，俄罗斯人利用伊利和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地的通商权，不断地挤占西北茶叶市场，恰逢此时，新疆爆发了反清起义，俄罗斯人趁火打劫，西北晋商纷纷出逃。虽然左宗棠率领军队收复了伊利，但晋商在西北地区的商业体系也瓦解了。

　　1867年，恰克图迎来了第二春，从这里退守到归化城的晋商卷土重来，这一次，晋商大贾一鼓作气，乘着清政府减免税收的政策春风，将商号开到了俄罗斯腹地，常家甚至将生意直接做到了西伯利亚、巴尔古金、聂耳庆斯克等地。在晋商踏出国门、将商路拓展到俄国的第一年里，向俄国输出茶叶11万担，第三年，已经达到了20万担，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常家在俄国的全部资产被苏联政府没收，以常家为首的赴俄晋商全面落败，8万晋商从俄返华。与此同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操纵下，印度茶叶迅速抢占世界市场，中国茶叶丧失了一直以来的垄断地位，贸易量急速下跌。20世纪初，在席卷全球的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在诸多复杂的外因和内因的交错作用下，长达260多年的万里茶道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第八集：漂洋过海书写家国情怀

　　近年来，海淘的出现满足了很多人足不出户就能从国外购物的需求。可是您知道吗？200多年前的清朝政府也有这个需求，当时，清政府迫切需要从日本采购一项重要物资来维护社会稳定。最终，是晋商肩负起这个特殊使命，从来没有漂洋过海过的晋商组建了船帮远赴日本，就在这次的海上贸易过程中，晋商书写了彰显家国情怀的恢弘篇章。

　　缺铜让清政府遭遇社会危机

　　从秦始皇统一货币开始，圆形方孔的钱就在我国陆续流通了差不多2000多年。到了明代初期，货币主要有三种，一种是铜钱、一种是宝钞、一种是银子。到了清代，成了银钱并行本位制，也就是说既使用银子也使用铜钱，交易原则是大数用银子、小数用铜钱，大数比如国家税收、官员薪俸、大宗贸易都是用白银来结算的，而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交易大部分使用铜钱，也就是说铜钱使用的范围和频率要远远超过白银。但由于铜供应不足，铜钱远远不足以支撑老百姓的日常需要，银钱比例严重失调，所以清政府就派人去日本贩铜。

　　日本虽然面积小，但是它的金属储藏量，尤其是贵金属储藏量，包括银、铜，都是非常大的。17世纪的时候，日本又发现了两大铜矿，这两大铜矿一个是足尾、一个是别子，这两大铜矿分布在从日本关东一直到四国九州这样大的范围内，1680年以前，日本的铜产量一直是世界第一。

　　当时清政府和日本是朝贡贸易、官方贸易，这从明代就延续下来，政府的官方贸易规定，每三年日本人可以组团来一次，一次来300人，来了以后可以捎带做点生意，包括政治性垄断贸易，我们当时东南沿海的丝绸、茶叶、文房四宝等都是日本非常需要的。而清代康熙年间，人口激增，人口多了、吃饭人多了，对金属、对物资的需求也多了，贸易量随之增大，官方贸易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介休范家获取贩铜特许经营权

　　清朝赴日贩铜的贸易最早是由各个关口的税官负责，他们委托不同的商人去完成，由于商人们无法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惹得皇颜大怒。因此乾隆初期，规定只允许由一家官商和十二家民商参与贩运洋铜的贸易，这家唯一的官商就是介休的范氏家族。据《皇朝文献通考》记载，当时全国出海贩铜的船一共有十五艘，十二家民商各一艘，范氏家族就占三艘，占总数的五分之一。

　　介休范氏家族获取贩铜特许经营权，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在明后期，山西商人就和辽东人做生意，清兵入关以后，就把他们册为八大皇商，其中包括范家。康熙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时，介休范氏家族好几次负责运送军粮，史书记载，范氏运送军粮万里转送从无差错，好几次大规模军事行动都是几十万、上百万担粮食，范氏都按时运送到。范家深得皇上信赖，其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据《清史稿》记载，在清军几次围剿准噶尔叛乱的过程中，在一次运粮的过程中，不幸被敌军抢走13万担粮食，得知情况的雍正并没有责怪范毓馪，决定损失由朝廷承担。但范毓馪坚持声称责任在己，执意全权负责，最终自掏腰包拿出140万两白银给朝廷退敌。正如《清史稿》作者赵尔巽所说：“范氏出私财助军兴，几倾其家而不悔，求诸往史，所未有也。”

　　范氏海上贸易因何终止？

　　首先，乾隆年间，国内对于铜矿开采力度加大，年均产量达到1000万斤，最高峰时能达到1380万斤左右，这就能够支撑起国内铜的使用量。第二，1715年日本推出正德新令，同时对华商还有一个专门制度，叫信牌制度，也就是相当于执照，如果没有信牌，就没法儿交易。第三，范家贩铜也发生过海上风险，船翻了，葬身海底，而且还不止一次，这样就亏欠下100多万两银子，就是个大窟窿。

　　范氏家族的海上贸易就这样落下帷幕了。不过，不难看出，晋商建船帮赴日贩铜，帮助清政府解决了重大的社会危机，再一次彰显了晋商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依靠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开拓进取的精神，让身处内陆的晋商在茫茫大海上开辟出一条海上贸易之路。船帮与驼帮、票帮齐名，为晋商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精神财富。

文字整理：记者 张春玲

文字来源：黄河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