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一 、遗址与发掘

1925年到1926年的冬天，北平清华学校研究院的李济博士，曾到山西南部的汾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他在那里的交头河（[译音]Chiao-tou-ho）附近发现一个遗址，另外在西阴村附近也发现了一个。

1926年10月15日，李博士回到西阴村（这里的遗址比较大）开始发掘，不断地忙了将近一个半月，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他得到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的协助。大体说来，这次成绩相当令人失望。虽然他曾发掘出60多箱陶片，但没有一件完整的陶器，并且在石器和残存人骨方面，发现也极少。

因为李氏的西阴村发掘报告英文版尚未印行，我在这里把它扼要地摘译出来。

西阴村史前遗址在山西省西南角的夏县境内（即黄河入海前最末一个大河曲处），为传说中的夏代（公元前2205年）文化中心地区，据传说大禹庙和他的后人的陵墓以及当代名臣们的坟墓都在此地。此外，历史传说中的尧（公元前2285年）、舜（公元前2257年）古都，相传也都在山西这一西南角，前者在夏县北面，后者在夏县西面。所以这个地方至少在传说中是具有悠远的历史的。

现在的西阴村位于运粮河故道附近为黄土披盖的鸣条岭西南坡上。村中农民一直从该地挖取黄土积肥，所以显露了蕴藏遗物的地层。

袁先生曾测量此遗址的面积，发现它占地甚广。于是李博士在开始发掘以前，就决定致全力于清理一个很小的面积。遗址的南面有很长一段暴露在外面，高出邻界地面约3-4公尺。他发现这是一个用“剥洋葱”式挖掘法来一片一片地挖掘土层的理想位置，因为这里掘出来的土可以很容易地移到下方地面。他在袁先生所绘地形图的零线西侧选出一点，作为定标点。并且从这里挖起，先向南，再往东，然后向北。他一共挖了12个“探方”，每个探方2公尺见方，其中8个是完整的，4个不完整，并且在每个探方内都挖到看见生土为止（图一）。

图一 发掘平面图（1/110）

0为定标点 1-8为探方号码

为了适应这挖掘，他想出一个新的记录方法。“探方”的编号是按照发掘先后次序而定的。东西线为X轴，南北线为Y轴，上下移动的是Z轴。任何出土物的位置，都能丝毫不差地利用这些轴线来确定。

但是不可能，同时也绝对没此必要把上万的出土陶片的准确位置都标记下来。所以李氏用常用的“分层法”来补充X-Y-Z坐标。他把发掘工作进行划分为深各1公尺的地层。由定标点往下第一层是A层，第二层是B层，依次类推。但是每一层内又划分为许多亚层，亚层的厚度主要以堆积物的自然层来决定。

大体说来，堆积物的自然层约有7层（包括顶层与生土），其厚度与延展度甚不规则。但这种区分，对于我们研究第四探方从定标点向下1-1.5公尺的从黄土到灰土的土色变化很有关系。一般说来，层次并不确定或者一目了然，而是充满了交叉和“袋形”的状态。

就结果而言，我们可以说发掘这一遗址所用的方法未免过于繁琐。但是因为在西阴村遗址发掘以前所有各次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工作都是草率从事，从科学观点上，确可以说至少有一次精密的发掘了。

陶片的分类与叙述

如上所述，这个报告，几乎是完全以第四探方中出土的陶片为基础来进行研究。但是必要时也从别的探方内取材料来补充。其所以选第四探方做基础，是因为这个探方最深，从定标点向下延伸4公尺。

这里再说一下，因为没有发现完整的器物，并且我屡次对器物修整复原的努力，也告失败，所以本文的研究只能利用陶片。同理，我也就不能提供有关完整陶器器形的任何材料，或对在最一般性的说明之外，对陶片上的纹饰作任何阐述。

[陶片]分类如下：

A.无彩陶

Ⅰ.粗陶

a.无地色、磨光或陶衣

1.灰色

4.暗褐色

8.红色

c.带陶衣

8.红色

Ⅱ.细陶

a.无地色、磨光或陶衣

1.灰色

2.黄色

3.褐红色

4.暗褐色

5.黑色

6.砖红色

b.带地色和磨光

1.灰色

2.黄色

3.褐红色

4.暗褐色

5.黑色

9.白色

10.粉红色

11.紫色

c.带陶衣

5.（亮）黑

7.（亮）红

B.彩陶

Ⅱ.细陶

a.无地色、磨光或陶衣

1.灰色

i 灰地黑花

2.黄色

i 黄地黑花

3.褐红色

i 褐红地黑花

4.暗褐色

i 暗褐地黑花

6.砖红色

i 砖红地黑花

b.磨光

1.灰色

i 灰地黑花

ii 灰地黑花与灰地红花

iii 灰地红花

2.黄色

i 黄地黑花

ii 黄地黑红花

3.褐红色

i 褐红地黑花

iii 褐红地红花

4.暗褐色

i 暗褐地黑花

vi 暗褐地白花

8.红色

iii 红地红花

iv 红地灰花

v 红地黄花

9.白色

i 白地黑花

ii 白地黑红花

10.粉红色

i 粉红地黑花

c.带陶衣

7.亮红色

i 亮红地黑花

9.白色

i 白地黑花

ii 白地黑红花

[陶片]叙述如下：

A.无彩陶

Ⅰ.粗陶

a.无地色、磨光或陶衣

1

灰色

口缘：包括型式ⅠA1、1A2a、ⅠA2c、ⅠB1，ⅠB2a，ⅠA3，ⅡA1，ⅡB2a，ⅡB2b，ⅡB2c，ⅡB3，ⅢB，ⅣA，ⅤB。

器底：包括型式Ⅰ、Ⅲ和Ⅳ。

柄或把：包括型式ⅠA2和ⅡA。

表面加工：无任何表面加工，有一些用小木片或苇片予以刮削或打磨[的痕迹]，色泽由浅灰到暗灰。

纹饰：约一半为无彩陶；另一半全身满布绳纹，排列无任何明显次序（除全部作经度线或对角线之排列以外）为不规则之平行线，或者有一部分在靠近容器的顶部，有横行划纹穿插于不规则平行列线之间作编篮之状；有一些陶片上有深浅不一的平行细槽状横纹；有的陶片表面粘有横行波浪状堆纹带；也有些陶片上附有直径1.5-2公分的圆饼，个别地或者3个一组地粘附在器身上部。

陶土质料：陶质粗，不很硬也不均匀，所含沙粒直径有时达2公厘；偶或以苇片或其他植物质作羼合料。颜色由浅灰而暗灰。大多数内外表面间色泽一致，但其中有1/8的陶片内表面色泽较暗，一小部分陶片中心比边缘暗，又有28片内表面呈红色。约85%（1605片）为手制，15%有轮制痕迹。陶片平均厚度稍过10公厘，最厚处12.5公厘，最薄处3公厘。

4

暗褐色

口缘：包括型式ⅠA1、ⅠA2a、ⅠA2c、ⅠB1，ⅠB2a，ⅡA1，ⅡB1，ⅡB2a，ⅡB2b，ⅡB2c，ⅡB3，ⅢB，ⅣA，ⅤB，ⅥB.

器底：包括Ⅰ、Ⅳ和Ⅴ。

柄或把：仅有ⅡA1。

表面加工：无任何表面加工，仅有一些刮削和打磨[的痕迹]。

纹饰：与粗灰陶同。

陶土质料：如粗灰陶，颜色由浅褐而暗褐；其中约有半数的陶片内外表面之间色泽一致，另一半内表面下的内胎作灰色，显现出烘焙不足。小部分（117块）内表面有红色。陶片的89%为手制，仅约11%有轮制痕迹。陶片平均厚度略小于8公厘，厚度由3.5到15公厘。

8

红色

口缘：包括型式ⅠA1、ⅠA2a、ⅠA2c、ⅠB1，ⅡA1，ⅡB1，ⅡB2a，ⅡB2c，ⅡB3。

器底：仅有Ⅰ型。

柄或把：未发现。

纹饰：与粗灰、粗褐陶相同，但未发现波浪状堆纹，无附加圆饼，无细槽。

陶土质料：如粗灰陶，颜色为均匀一致的鲜红，有时带一些浅褐色；55%内外表面俱为红色，20%中央有一灰条，25%表面下为灰色。约88%为手制，12%有轮制痕迹。平均厚度稍强于7公厘，厚度由4到15公厘。

Ⅰ.粗陶

c.有陶衣

8

红色

口缘：未发现。

器底：未发现。

柄或把：未发现。

表面加工：外表覆有一层很厚的釉状陶衣，既亮且硬，很光滑，并且常有裂纹。虽然很不容易，但有时能一片片地剥下来。一律为暗紫红色。

纹饰：除晶亮釉状陶衣外，无其他纹饰。

陶土质料：很粗糙，硬，但不匀，羼合料（沙粒与碎石）很多。颜色由灰而褐而浅红。约50%为褐色。看来全部为手制。平均厚度稍过13公厘，厚度由7到21公厘。这种类型在中国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未发现过。

Ⅱ.细陶

a.无地色、磨光或陶衣

1

灰色

口缘：包括型式Ⅰ、Ⅱ和Ⅲ。

柄或把：未发现。

表面加工：除打磨外，无其他加工。

纹饰：2/3为无彩陶，1/3有杂乱无序的或平行的绳纹，一小部分有划纹。

陶土质料：陶质细，经过相当程度精洗，大部陶片内外表面之间皆灰色。一小部分内表面有暗褐色。此外（极少）一部分表面下为红色。羼合料很少。91%为手制，9%有轮制痕迹。平均厚度5.9公厘，厚度由3到12公厘。

2

黄色

口缘：包括型式ⅡA1和ⅢB。

器底：未发现。

柄或把：未发现。

表面加工：与无彩灰色未磨光细陶相似。

纹饰：几乎全部满布绳纹。

陶土质料：陶质细，硬度中等，经过相当程度精洗。约1/3陶片内外表面之间都呈黄色，其余的内表面为红色和灰色。羼合料极少。94%为手制，6%为轮制。平均厚度5.5公厘，厚度3到9公厘。

3

褐红色

口缘：包括型式ⅠA1、ⅠA2a、ⅠA2c、ⅠB1，ⅠB2a，ⅡA1，ⅡB1，ⅡB2a，ⅡB2c和ⅢB。

器底：包括Ⅰ、Ⅱ和Ⅴ。

柄或把：仅有ⅡA1。

表面加工：与无彩灰色未磨光细陶器相似。

纹饰：一半以下（47%）陶片为无彩陶，一半以上有绳纹。

陶土质料：与无彩灰色未磨光细陶相同，约1/3陶片内外表面之间皆褐红色。内表面带灰色者不及2/3，一小部分内部为红色。羼合料极少。87%为手制，13%有轮制痕迹。平均厚度5.9公厘，厚度由3到11公厘。

4

暗褐色

口缘：包括型式ⅠA1、ⅠA2a、ⅠA2c、ⅠB1、ⅠB2a，ⅡA1、ⅡB1，ⅡB2a，ⅡB3，ⅢB和ⅣA。

器底：包括Ⅰ、Ⅱ和Ⅲ。

柄或把：未发现。

表面加工：与无彩灰色未磨光细陶相似。

纹饰：28%稍强为无彩陶，72%陶片上有紊乱排列的平行绳纹，有的在容器顶端附近被划纹交织成编篮状。

陶土质料：与无彩灰色未磨光细陶器相同，大约有1/3的陶片内外表面之间为均匀一致之褐色，不到2/3的陶片内表面呈灰色，有的内部为红色。有少量羼合料。93.4%为手制，6.4%有轮制痕迹。平均厚度为6.7公厘，厚度由3到12公厘。

5

黑色

口缘：仅有ⅡB2a。

器底：未发现。

柄或把：未发现。

表面加工：与无彩灰色未磨光细陶相似。

纹饰：90%稍强之陶片为无彩陶，10%有绳纹。

陶土质料：与无彩灰色未磨光细陶相同。约37%的陶片内外表面之间为均匀一致之黑色，63%内表面为灰色。有少量羼合料。71%稍强为手制，29%有轮制痕迹。平均厚度6.9公厘，厚度由3到10公厘。

6

砖红色

口缘：包括型式ⅠA1、1A2a、ⅠA2c、ⅠB1，ⅠB2a，ⅠB3，ⅡA1，ⅡB1，ⅡB2a，ⅡB2c、ⅢB和ⅣA。

器底：包括Ⅰ、Ⅱ、Ⅲ和Ⅴ。

柄或把：包括ⅠA1、ⅠA2、ⅠC和ⅡA1。

表面加工：除打磨外，无任何表面加工。

纹饰：约22%的陶片为无彩陶，78%有排列无序和平行线状的绳纹，且与横行划纹在近容器顶部处不规则地交织成编篮状，有一些有细槽纹，一部分有附堆圆形小球。

陶土质料：陶质细（有绳纹者稍粗糙），硬而匀。33%的陶片内外表面之间为均匀一致之红色。22%有灰色陶肉，15%内表面为褐色，30%内部为灰色。羼合料不多。7.2%为轮制，92.8%大致为手制。平均厚度6.1公厘，厚度由3至13公厘。

Ⅱ.细陶

b.带地色，磨光

1

灰色

口缘：包括型式ⅠA1、ⅠA2a、ⅠA2c、ⅠB1，ⅠB2a，ⅡA1，ⅡB1，ⅡB2a和ⅡB2b。

器底：仅有Ⅰ。

柄或把：未发现。

表面加工：此陶器之所有陶片都覆有磨光的地色，约3/4之地色仅见于外表面，1/4则内外表面都有。地色由浅灰渐转暗灰。

纹饰：几乎所有陶片都是无彩陶。少数有绳纹，有些有细槽纹，其他尚有附堆小陶球。

陶土质料：陶质细，有适当的硬度，并经过适当的淘洗；大部分陶片内外表面之间为均匀一致之灰色，少数内表面为暗（褐）色，还有少数内部为红色，显然不含羼合料。63%为手制，37%有轮制痕迹。平均厚度5.9公厘，厚度由3到12公厘。

2

黄色

口缘：包括型式ⅠA2a和ⅠB1。

器底：未发现。

柄或把：仅有Ⅰ。

表面加工：全部陶片几乎都有一层地色，1/3内外都有，2/3仅外表面有。所有有地色之陶片都经磨光。

纹饰：全部为无彩陶，仅两三片上发现有细槽纹。

陶土质料：陶质细（比灰色磨光细陶还精细），硬而匀，色泽相差由浅柠檬色到煮熟的蛋黄色。2/3内外表面之间为均匀一致之黄色；其余1/3的内表面各呈灰褐或红色，其数量大致相等。显然不含羼合料。少数有灰色内表面陶片，其黄色地衣颇厚，并且似乎比内表面的灰色部分在质料上更为精细。41%的陶器为手制，59%有轮制痕迹。厚度由2.5到11公厘，平均厚度为5.2公厘。

3

褐红色

口缘：包括型式ⅠA2a、ⅠA2c、ⅠB1、ⅠB2a，ⅡA1和ⅡB1。

器底：包括Ⅰ和Ⅲ。

柄或把：未发现。

表面加工：与无彩磨光灰色细陶相同，颜色由浅褐红而暗褐红。

纹饰：全部为无彩陶。

陶土质料：与灰色磨光细陶相同，2/3的陶片内外表面之间呈均匀一致之褐红色，其余1/3内表面为灰色或红色。显然不含羼合料。45%为手制，55%有轮制痕迹。平均厚度5.4公厘，厚度由2到11公厘。

4

暗褐色

口缘：包括型式ⅠA2a、ⅠA2c、ⅠB1、ⅠB2a，ⅡA1和ⅡB1。

器底：仅有Ⅰ。

柄或把：未发现。

表面加工：与磨光灰色细陶相似。

纹饰：无彩陶。

陶土质料：与无彩磨光灰色细陶相同，略过半数的陶片内外表面之间为均匀一致之褐色，其他一半的绝大部分为具灰色（深浅不一）内表面的陶片，一小部分的内表面为红色。显然不含羼合料。44%为手制，56%为轮制。平均厚度为6.3公厘，厚度由2.5到12公厘。

5

黑色

口缘：包括型式ⅠA2a、ⅠA2c、ⅠB1和ⅡA1.

器底：包括Ⅱ和Ⅲ。

柄或把：未发现。

表面加工：与无彩磨光灰色细陶相同。有的内外表面均磨光，有的仅在外表面磨光。

纹饰：无彩陶。

陶土质料：与无彩磨光灰色细陶相同。仅有15.3%的陶片内外表面之间为均匀一致之黑色，84.7%的陶片内表面为灰色。显然不含羼合料。近70%为手制，30%有轮制痕迹。平均厚度7.1公厘，厚度由2.5到11公厘。

9

白色

口缘：包括型式ⅠB1、ⅡA1和ⅢB。

器底：仅有Ⅰ式。

柄或把：未发现。

表面加工：与无彩灰色细陶相同。一部分陶片内外两表面均磨光，另一部分仅外表面磨光。

纹饰：1/2以上为无彩陶，无纹饰，其余有绳纹。

陶土质料：绝大部分陶片与无彩磨光灰色细陶相同，但有一小部分陶质较细、较硬且较均匀。仅一小部分陶片内外表面之间一律是白色（即在此批陶片中其色泽也难得有纯白），大部分陶片内表面为黄色或粉红色。无羼合料。58%为手制，42%为轮制。平均厚度为5.7公厘，厚度由3到10公厘。

10

粉红色

口缘、柄、把或器底形陶片都未发现。

表面加工：磨光较其他陶器好；内外两表面均磨光。

纹饰：无彩陶。

陶土质料：陶质很细，硬而匀。大部分内外表面均为粉红色带有一褐色内层。无羼合料。大多为轮制。陶片最薄在2公厘以下。

11

浅紫色

一切都与粉红色陶相同，可能就是前者的一变种。

Ⅱ.细陶

c.带陶衣

5

亮黑

口缘、柄、把或器底形陶片都未发现。

表面加工：内外表面均盖有相当厚的陶衣，经高度磨光，所以看来好象亮漆，而且很光滑。

纹饰：只有一小片上有明显的细槽纹，其他全为无彩陶。

陶土质料：陶质比无彩灰色磨光细陶好，但不如浅红色陶，硬且匀；内外表面一般为均匀一致之黑色，其陶肉呈浅紫褐色；大部分为轮制。有的薄于2公厘。

7

亮红

除颜色有区别外，其他一切与亮黑陶片相同。片数较黑陶多。

除少数为例外，仅于外表面敷有闪亮陶衣。除了这些亮衣，陶器的遗留部分约有50%的陶片为砖红色，25%为褐色，25%为灰色。约3/4的陶片为轮制，1/4为手制。平均厚度4.4公厘，厚度由2到8公厘。

B.彩陶

Ⅱ.细陶

a.无地色或陶衣

这类陶器为数不多，所以仅开列其类名即可：1.灰地黑色；2.黄地黑花；3.褐红地黑花；4.暗褐地黑花；6.砖红地黑花。这些陶器非常可能是在制造中意外产生，除灰地黑花者外，并不是什么彩陶的特别型式。

除彩饰以外，这些彩陶在各方面与其相类似的无彩磨光灰色细陶、黄色细陶、褐红色细陶、暗褐色细陶和砖红色细陶完全相同。而且它的很粗糙草率的纹饰与那些在磨光细彩陶上的纹饰同属一类，只是制作更差而已。

Ⅱ.细陶

b.带地色与磨光

除彩饰这一点外，这一类细陶与同色磨光细陶在各方面都一样。

1.灰色：包括灰地黑花、灰地红花和灰地黑红花。

口缘：仅ⅠB1。

器底与把的陶片都未发现。

大部分仅外表面磨光。这些陶片因破碎太甚，已无法辨识纹饰。大多在器唇外缘有一条狭窄的带纹。

2.黄色：包括黄地黑花和黄地黑红花。

口缘：包括型式ⅠB1、ⅠB2a、ⅡA1和ⅡB1。

器底、柄或把等碎片都未发现。

标本少，体积小。50%的陶片内外表面之间都是均匀一致的黄色，50%内表面为灰色或红色。80%轮制，20%手制。厚度由3到7公厘，平均厚度5公厘。

3.（褐）红：包括（褐）红地黑花和（褐）红地红花。

这是彩陶中数量最大的一群，占全部彩陶的64%。这种类型的陶片不仅数量多而且陶片也比较大，在研究彩饰花纹上这些陶片自然就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口缘：包括型式ⅠA2a、ⅠA2c、ⅠB1、ⅠB2a，ⅡA1，ⅡB1，ⅡB2a，ⅢB和ⅤB，约1/4的陶片为口缘部。

器底：仅Ⅰ（有2片）。

柄或把：未发现。

表面加工：与无彩磨光灰色细陶相同，约7/8的陶片仅外表面磨光，1/8则内外表面均磨光。

纹饰：彩饰主要以曲线图案组成，如曲边三角形、圆点、大曲线带纹；其他纹饰主题均环绕于器唇边缘，如斜方格纹等（参看后面阐述）。

陶土质料：与无彩磨光褐红色细陶相同。其中有6/8的陶片内外表面之间为均匀一致之褐红色，其余内表面为灰色或褐色。62.5%为轮制，37.5%为手制。厚度由3到9公厘，平均厚度为5.3公厘。

4.（暗）褐色：包括（暗）褐地黑花和（暗）褐地白花。这是无彩陶器中次大的一群。

口缘：包括型式ⅠA1、ⅠA2a、ⅠB1、ⅡA1、ⅡB1和ⅤB。

器底、柄或把的陶片都未发现。

表面加工：与无彩磨光暗褐细陶相同。约25%内表面与外表面均磨光，75%仅外表面磨光。

纹饰：与褐红彩陶一样。小部分陶片上且有绳纹。

陶土质料：与无彩磨光暗褐细陶相同。无羼合料。近75%的陶片内外表面之间为均匀一致之暗褐色，25%陶肉为灰色，小部分陶片内表面为灰色或红色。75%为轮制，25%为手制。厚度由3到9公厘，平均厚度为5.6公厘。

8.砖红：包括砖红地红花、砖红地灰花和黄色以及砖红地黑花。碎片发现很少。

9.白色：包括白地黑花和白地黑红花。

口缘：包括型式ⅠB1、ⅡA1、ⅡB1和ⅤB。

没有发现器底、柄或把的碎片。

纹饰：与褐红色彩陶相同。

11.粉红：仅粉红地黑花。

Ⅱ.细陶

c.有陶衣

7.亮红：仅亮红地黑花。只发现极少数标本。除彩饰外与亮红色无彩陶相同，其纹饰与褐红彩陶上者相似。

8.白色：包括白地黑花与白地黑红花。

口缘：包括型式ⅠB1、ⅡA1、ⅢB1和ⅤB。

未发现底、柄或把的碎片。

表面加工：器身外表敷有很薄一层白色（成粉末状），并加以磨光。

纹饰：与褐红彩陶相同。

陶土质料：与砖红或褐红陶相同，大部分内外表面之间呈均匀一致之红色。

口缘型式的分类

如上所述，所发掘出的陶片，除了一、二简单容器以外，其它破碎过甚，原器形已无法加以任何准确程度之复原。为了避免这种不准确的情况，所以此项分类完全以口缘类型为基础，无法顾及完整原器之可能器形。这样，其优点在于建筑在巩固的实物基础上，但缺点在于只顾虑到陶器的局部而忽略了整体关系，可是这个缺点或许能用在每一类型后附加该类陶器在完整时的最可能器形一法来弥补。如此，我们能最有效地利用现有材料，并且把真实的和假设的[器形]区分开来。

分类的基础弄清楚了，我还要对“唇”、“口缘”和“颈”这些名词下一定义，我用这些名词的含义与一般习用者颇有区别。这一点没有比用下图来表现更为合适（图二、三）。

图二 唇、口缘和颈

图三 唇、口缘和颈

口缘型分类如下：

Ⅰ型：陶片线条一直延续到唇部没有任何突然中断或角度变化。

A.带有成直线的或外敞趋势的陶片（由器心向外）。

1.唇不趋厚。

2.唇趋厚。

a.仅外面凸起。

b.内外均凸起。

如图四所明示，ⅠA型的口缘陶片或许原属浅盘（图四，b）、陡边盆（图四，k）和敞口陶罐（图四，a、c、d等），图四，f或许是一罐颈。所有这些容器尺寸都相当大。

图四 按口缘部陶片实物标本所绘之剖面图

B.有内敛倾向陶片（倾向于器心）。

1.唇不趋厚。

2.唇趋厚。

a.仅外面凸起。

b.仅里面凸起。

c.内外均有凸起。

3.唇下外面有凸起。

几乎所有ⅠB型（图五、六）口缘陶片都属于鼓腹陶器，这种陶器的开口口径比器身最大的部分的直径要小（最大的直径通常位于陶器顶与底部之间）。图五，c是一鼓腹碗的口缘碎片，是西阴村陶器中最常见的一种形态；几乎所有的彩陶都属于这种类型。同图中c的同类陶片可能是一特殊形体的大球形体上附有小球形的陶瓶碎片，两者由一束腰而分开。

图五 按口缘部陶片实物标本所绘之剖面图

图六 按口缘部陶片实物标本所绘之剖面图

Ⅱ型：陶片线条的角度有一次变化，由容器中心转向外行。

A.带外敞倾向之陶片。

1.唇不趋厚（但口缘部分则有逐步普遍趋厚的倾向）。

ⅡA型（图七）的口缘陶片属于浅底盆（b和c）和敞口陶罐（a和d）。

图七 按口缘部陶片实物标本所绘之剖面图

B.有内敛倾向的陶片。

1.唇不趋厚（口缘部分或趋厚或不趋厚）。

2.唇趋厚。

a.仅在外面凸起。

b.仅在里面凸起。

c.内外都有凸起。

3.唇下里面有凸起。

ⅡB型（图八、九）口缘陶片都属于有端正口缘的鼓腹罐（开口直径比陶器最大部分的直径为小）。

图八 按口缘部陶片实物标本所绘之剖面图

图九 按口缘部陶片实物标本所绘之剖面图

Ⅲ型：陶片线条两次改变其角度，先由器中心向外，然后又走向中心。

B.有内敛倾向的陶片。

所有ⅢB型（图一〇）的口缘陶片都属于有端正口缘（well formed rim）的鼓腹罐，但图七，f、g例外，因为这是些圆形有颈陶瓶的“口部”陶片，大致为西阴陶器的一种典型型式。

图一〇 按口缘部陶片实物标本所绘之剖面图

Ⅳ型：陶片线条两次改变其角度，先由器中心向外，然后与器之中轴成平行（向上）。

A.无外敞倾向陶片。

所有Ⅳ型（图一〇）内的口缘陶片都属于大直腹型陶器。

Ⅴ型：陶片线条两次改变其角度，先由器中心向外，然后再向外延伸。

B.有内敛倾向的陶片。

所有ⅤB型（图一一）口缘陶片都属于有明显口缘的鼓腹陶器。

图一一 按口缘部陶片实物标本所绘之剖面图

Ⅵ型：陶片线条三次改变其角度，先向上，再向外，最后再向上。

B.有内敛倾向的陶片。

所有此项型式（图一一）的口缘陶片都属于带颈圆瓶。

器底型式的分类

西阴村遗址所发现的器底可以分为5组（图一二）：

Ⅰ型：平底的。

Ⅱ型：尖底的。

Ⅲ型：凹底的。

Ⅳ型：圈足的。

Ⅴ型：有足的。

最常见的是Ⅰ型。

图一二 按器底部陶片实物标本所绘之剖面图

柄与把型式的分类

Ⅰ型：把（Lug）

A.喙式的。

1.带单凹坑（single depression）。

2.双凹坑（Double depression）。

B.圆柱形。

C.平顶金字塔形。

Ⅱ型：柄（Handle）。

A.带式。

1.横置的。

柄和把（图一三）为数不多。

图一三 柄或把

西阴陶片的彩饰的研究

西阴村所发现的陶片上的彩饰主要是曲线纹，而其基本结构是由圆点、曲边三角、半月形、曲线或条带与直线组合而成，其最典型者如下：

（1）点-斜线-半月形，一般位于横线上，并且上悬以1个圆形部分的狭窄段片。最有代表性的陶片如图一四，a（见“李著”图版陆，10）。但这种形状有不少变化：图中圆点可以避开斜线而移向左上角如图一四，c（“李著”图版柒，5a），或者斜线数目减少并成曲线如图一四，e（“李著”图版玖，4），或者这些斜线与横基线完全成垂直，吊起的圆的部分转为直线如图一四，b（“李著”图版捌，1），或者吊起凸出的部分变成凹的如图一四，d（“李著”图版玖，3），或是圆点悬在半月形与横基线构成的半圆空间部分内，同时原来吊起的部分在其上又另外形成一个拱围，对角线又转为斜方格状如图一五，a（“李著”图版玖，5），或者斜方格消失，仅在基线与两层悬起的拱围之间留下圆点如图一五，c（“李著”图版柒，1），而且它也可能变为图一五，b所示，对角线消失，半月形转成为1个三角形。

图一四 西阴村彩陶片

图一五 西阴村彩陶片

虽然除了最后两片，都是从带有白陶衣的陶片中选出来的，这种型式的图案也见于褐红地黑花、暗褐地黑花和黄地黑花陶。这3组和白地黑花陶占彩陶片的大多数。所有其他组的彩陶仅有少数标本，因此对此种图案之是否也见于其他陶器一点不能断言。从最深的4公尺地层到2公尺地层都有此图案，而在深3公尺地层中最为常见。

（2）月桂叶形图案，由两个圆点连接4个三角之尖端而成，两个三角之底部彼此相背，而另两个三角之底部则各自向外，如图一五，d、f（“李著”图版柒，4），月桂叶形图案也可由一点与两三角形成，中央被一直线所分割，形成一叶筋如图一五，e（“李著”图版伍，4）。

（3）椭圆形图案（有点或无点），由4个三角连接而成。图一五，g是一个有点的很好的例子。而图一五，h（“李著”图版伍，9）则是无圆点的好例。

（4）相对直角三角形图案，或有或无，垂直线介于其间，如图一四，f、g。

（5）堆垒三角形图案，由堆垒的两排三角形形成，如图一六，a（“李著”图版陆，4）。

图一六 西阴村彩图片

（6）马尔太十字形[铁十字形]，由4个三角形连接成，如图一六，c（“李著”图版捌，4）。

（7）矩形有点形，由一点之被矩形包围而成，如图一六，f（“李著”图版伍，5a）。

（8）斜方格形图案，如图一六，a（“李著”图版陆，4）或图一四，e（“李著”图版玖，4）或作小方板形或作带状，所形成之空间或作金刚钻状（菱形），如图一七，a，或方形如图一七，d。

图一七 西阴村彩陶片

（9）带形图案，由两条平行横线形成，中间插入许多斜线，如图一六，b、d（“李著”图版捌，2和陆，5）。

（10）链状图案（Chain pattern），或呈一系列的椭圆形，如图一六，b，或为相连串的曲线，如图一六，d。

（11）沿着器唇与口缘环绕的狭或宽的实体条带，如图一六，g。

（12）流动的曲线带，如图一六，e、h（“李著”图版伍，6和7a），图一六，e之图案其形状最近似螺旋纹；西阴陶器上没有发现真正的螺旋纹。

除这12种形式以外，还可能有许多其他的形式，但是由于陶片太碎，无法辨识。

其一般特点如下：（1）纹饰成横行带状，单一的或多条的，宽度不一，且大多数限于器身之上部；（2）除沿外敞之口缘外，器身内部无纹饰；（3）纹饰总有一个上限；（4）仅沿器身有纹饰之处敷有成带状之白陶衣。这一概论也适用于亮红陶器之敷有亮红陶衣者。纹饰中所用最重要的颜色是黑色，但在大部分陶片上却呈一种肝褐颜色。[在制作过程中]一定曾用过一种刷子，因为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出陶片上的刷痕。

除这些彩饰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装饰。

（1）绳纹：图一八，a、b、c，所显现的这种纹饰很不明晰。绳纹在陶器上的分布可以不按什么明显的次序，它们可以是一些不规则的平行线，如图一五，a、b、c，这些紊乱分布的绳纹可以在器口缘附近被一些横的平行划线所交叉，但是在任何情形下绳纹总是在器身表面象经线一样成纵行。至于这种纹饰之作为装饰之用，我们大可不必怀疑；起先它们可能是制作过程中的痕迹，但制陶者那样始终如一地用横的平行线和这些绳纹交叉成编篮状，它一定自觉地把它们当作纹饰。它们最常见于未磨光砖红细陶片，极可能是尖底小口的陶罐碎片（见图一九，一个用口缘片与器底假想的复原图），也有的是未磨光褐色和灰色细陶，以及褐色和灰色粗陶片。有些磨光褐红陶片带有绳纹，其中之一也是局部带有白色陶衣并且有黑色图案。极少数标本的内外表面都有绳纹。

图一八 西阴村的绳纹陶和其他陶片

图一九 一个用口缘片与器底假想的复原图

（2）划纹：这一种陶片在西阴陶器中并不普遍，仅收集到很少的几片。以此法所制图案是极简单的平行垂直线，如图一八，e、g，图一六，h，平行斜线如图一八，f，平行横线如图二〇，a、b和斜方格图案如图一八，d。

图二〇 西阴村的绳纹陶和其他陶片

（3）细槽纹（凹弦纹）：这种纹式比划纹还少见；所发现者极少，图一八，h、i代表其主要的两种。

（4）波状堆纹：或作横带状如图一八，l，或作斜行条纹状如图二〇，b，它们可以装饰简单的无彩陶，如图一八，k、l，或与绳纹相组合，如图一八，j，或与划纹、细槽纹相组合，如图二〇，a、b。

（5）浅涡或麻点花纹（pit ornament）：通常成排出现，如图二，c，在陶片的外表面或内表面如图二〇，g，泥丸上也发现过麻点。

（6）扁饼状纹：图二〇，d，就是一个代表。在此片之情况，3个饼形排成一组，但也有单独出现。有1个变形，可以称之为“钉纹”（nail decoration），因为其形作圆头钉状而非饼状。它们在好些地方是和斜行波状堆纹条组合在一起出现的，饼之直径约18-20公厘，圆钉则为8到10公厘。

图二〇，e、f、g之碎片在器身内表面口缘下有一支喙状突起（图二〇，e、g），在其下表面有一个凹痕，似乎是为着悬挂的，但不幸只发现一片，所以此说缺乏另一有喙状突起碎片来对它作最低限度的支持。除此喙状突起之外，这碎片内表面还有麻点饰的特征（图二〇，g），另一块有意思的陶片是图二〇，h、i，它的特征在于由堆成的矩形所组成的条带，每一小方块有斜方格形图案，而且整块陶片满布浅槽。

西阴村遗址第四探方中

所出遗物的考察

我们完成上述遗物的分类及叙述后，其次即可继续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考察。这部分出土遗物包括1926年冬，李济发掘西阴史前遗址时，在第四号探方所发现的每一块陶片。在收集过程中，没有故意丢弃一块碎片；研究中也未作任何方式之选择。从而我们得以掌握了这2x2x4公尺的文化堆积层中的全部遗物。在研究中对彩陶与无彩陶都同样注意，对后者并无歧视。对成万块无彩陶进行这种繁琐的研究，其目的在于避免过去大多数史前陶器研究中所产生的不完全与不平衡的现象。

出土的陶片总数为18728块。其中无彩陶为17372块，占92.8%；彩陶为1356块，占7.2%，二者的比例为一块彩陶对12.8块无彩陶。在同数量的陶片中，细陶为13290块，占71%；粗陶为5438块，占29%，其比例为一块粗陶对2.4块细陶。在同数中未磨光陶片为13106块，占56.5%；磨光陶片为5341块，占28.5%；有陶衣陶片为281块，占15%，其比例为一块磨光陶对2.4块未磨光陶片及一块有陶衣陶片对46.5块未磨光陶片。在同数中绳纹陶为8212块，占44.0%；细槽纹陶为227块，占1.2%；划纹陶为38块，占0.2%。最后，在同数中口缘陶片为1901块，占10.2%；器底陶片为605块，占3.2%；柄与把陶片为24块，占0.1%。

在1356块彩陶片中，3.01%（或41块）未磨光陶；91.69%（或1243块）已磨光；5.3%（或72块）着有陶衣。又0.49%（或7块）为多彩陶，而99.51%（或1349块）为单彩陶。多彩陶的彩色组合为红黑及黄黑；单彩陶的彩色为黑、红及白色。各型彩陶的数量及百分比已开列如附表二；各型无彩陶的数量及百分比开列如附表一；口缘类型如表三；器底类型如表四，而柄和把的类型则如表五。

附表一 西阴村遗址各地层中无彩陶的分布

附表二 西阴村遗址各地层中彩陶的分布

附表三 西阴村遗址各地层中各种口缘类型的分布的分布

附表四 西阴村遗址各地层中各种器底类型的分布

附表五 西阴村遗址各地层中各种类型的器柄和器把的分布

*M代表无法确定型式的零星碎片。

上述数字若仅系得自单独一个遗址，似无多大意义；但如能从较多遗址中搜集类似资料，即将有助于解决有关各该遗址的性质，相互关系，或者甚至其相对年代的问题。但处理这些数字必须特别慎重，否则，草率的阐述将导致严重的错误。以本文为例，由于在此研究中只把确有彩绘的标本划为彩陶，而彩陶器上无彩部分的碎片则作为无彩陶处理，以求降低不可靠的数宇到最低限度，故1356这个数字远小于探方中彩陶片的实有数。基于观察到彩陶器上几乎一律是部分的或最多仅一半器表绘有彩绘，我个人估计该探方内彩陶片的实有数当为2712-4068块左右，即超出现有数2或3倍之多。再者我们必须记得大多数无彩陶器都较大，有时大于彩陶二、三倍，因而产生的陶片也会较多。

掌握了上述以及其他各点以后，让我们继续进行观察。正如我们所预期的，彩陶所占百分比7.2%是低的；但粗陶出现29%这样的数字则殊出人意外，因为我们从未想到彩陶和粗陶的数量会是同时稀少的。29、56.5、28.5及15等百分比提供给我们关于各种陶器制作技术流行情况的概念，即：

不磨光陶器以56.5%占首位，而有陶衣者以15%居末位。各种纹饰方法使用的多寡可由下列数字反映：彩绘7.2%、绳纹44%、细槽纹1.2%，而划纹为38%。最重要一点是绳纹器所占百分比之高，几为探方内陶片总数的一半（44%）。

今试从另外一个角度，即由各类器物在若干地层内的分布情况，推断在此4公尺厚的灰层堆积过程中，是否有何演变。

附表六的1、2、3、4各栏分别表示西阴村史前遗址第四探方内零点下第一、二、三、四公尺深处的全部陶片、粗陶、无彩陶、彩陶数，而1’、2’、3’、4’各栏则各表示其在不同地层中之百分比。正如我们从该表所见第三公尺深的地层是村落最繁荣时期堆成的，因其含量几占整个2x2x4公尺深的灰层所有陶片总数的一半。在第二公尺深和尤其显著的第一公尺深地层陶片含量所占百分比急剧下降，可能反映该遗址的急剧荒废。在粗陶、无彩陶及彩陶的分布情况中也有与此相同的急剧上升和急剧下降，显示出在此4公尺深的灰层堆积过程中，当地居民的陶器文化的一般构成并无重大变化。

附表六 西阴村遗址第四探方中各类陶片在零点下第1、2、3、4公尺深地层内的分布及百分比*

编者按：此表内数目字也有错误。

实际上从一较详尽的分析，也可得到几乎相同的结论。其结果已反映于附表一至五的最末一栏和图二一到二三内。陶片之最大集中处为上限零下2.20与下限零下2.23公尺之间的0.03公尺厚的地层（见图二一至二三）。这不仅是此2x2x4公尺灰层内全部陶片分布的总情况（图二一），而且适用于所有粗陶、无彩陶及彩陶片的分布（图二二），所有口缘陶片的分布（图二三），以及器底陶片的分布，从而也证实了得自较笼统的附表的同一结果，即各种类型陶器之间的比例是固定的。再者各图不仅证实了总表，并且更进步地改进它，把最丰富的文化层，稍稍移高到零下1.57-2.52公尺之间。而零下1.57公尺恰恰是上层过渡性黄灰土和下层灰土堆积之间的分界线。最丰富文化层的上限和此分界线的这种巧合或可看成是标志着某种环境的变化。这种环境变化的结果使土壤堆积发生变化，并造成该遗址的衰落。如上所述，由灰土到黄土的变迁一直上延到零下1.03公尺处；而在此过渡地层内（1.03-1.57公尺），陶片数量大为减少，但此层以上，由1.03上至0公尺处，减少程度更大。

图二一 西阴村第四探方内所有陶片分布示意图

（依照每亚层中每10000C.C.中的陶片数制成）

图二二 西阴村第四探方内所有彩陶分布示意图

（依照每亚层中10000C.C.中的彩陶片数制成）

图二三 西阴村遗址第四探方内所有口缘部陶片分布示意图

（依照每亚层中每10000C.C.中口缘部陶片数制成）

作进一步之分析，我们可研究灰层内各类不同器物的比例变化。让我们试从4个各深1公尺的地层内各选一个亚层作为代表，并以其所占数字作为我们观察的基础。整个2x2x4公尺灰层内，粗陶与细陶的对比为1：2.4。在各亚层内之比例为：

（1）0下0.43-0.60亚层为1：3.9；

（2）0下1.57-1.60亚层为1：2.8；

（3）0下2.20-2.23亚层为1：3.9；

（4）0下3.70-3.90亚层为1：2.0。

上述比例以百分比形式反映于附表七。

附表七 粗、细陶在各亚层所占百分比变化表

在两者中第一与第三亚层均显示同一比例及百分比。而第二及第四亚层显示出细陶比例的相当减少，从而抵消了，否则会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区别。

在彩陶与无彩陶方面，其总的比例为1：12.8，各亚层的比例如下：

（1）0下0.43-0.60亚层为1：28.3；

（2）0下1.57-1.60亚层为1：20.0；

（3）0下2.20-2.23亚层为1：7.3；

（4）0下3.70-3.90亚层为1：18。

上述比例亦以百分比形式反映于附表八。

附表八 无彩陶及有彩陶在各亚层所占百分比变化表

第三亚层内彩陶的比例有显然的增长；第一亚层仅3.5%，第二亚层仅4.0%，第四亚层仅5.2%，而第三亚层则上升到11.9%。由此可见，在陶器生产极盛时期，彩陶生产的比例也较大。李济博士研究的第三探方内，居于相应位置的各亚层也显示着类似倾向，仅其显著程度略低而已，彩陶片在各亚层的百分比如下：（1）零下0.72-0.70亚层为3.5；（2）零下1.40-1.47亚层为2.0；（3）零下2.14-2.30亚层为7.8；（4）零下3.17-3.52为5.7。

若以上述方法考察若干最典型的西阴陶器，其结果可综合如下列之附表九。

附表九 西阴村陶器在各亚层内所占比例与百分比变化表

在图二十四中，同一结果用图的方式表现出来，借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似乎比上述较笼统的结论更复杂和不明确的情况。但除亮红细陶及白陶衣地黑花陶外，上面两个地层内的典型陶器的比例一般仍趋向于减少。因此，我们有相当的把握断言在西阴村陶器的生产极盛时期，各种典型陶器也相对的最常见。白陶衣陶的最高产量也同样是发生于这最丰产的地层中，虽然在其极上限[最晚期]。至于西阴村最进步的亮红细陶对其他陶器的比例，则相反地在此后有显著的增长倾向。

图二四 西阴村遗址四个各深一公尺的地层内各类代表性陶器分布比例示意图

①粗灰陶②褐红细陶③亮红细陶④（褐）红地黑花细陶⑤砖红细陶⑥白细陶⑦白陶衣地黑花细陶（0-4代表亚层）

就各类陶器在整个4公尺深灰层内，从上到下的分布而言，我们发现所有较具代表性的陶器，包括最进步的亮红陶在内，全存在于从0公尺到0下4公尺的地层内。可以明晰分类的陶器中，其分布不及于[这4公尺]全区者如下：

（1）厚红（着陶衣）粗陶：分布于从0下1.35-3.92公尺各层，仅第一个公尺亚层缺。

（2）多彩陶：

红地黄黑花，1.35-1.38亚层内一块；

黄地红黑花，1.62-1.80亚层内一块；

白地红黑花，1.91-2.06亚层内两块；

灰地黑花，2.23-2.34亚层内一块；

红地黄黑花，2.52-2.62亚层内块；

黄地红黑花，4公尺以下的亚层内一块，仅存在于0下1.35-4公尺之间，第一个亚层亦缺。

（3）红彩陶：分布于从0下1.62下至3.70公尺各层。

（4）白陶衣陶：在上限为0.60而下限为0下4公尺的各层内几乎全有分布。

至于口缘、器底、柄、把等型式之分布如下：

口缘型式：

1.分布于从零点到以下4公尺各层；

2.同上；

3.分布于从0.76至以下4公尺；

4.分布于从零下1.62-3.92公尺各层；

5.分布于从零下1.57-3.92公尺各层。

器底型式：

1.分布于从地表下至4公尺各层；

2.分布于从0.60至以下4公尺各层；

3.分布于从1.62至以下4公尺各层；

4.分布于从零下1.57-3.25公尺各层；

5.分布于从零下2.52-4公尺各层。

把、柄型式：

1.分布于从1.91到以下4公尺各层；

2.分布于从1.62到以下4公尺各层。

将上面所作的一般观察更进一步深入。我们即可断言在西阴村史前居址的陶器生产鼎盛时期，不仅相对地说生产了最多的典型西阴陶器，并且在器类和器形上也最为富于变化，丰富多采。

虽然在鼎盛期后，突然降临的生产衰退，使产量锐减，并使多色彩绘的技术和较为进步和复杂的形制绝迹，但西阴陶器组合的般特征在该遗址有人居住期间，始终是被保持着的。

与中国境内其他曾见报导的

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遗物的比较

在下述各节中，尽可能以西阴遗址的整个陶器组合作为比较的基础。因在两个相距遥远（空间上而言）的陶群中，个别特征的平行发生，并不建立二者间的关系。这个已为人类学家长期运用的关于文化组合的概念，我认为考古学者也尽可应用。但由于用以比较的资料的极其简略，我只能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应用这个概念。

比较工作当从河南（特别是仰韶）开始，因它的报导最为详尽，也最靠近山西。

仰韶陶片含有65.60%的二氧化矽、15.64%的矽酸铝、18.30%的铁，以及微量的矽酸镁，但无氧化钙（石灰），而秦王寨陶片比仰韶陶片含氧化铁较少（12.16%）。经斯密逊研究所化验的一块西阴褐红细陶，则不仅含有64.80%的二氧化矽、17.74%的矽酸铝、5.68%的三氧化二铁、2.22%的氧化镁，此外还有0.60%的氧化钙（石灰）、0.76%的氧化钛、0.14%的氧化锰、1.24%的氧化钠，以及2.25%的氧化钾等仰韶及秦王寨所没有的成分（仅秦王寨陶片有锰化物）。由此可见这两个地区陶片的化学成分有相当大的差异，同时河南陶片所含氧化铁的百分比较高也附带说明其火候较西阴为高。

为明确起见，我们可以比较这两个地区的无彩陶和彩陶，并先从无彩陶开始。

在形制方面：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所著录的仰韶口缘形制全见于西阴。包括的型式有ⅠA1（《远古文化》图版Ⅶ，4）、ⅠA2A（《远古文化》图版Ⅶ，2）、ⅠA2C（《远古文化》插图10）、ⅠB（《远古文化》图版Ⅶ，3）、ⅡB1（《远古文化》图版Ⅶ），以及ⅢB（《远古文化》图版Ⅶ，1及插图9）。虽然仰韶无彩陶的口缘形制较西阴为少，但器底的形制却较后者多。两地都有的底形为型式Ⅰ的平底（《远古文化》图版Ⅶ，3）、型式Ⅱ的尖底（《远古文化》图版Ⅶ，1）和型式Ⅳ的圈足底（同上书图版Ⅶ，2）。《远古文化》没有著录凹底，但有理由可以相信它在仰韶存在。有足底在仰韶的发展程度较高（《远古文化》图版Ⅶ，5；XVI，2）。《远古文化》图版Ⅶ，6、7和XVI，6的三足底[译者按，即鼎、鬲之类]以及图版XV，2的镂空高圈足均为西阴所无。两群共有的器柄仅有型式ⅠC（《远古文化》图版XV，1）。此外，仰韶还有竖柄（《远古文化》图版Ⅶ，6、7；XVI，6、8）及圈耳（《远古文化》图版XV，3、5），两者均不见于西阴。典型的小口，尖底，绳纹双耳罐也是在仰韶发现的（《远古文化》图版Ⅶ，1）。

从安特生这报告仅能归纳出下列两种器类，且都在西阴发现过。

（1）褐灰粗陶，厚度为5-7公厘，平均厚度为6公厘（西阴同型器的厚度为3-12公厘，平均厚度为7公厘）。

（2）绳纹砖红陶，厚度为5-8公厘，平均厚度为6.5公厘（西阴者厚3-13，平均厚度6.1公厘）。

以上两型器物的纹饰有绳纹、绳纹与水平划纹交叉的仿编篮纹以及波浪状堆纹等，全与西阴各型一致。

故此，仰韶与西阴两地的无彩陶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仅前者的器底形制较发展而已。

在西阴陶的18种口缘型式中，见于仰韶彩陶之中的有6种，即ⅠA1、ⅠB1、ⅠB2a、ⅠB2c、ⅡA1、ⅡB1及ⅤB（“阿尔纳"插图6-29），仰韶彩陶的口缘型式尽在于此，而西阴彩陶则具有ⅠA2a、ⅠA2c、ⅠB1、ⅠB2a、ⅡA1、ⅡB1以及ⅢB等七种型式。两地相同的型式共4种，即ⅠB1、1B2a、ⅡA1及ⅡB1。上述简单计算，说明两地口缘型式相同的达50%以上，而且两地都有ⅠB1型，这种型式包含有两地最为普遍的唇内敛广口碗。至于器底形制，则仰韶和西阴彩陶一样，只有型式Ⅰ（“阿尔纳”插图2）、Ⅲ的凹底（“阿尔纳”图版Ⅶ，24、25）以及在西阴彩陶及无彩陶中均未曾发现过的圆底（“阿尔纳”图版Ⅱ，2）。两地均未见柄或把的碎片。

在纹饰方面，两地的彩陶有下列共同点：

（1）在18种型式中，发现于仰韶（包括秦王寨）的有9种。在磨光地色上的为：灰地红花、（褐）红地黑花、（褐）红地红花、（暗）褐地黑花、（暗）褐地白花、白地黑花及白地红黑花。在白陶衣地上的为：白地黑花及白地红黑花。此外，阿尔纳的报告也曾提及有在磨光地、地色或陶衣上施彩的陶片。

（2）与西阴陶片的情况相类。

“仰韶及秦王寨的彩陶照例有红地色......这种地色其色调从浅砖红色到暗紫或暗褐色不等，有时焙烧仅在外表产生红色，而内心尚保持或多或少的灰自然色......红色表面常很平滑，有时磨光发亮，在这种方法处理之下，红色呈转为深暗的色调。在某些情况下......在器物的内表面和外表面都敷有层真的红色衣”。

（3）彩绘的颜料和西阴一样是黑色（时有转为暗褐及暗紫的）。红地黑花在两地都是最普通的型式。

（4）两地均发现有在真白陶上施彩绘的。

（5）两地的白陶衣均略带象牙黄或甚至呈加有牛奶之咖啡色，敷涂颇厚，有时可以成片剥离，且系环绕彩绘部分涂成一圈。

（6）两地纹饰均限于含有下列元素的各种几何图案：

“直线、波浪纹、曲线、斜方格及螺旋纹等的线条及条带直边或凹边三角形（且多为圆角）。半圆及圆（单独的或同心圆的）。最后为圆盘或半圆盘及尖梭形”。

在西阴彩陶纹饰中，不见有

形、螺旋纹及同心圆。

（7）仰韶彩陶有西阴的12种典型花纹中的下列各种：①点-对角线-新月纹（图二五，a；《远古文化》图版XII，1）；②月桂叶纹（图二五，c；《远古文化》图版XIII，8）；③椭圆纹（图二五，f；“阿尔纳”图版XIII，72）；④矩形一点纹之无点者（图二五，b；“阿尔纳"图版X，38）；⑤平行线斜方格纹（图二五，b）；⑥连锁链纹（图二五，d；《远古文化》图版XII，2）；⑦环绕边缘之条带（图二五，e；《远古文化》图版IX，1）；⑧流动的曲线条带（图二五，g；《远古文化》图版IX，6）；⑨穿插纹条带（图二五，h；“阿尔纳”图版IX，34）。

图二五 河南彩陶片

（8）两地的彩陶均有波浪状堆纹带（“阿尔纳”图版IX，30）。

两地之间较明显的差别是：仰韶陶显然缺乏的为相背三角形纹和堆迭三角形纹；而内填横条之三角形（图一七，g；“阿尔纳”图版Ⅴ，14）、带短而垂直的刺毛纹的直线或块状（图一七，f、h；“阿尔纳"图版XII，61a、62、572）、真螺旋纹（“阿尔纳”图版IX，30）、波状线和同心圆（“阿尔纳”图版Ⅶ，65）以及曲线纹（“阿尔纳”图版Ⅶ，18）在西阴也同样显然是缺乏的。

从而，和无彩陶一样，仰韶和西阴的彩陶之间，相同之点多于相异之点。我们可以肯定断言两个遗址具有同一陶器组合，而其相异之点则必然由于地方性的差别，发展程度的不一致以及不同的外来影响所造成。两地陶片化学成分的不同实为地方性差别的良好例证，同时说明两地陶器都是在当地制成。值得注意的是一个陶器组合如何能经历这样悠久的堆积，在西阴和仰韶两个相距遥远的地域里维持下来，而且很少变化。仰韶陶的较为丰富多彩的纹饰说明它较西阴时代为发达，而且时代略晚，仰韶的高圈足及竖把手可能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的一样，是受来自东方影响的结果。

其次我们将转向东方的奉天。1921年安特生博士在沙锅屯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洞内仅出土陶片381块，其中彩陶仅存五片。

沙锅屯所出的三群陶器，全都在西阴陶中发现过。

1.粗陶，色灰褐、褐或砖红，大多为大型厚壁器，饰以席纹、绳纹或划纹。

2.细陶，浅砖红......。

3.细陶，砖红，小型薄壁黑彩器。

在纹饰技术方面：虽然这5块沙锅屯彩陶会使人以为是河南或山西陶片，真正席纹在西阴除偶见于器底外，还没有发现过；绳纹与仰韶、西阴完全一致，而划纹的应用则较后两地为广。

在形制方面，沙锅屯的每一种口缘形制都见于西阴。全部口缘型式共为6种：ⅠA1（《沙锅屯》插图9）、ⅠA2a（《沙锅屯》插图10）、ⅠB1（《沙锅屯》插图7、8）、ⅠB2a（《沙锅屯》插图5、23）、ⅡB1（《沙锅屯》插图15、17、18），以及ⅡB2a（《沙锅屯》插图16）。器底有Ⅰ型的平底（《沙锅屯》图版X，12）和一块深空的足部陶片（《沙锅屯》插图12），这种深空足片与仰韶的高圈足相似而为西阴所不见。仰韶型式的竖把手也在此地发现过（《沙锅屯》插图13）。

虽然根据381块陶片而作论断是极其靠不住的事，我仍要大胆提出：沙锅屯与仰韶及西阴之间具有同一个或至少是紧相关连的陶器组合。

根据安特生，此一陶器组合在甘肃也有发现：

“甘肃仰韶与河南仰韶不同之点在于甘肃的单彩粗陶要少得多，同时不见三足的鼎、鬲之类或者至少是极端稀少。居住地的彩陶与河南彩陶有很密切关系，虽然陶色比较典型地区仰韶村的美丽的深红色要浅得多。彩绘图案与河南的碗等大致相同，但甘肃有一新的特点，即在很多家用器皿的内表面也施有彩绘。

根据同一叙述，我们可以断定甘肃仰韶的家庭用陶与河南仰韶的关系没有后者与西阴陶的关系密切。

至于安特生在初步报告中著录的随葬器物，严格地说，与西阴的彩陶片不能相提并论，后者是家用陶器碎片，而且两者之间实际上并无任何重要的共同点。

其次我们将转向东方的东蒙古（介于东西戈壁及扎赉诺尔和白河之间，抵达阴山及兴安岭间的高原）。鸟居龙藏在1906-1913年间曾多次旅行该地区，从散布于全区的，他认为属于东胡遗迹的荒弃了的堡垒、居住址、木屋及其他栏寨内，收集了大量石制工具和陶片。但可惜未作有系统的发掘而只是从漫无目标的地面采集或偶尔浅挖所获得的材料。

鸟居把他所得东部蒙古陶分成三组：（1）粗脆褐陶；（2）烧焙较佳，极坚实，质好色灰；（3）与第（2）组相似，烧制谨慎亦呈灰色，与（2）型同纹饰而形制各异。其分布为：（1）类不见于西喇木伦河以南；（2）类不逾阴山山脉之南；（3）类限于阴山与白河间地区。但他关于器物型式的记载过于简略，因而不能以器物为基础与其他各群进行比较。从其告的图版Ⅳ（图A、B、C、D、E）所录陶片来看，似全较前述各群陶片的制作为佳。

由于鸟居未曾确举这三类陶器的形制，我们只有不计较型式的不同而以此整群与其他各群进行比较。东部蒙古具有西阴陶的18种口缘型式中的11种。兹列举于后：ⅠA1（《蒙》插图48之1、2、3、4）、ⅠA2a（《蒙》插图48之21）、ⅠB2a（《蒙》插图48之32）、ⅠB2b（《蒙》插图48之23）、ⅠB3（《蒙》插图48之6、22）、ⅡA1（《蒙》插图48之51）、ⅡB1（《蒙》插图48之40）、ⅡB2b（《蒙》插图48之24）、ⅡB2c（《蒙》插图48之56、57、58）、ⅤB（《蒙》插图48之65），以及ⅥB（《蒙》插图48之45）。除ⅤB和ⅥB以外，东部蒙古未发现[西阴的]较发展型式；反之，东部蒙古较发展的形制亦不见于西阴。东蒙古也没有西阴的典型敞口碗；东蒙古虽有平底、凹底及圈足，但缺乏尖底和带足底。东蒙古空足和高圈足虽不见于西阴，但却发现于仰韶及沙锅屯的器底陶片中。蒙古不仅有喙式及侧把手的平顶金字塔形体，而且较发达和较常见。此外[东蒙古]、沙锅屯及仰韶的竖器耳，却不见于西阴。

关于纹饰技术，鸟居又分成3种型式。（1）划纹刻的线条和小点；（2）模印图案；（3）席或绳纹，未发现彩陶片。其模印图案完全不见于沙锅屯、仰韶、西阴或甘肃（？），划纹应用之多，远过于其他四地，而绳纹则与中国本土各群相当类似。鸟居所述这3种型式的分布为：绳纹限于老哈河以南并下伸进入南满；模印纹集中于西喇木伦河盆地、兴安岭，偶或一见于老哈河流域；划纹则遍布整个东蒙古境内。

蒙古群纹饰构成的整个面貌与中国本土的任何陶群的差别很大。纹饰构成的元素诚然只有点、短线、直线及曲线、三角形、金刚钻形（菱形）和绳圈纹等；由这些要素组成的花纹，虽然全为几何形，却与中国本土各群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二者间，共同的花纹仅有：波浪状条带纹（《蒙》图版Ⅵ，39）、盘状纹（《蒙》图版Ⅶ，53）、圆点堆纹及绳纹（《蒙》图版Ⅴ，12）。

鸟居在满洲极南部，辽河盆地以及辽东半岛发现了类似性质的遗物。但他关于这些遗物的研究甚至比蒙古报告还不彻底。

满洲发现了18种西阴口缘型式中的10种，即：ⅠA1（《满》插图22之12）、ⅠA2a（《满》插图22之4）、ⅠA2c（《满》插图22之79、80）、ⅠB2c（《满》插图22之56、57）、ⅠB3（《满》插图22之70-73）、ⅡA1（《满》插图22之17）、ⅡB1（《满》插图22之15、21、23）、ⅡB2a（《满》插图22之16、30）、ⅡB3（《满》插图22之36），以及ⅤB（《满》插图22之21）。正如蒙古群一样，满洲既缺乏西阴的最发展的口缘型式，而西阴也缺乏满洲的最发展的口缘型式。除尖底以外，所有西阴的其他器底型式都在满洲发现了。满洲的圆底、深空足和高圈足不见于西阴，但却发现于沙锅屯和仰韶。满洲发现了西阴的所有器柄与把手型式，其把手形制也同样有较多的变化。横的和竖的圈柄或耳的形制在西阴陶器中根本没有（在仰韶及沙锅屯曾发现竖圈耳）。

满洲的纹饰与蒙古相当近似，只是满洲盛行划纹及绳纹，缺乏或极少模印纹，同时花纹多作于狭窄的横行堆纹带上。一如同蒙古群，与西阴陶纹饰相同的仅为：波状条带纹、盘状纹、圆点堆纹和绳纹。整个说来，蒙古群具有较复杂的纹饰系统，满洲群的形制较为发展，但它们可说属于同一个陶器组合，与西阴及仰韶的颇为不同。

满蒙群不仅属于不同的陶器地区，而且其年代也较中国本土各群为晚。这从器物的质量较好，形制较进步以及纹饰系统较复杂等方面来看都是很明显的。真席纹、深空足、竖圈耳以及划纹占较大百分比等现象的出现于沙锅屯，说明两者的接触地区似在奉天西南部及直隶北部。北方各群的影响远达象河南这样遥远的南方，似已由仰韶发现形制完美的高圈足这一点所说明了。还得注意的一点，是北方各群整个地缺乏尖底以及典型的西阴敞口敛唇碗，更进一步强调了南北各群之间的差异。

非常不幸的是现在还没有掌握朝鲜的资料。鸟居曾很随便地提到在朝鲜发现有高圈足和模印纹。除此以外，现有的唯一资料是关于朝鲜绳纹陶的分布图。这种绳纹陶仅限于经由汉城自东而西，横贯半岛所划一线的以北地区。在朝鲜与满洲二地的陶器之间有某些相互关系一点是可以想见的事，但目前尚不能说明其关系存在于那一方面或达到如何程度。在朝鲜极东南角的一个可以上溯到公元后最初若干年的贝丘内，曾发现了一群无彩陶。这种无彩陶的口缘形制全曾见于西阴，还有平底、圆底、深空足及高圈足，以及满蒙型式的喙式柄和竖圈耳。这似乎表明满蒙系统的影响已达到象朝鲜极南角这样遥远的南方了。另外有意义的一点是日本的祝部型式陶器也在这个年代相当晚的贝丘中发现了。

与日本、印度支那和南俄罗斯

土耳其斯坦新石器时代遗物的比较

与远地的遗物作这种比较，与其说是其他，毋宁说只是一种考察性质。我们并不期望在这些分布辽阔的陶群之间发现太多的类似之处，而且不论我们找到了什么关系，在尚无中间地区的发现作为佐证以前，也不一定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考古研究报告几乎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唯一日文资料，今由最靠近朝鲜的遗址九州肥后国轰村贝丘开始。这种无彩陶除开一些弥生式陶片以外，全属于暗褐色或黑色的敞口瓶以及薄壁粗花、平底或凹底的长颈浅腹罐。纹饰一般为几何形，直线多于曲线，划纹所占比例较中国各群的比例为大，同时缺乏席纹或绳纹。轰村特有的凸起纹饰“系当陶坯未干以前以手指压成者”，不见于大陆各群，而指甲纹或假指甲纹也只见于西阴的一个泥丸上。至于纹饰母题与西阴相同的大致只有：波状堆纹条带（《轰村》图版XLIV，30）、圆盘（《轰村》图版XLVIII，90）以及横平行线划纹。整个说来，其纹饰系统最接近于满洲群，但不能认为属于同一个陶器组合。

九州肥后国南之萨摩国出水贝丘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全为无彩陶，大多为敞口陶器，少数为陶罐和陶瓶，高圈足者很多。陶片呈黑褐色，质地粗糙，几何形纹多在口缘上。划纹几为其唯一的纹饰技术；短直线、斜平行线及鱼骨纹是最普通的纹饰要素。这群陶器的这一特点和一般感觉显示出这群陶器和中国各群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但在划纹应用的频繁，狭窄的堆纹条带，条带纹上成排成组的锲口式的小坑眼，一条条的竖直平行线条带等，斜方格纹以及在横平行线中穿插图案的倾向等方面，则颇有满洲的风格，且在某种程度内类似蒙古的纹饰系统，所有这些特征在轰村陶中都很少见，同时轰村陶的典型手捏凸起纹和指甲纹亦不见于出水陶。整个说来，后者似乎具有比较成熟的纹饰形式。

萨摩国的指宿史前遗址提供了两种无彩陶，上层发现的陶片包括一些祝部式陶及较多的褐红弥生式陶。弥生式陶片大多是敞口瓶、高圈足杯、罐及底座等，系以夹大量沙粒的陶土制成，且仅饰以极少数划纹，这种划纹图案与祝部式陶图案的关系较孟洛所著录的弥生式花纹的关系为密切。下层发现的陶片为红或褐色；口缘内外表面以孟洛的正常的原始风格饰有那种典型的异形划纹；口缘本身也有那种典型的峰状起伏和不规则性。出水也发现些类似的原始陶片，但指宿则无典型的出水平行直线条带。轰村则截然与后者不同。上层指宿陶在相对斜线、有横条三角形及小圆圈等的应用上与满洲及蒙古群有若干相似之处。

其次我们将跨向主岛[本州]的备中国。津云贝丘的发掘出土了一系列的3种重迭堆积的陶器，上层为祝部式，弥生式居中而新石器无彩陶居下。目前我们的兴趣当然在于最后的一群。它包含有暗褐色粗陶、褐及精工磨光的暗色陶。这种陶片具有典型的原始风格花纹，一种混杂有划纹、绳纹及很低的模制纹的异形纹饰。在形制上有4种或5种简单的口缘与大陆相同，但沿着口缘的那种典型的突起则不见于后者。津云虽有平底、凹底及圈足底，但没有西阴、仰韶群的尖底和满蒙群的高圈足。津云陶和早期的指宿陶器一起，构成孟洛所谓日本原始陶器的基础。在我想来，早期指宿陶器似乎是较纯和较早的形式，而津云新石器时代陶器则为这种较纯形式和来自北朝鲜的席绳纹陶发生接触后的产物，与大陆上任何一群陶器并无相互平行之处。

津云之东，河内境内的国府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含有3种不同的陶器，即：祝部式、弥生式或中间期及绳纹陶。弥生式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两种。祝部式仅在靠近地表处发现了一些，而绳纹陶则多出自早期地层。

祝部式系普通的“大和"随葬品型式，而绳纹陶与西阴绳纹陶的差别是印纹的厚度较深。该遗址的弥生式亦为普通的一类：色暗褐，陶质颇细，手制，有些陶面磨光，有些颈、肩部有划纹，有些有模印纹。整个纹饰结构是平行线划纹、圆圈、鱼骨纹、波浪线、绳状花纹等的几何形组合。其中包括简单的形制如碗、罐等，仅带简单形状的口缘部，除平底、圈足底外，也可能有高足，以及与西阴式不同但类似于满蒙群的喙状柄（《国府》Ⅰ图版XII，7、8）这种器物较之西阴无彩陶为好，硬度也高得多，其纹饰也远为发达和细致。就其划纹和模印纹的性质相类以及高圈足和柄而言，与整个这群陶器满蒙群较为接近。

在离开日本跳到印度支那南海岸之前，我们不妨试行澄清上述5个日本陶群间的相互关系。以年代而论，国府遗址最为年轻，虽然早到新石器晚期而下到祝部式，但主要为弥生式陶。津云略早，其主要因素为新石器文化，再通过充分发展了的弥生式下延到祝部式。指宿遗址又较早一点，其下层为新石器时代而上层为弥生式陶器。出水遗址以其新石器和弥生式之间的过渡性陶器，年代更早。最后，轰村以其特殊化的新石器文化，年代最早和最突出。就型式学而论，所有这些新石器陶群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即：色褐，划纹，模制，异形曲纹，带突起的口缘以及没有高圈足等，这种一般通性甚至适用于具有独特的捏纹和指甲纹的轰村陶。所有的弥生式陶都有色褐、较规则的划纹，向条带纹饰发展的趋势，以及具有高圈足等相同的特征。介于新石器和弥生式之间的过渡性陶群则具备这两种陶器的特征：色褐黑，曲折而又较规则的划纹，有模制，明显地向条带纹饰发展的倾向和适当程度发展的空足。更有值得注意的是模印图案和绳纹都限于偏北的遗址在河内的国府和备中的津云（虽然有一些绳纹陶据说曾发现于萨摩的出水）。这似乎与朝鲜的绳纹陶也只限于半岛北部的情况相同。据说模印纹曾发现于北朝鲜，但却未听说有一片是在南方发现的。看起来，新石器时代似乎曾有两路影响到达日本群岛，一路从邻近的大陆经过北朝鲜，带来绳纹、模印图案和较规则的花纹，而另一路自南方的亚洲极东南地区，经由一系列的岛屿，到达九州和南朝鲜，带来朴素的划纹陶。

关于柬埔寨陶器，曼梭认为由于远东南部古陶纹饰的独特性和主要特征，使柬埔寨陶器独立于任何外来影响之外，仅允许作个别的、不肯定的相同点的比较。尽管这位印度支那考古权威有这种说法，在柬埔寨陶和九州的出水及轰村陶之间，存在有惊人的类似之处：捏纹（《柬埔寨》图版Ⅷ，2、16）、刺孔纹、典型的日本新石器时代划纹绳纹修饰方法（《柬埔寨》图版Ⅵ，29），以及出人意外的类似的纹饰构图。这些相似之处不免使人想象柬埔寨和日本陶之间存在着基本联系，这点已提到过，而且当然只是纯粹的假设而已。

曼梭在老挝北部潘旦迪奥（Ban Danteo）地沟（从琅勃剌邦（Luang Prabang）上溯湄公河约七公里）发现了一些陶片。这种陶片有一种以曲线系统为主干的纹饰和柬埔寨陶，前此所述的各种陶群以及东京谅山陶，显然不同。

东京谅山陶多来自离谅山东南1600公尺的梅华洞（Maipha）。根据曼梭说法：几乎所有这种陶片都是在篮内模制，因而印有篮纹，而且制作绝精，薄而平整，最常见的形制为碗、盆、球形瓶及号角形碗等。典型的带有连环椭纹，在椭纹交切处有镂孔的敞口小碗，令人联想到孟洛在《史前期的日本的原始陶器》一章中著录的渗漏器（“孟洛”插图120）和香炉（“孟洛”插图19）。这种谅山陶较琅勃剌邦和柬埔寨陶更为原始，甚至可以认为比日本新石器文化的陶器还要古老些。

仰韶陶器虽屡经安特生、阿尔纳及弗兰兹等人与亚诺陶器作过比较，我们可以运用西阴村的新材料再作比较。

文化Ⅰ，中层（北丘）

（a）制作优良的小型器物，口缘型式仅两种，ⅠA1（“亚诺"插图56），及ⅠB1（“亚诺"插图55、58），均见于西阴。器底仅有一式，西阴Ⅲ式（“亚诺”插图57），无柄或把。一般形制颇与西阴近似。有如后者，陶土系经精洗，呈浅或红褐色，烧制佳，覆有褐色或红色的地色，最常用的彩绘颜色为黑及黑褐色，绘于白陶衣地上。与西阴陶的差别在于陶质疏松，酱红或紫色陶衣，及紫色或蓝黑色彩绘的运用，以及施用陶衣的较多。

（b）制法粗劣的大小型器物，在形制上仅有4个口缘型式，即：西阴ⅠB1式（“亚诺"插图59、60、66）、ⅠB2a（“亚诺"插图62）、ⅡB1（“亚诺"插图61）及ⅠA1（“亚诺"插图63、64）；两种器底形制：西阴Ⅰ式平底（“亚诺”插图63、64）及西阴没有的高空足（“亚诺”插图65）和高圈足（“亚诺”图版20之1）。没有柄把。制陶技术与西阴颇不相同，陶土大多极为疏松，多是浅绿、白或黄色，但亦有灰白、浅褐、褐红和浅红色，火候仅适中。西阴陶几乎完全不见用草羼陶土，粗陶亦不施彩绘。但最常用的彩色仍为黑色，有时为褐色，或直接施于陶土或施于有色陶衣上。

（a）与（b）陶群中有两种花纹系统：“横行成线状排列花纹”，即由不相联系的纹饰母题排列成行列的花纹，以及“斜行条带花纹”，即纹饰各部分只有在排列成条带时才有意义的花纹。

下列为在西阴所发现的前一系统的花纹：

三角形花纹：

（1）紧连在横列内的许多三角形（“亚诺”插图67；西阴图Ⅵ，14）。

（2）三角形内满布方格状花纹（“亚诺”插图73；《甘肃》图版Ⅱ，2a、2b及Ⅶ，2）。

（3）三角形内满布平行线（“亚诺”插图74；“阿尔纳”图版Ⅴ，14）。在14种具有代表性的亚诺三角形花纹中，中国仅发现3种，甘肃1件、山西1件、河南1件。

线状花纹：

（4）一边有短线突起的线状花纹（“亚诺”插图102；“阿尔纳”图版XII，57a；XIII，63）。

菱形花纹：

（5）菱形（“亚诺”插图82；《甘肃》图版Ⅱ，1及IX，1；“阿尔纳”图版Ⅳ，11）。

（6）菱形内满布方格状花纹（“亚诺”插图83；《甘肃》图版Ⅱ，2；“阿尔纳”图版X，41）。

在5种代表性的菱形花纹中，在中国仅发现2种，甘肃2件、河南2件。

下列为在西阴发现的后一系统的花纹：

（7）平行线（“亚诺"插图86、87；《甘肃》图版Ⅰ，2、3；“李著”图版Ⅶ，5a；“阿尔纳”图版Ⅲ，3）。

（8）直条内的黑白棋盘纹（“亚诺”图版21之1；《甘肃》图版Ⅱ，2）。此外，在庞贝理的《亚诺报告》卷1插图95-97的圆点以及图版27之2中圆点在三角纹交接处的位置，都使人联想到中国陶器上的花纹，但是在亚诺中期文化Ⅰ的30种代表性花纹中，中国仅发现了8种，即27%弱，甘肃5件、山西2件、河南5件，而且连这8种花纹，也是在很不相同的组合中应用的。再者西阴村从来不在器身内部施彩。

文化Ⅰ，下层（北丘）

（c）此群的制造技术与（a）及西阴相差很大，陶土精洗，恒呈褐色坚实而烧焙极硬，但系手制，未磨光，盖有一层很薄而精美的成褐色陶衣，表面色黯而不光亮。形制非常简单。其黯色或黯褐色纹饰带有独特的满布方格状花纹的锯齿带母题。这不仅为中国所未见，而且与同一文化中的（a）与（b）群也大不相同。

文化Ⅱ，上层（北丘）

单色红陶和单色灰陶在制造技术上、形式上（一小部分简单的口缘形制除外）以及纹饰上都与中国各群截然不同，此群陶器中可见高空足及圆柱足（“亚诺”插图124、125）。

较晚的彩陶，（1）在4种单彩陶器中，只有1种还有些与西阴彩陶相似。其陶质疏松，是红褐色，黯黑色的彩色直接施于没有磨光亦无陶衣的陶坯上（“亚诺”图版32之1及33之5）。纹饰的基本母题是竖立的直边三角形。这些三角形形成各种横的、竖的、斜的集团，并与各种不同位置的直线组合在一起。如同在庞贝理书中插图138、139中所看到的一样，把成组的纵平行线穿插在由两条横线组成的条带间的倾向，在甘肃（《甘肃》图版Ⅱ，2）和山西（“李著”图版Ⅵ，5）的陶器中也可见到。这种陶器的8种典型纹饰中，只有1种发现于中国，甘肃1件、山西1件。其笔直的线条纹饰不仅与中国陶器相反，而且也与文化Ⅰ相反。（2）多彩陶似乎是由外地“传播”进来的，以其精美的黄色陶衣和黑色及暗红色花纹而和西阴多彩陶绝对不同

文化Ⅲ，下层与中层（南丘）

（a）浅色器：灰绿色或粉绿色的陶土与西阴陶显然两样。但这两群却有相同的几种口缘及器底形制。即口缘形制的ⅠA1（“亚诺"插图159、169）、ⅠB1（“亚诺"插图154、161、162）、ⅠB2a（“亚诺"插图149，150，151）、ⅡB1（"亚诺"插图154、145、152、178、181），以及ⅡB2a（“亚诺"插图142）；器底型为Ⅰ式（“亚诺"插图168）。几乎所有这些形制均曾发现于满、蒙。此外，还有发展了的器足（“亚诺”插图15、21）、圆柱足（“亚诺”插图170），以及圆锥形空足（“亚诺”插图172）。

（b）单色灰陶：陶土精洗，呈暗灰色，敷有陶衣或磨光，且形制简单。

在纹饰方面，在东方发现过这些陶群的下列花纹：

（1）划纹，平行细槽之间的波浪纹（“亚诺"图版14之1、2；15之2），发现于满蒙及日本（《轰村》图版XLV，45-48、50）。

（2）平行的短细线及梵达克式纹（Vandyke pattern）（“亚诺"图版14之3，4），发现于满、蒙及日本。

（3）半圆形弧纹（“亚诺”图版15之4），发现于满、蒙。

（4）相对斜列的平行线组（“亚诺”图版15之1），发现于甘肃（《甘肃》图版Ⅴ，1）、日本（《指宿》图版XXVIII）及满、蒙。

（5）锯齿纹（“亚诺”图版15之7），发现于日本（《出水》图版IX）。在文化Ⅲ（a）、（b）组的9种划纹中，东方仅发现3、5种：蒙古4件、满洲4件、日本5件，中国本部没有发现。而方格一三角花纹在东方是显然不见。

彩绘纹饰：黑褐色、紫黑色或黑色彩绘（在红陶的粉绿色或绿黄色陶土，以及在红陶的粉绿色陶衣上）。

（1）介于纵平行直线间的横平行线（“亚诺”图版35之4），发现于甘肃（《甘肃》图版Ⅱ，3）。

（2）以点镶边的棱角形花纹（“亚诺"图版35之5）；这使人在某种程度上联想到甘肃仰韶的“丧纹”。

（3）内填方格的三角花纹（“亚诺”图版35之7），发现于甘肃（《甘肃》图版Ⅶ，2）。

（4）锯齿花纹（“亚诺”图版35之1），发现于甘肃（《甘肃》图版IX，2）在7种纹饰中，发现于东方的有4种，且全在甘肃，但相似程度很低。

文化Ⅳ，上层（南丘）

纵然在口缘与器底形制上与西阴有某些类似之处，但严格地说，在东方并无与此群平行的陶群。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判断西阴与亚诺文化Ⅰ的彩陶之间，肯定地存在若干关系；西阴与亚诺文化Ⅱ之间也有若干关系，但显著的程度大为减少；而在亚诺文化Ⅲ与满、蒙及日本划纹陶之间，也显然存在若干关系。

各遗址年代试考

从现有资料来看，在本文所涉及的15种陶群中，谅山陶的年代似乎最早。这种看法不仅有它在质料上、形制上以及纹饰上相对说来最为原始的特征为证，而且也固定在东京[东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各文化]断代上所占相对古老的位置而得到支持。

年代次早的当推下列3群：西阴，以一部分轰村陶为代表的最原始的日本新石器文化，以及亚诺文化Ⅰ。轰村陶既和较早的谅山陶，又和较晚的满、蒙陶有着轻微的渊源关系，这似乎表现出它比西阴和亚诺文化Ⅰ的年代前后都绵延较久。西阴和亚诺文化Ⅰ也许有充分类似之处来说明他们是同一时期的文化。

河南仰韶群很可能是与西阴同时的，但其中既含有满洲文化的因素，就必须有足够长久的活动时间，才能接受北方群的影响。因此，其历史大致应较后者悠久。甘肃仰韶极可能属于同一时期。

但甘肃仰韶殉葬器则肯定是较晚的，这种推断有其本身较发展的形制和纹饰系统以及它与亚诺文化Ⅱ的相似作为证据。出水、琅勃剌邦以及逊姆琅生（Somrongsen）[柬埔寨]各群均属同期。出水之归入本期是因为它的陶群具有过渡性质，即该群既有原始的，又有弥生式陶器的特点。其他两群陶器亦因同理而归入本期，但逊姆琅生较其他两群时间绵延较长且一直下达青铜时代。

其次是满、蒙各群，对此，我倾向于把它们看成与弥生式（以指宿、津云及国府等群为代表）同期，大陆与各该群岛之间在陶质、形制和纹饰之间的类似，或许即足以为这种看法的充分根据。再者，他们与亚诺文化Ⅲ全有某种程度之渊源关系。

在编订下列绝对年代表（附表十）时，是以孟洛把大和陶断为公元前1000-500年之间的年代作为出发点。由于我们知道在本文所涉及的所有日本遗址中，没有一个是确实晚到大和时期的，准此，即将这些遗址的下限定在公元前1000年时。

附表十 远东石器时代绝对年代表

我们把弥生式时期定为绵延500年之久。这与H·许密特所定亚诺文化Ⅲ的年代以及蒙匈把琅勃剌邦和逊姆琅生中期定为公元前1500-1000年的年代，是出人意外的相符。满、蒙各群的年代似可回溯到公元前2000年，其时他们与仰韶群发生接触。

许密特为亚诺文化Ⅱ（译者按：原文作Ⅲ，按阿尔纳原书应作文化Ⅱ，兹加改正）所定公元前2000-1500年之间的年代，与其同时的轰村及出水遗址在日本的相对年代上的位置很相符合，同时也与蒙匈所定的同时代的早期逊姆琅生遗址相符。甘肃仰韶（特别是葬地遗物）也发生于这一时期。

仰韶群至少应下延到公元前2000年时，才能受到满洲群的影响。西阴群的下限当亦相差无几，但最可能消逝略早一点，以上限而言，可能为公元前2500年。

这样，把仰韶文化的年代断定在2500-2000年之间，便与安特生所定为公元前3200-2900年的年代不相一致。但由于这样的断代有许密特所定的亚诺年代；蒙匈对印度支那以及孟洛对日本诸遗址年代的推断作为辅证，而安特生却主要是以欧洲年代作为根据，因此，至少应与后者受到同等的重视。

我们从现存文化遗物所可得而断定的是，在新石器时代的后半期，远东存在着两大基本陶器型式。这就是，在北方构成中国[本土]、满、蒙陶群基础的绳纹陶和集中在亚洲最东南端的无彩陶器，在西阴文化时代——可认为与安特生的仰韶文化相同——在这种绳纹陶的基础上繁荣着一种彩陶，而且由西方的甘肃一直伸展入东方的奉天。但在此以前，此种绳纹陶（无彩陶）已往东移动，而在朝鲜与日本两地与北迁该地的无彩陶会合。在此两地的北部地区遂由前者占主要地位，而南部地区则以后者居优势。到新石器时代的末期，模印-划纹陶便带着空足和高圈足到达蒙古和满洲，并从此处扩展到西南和东南地区。但正当它传到河南之时，华北的新石器时代已达末期，因此仅在日本陶器中表现出它的影响。

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的发祥地及其与亚诺报告中所载彩陶间明显关系的真实意义迄今仍不易解决。至于蒙古的模印、划纹陶则大致是从西方沿戈壁北缘进入兴安和阴山山区，并约于同时伸展其影响于亚诺，使后者产生文化Ⅲ的划纹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