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谢高华宁拎着乌纱帽与农妇书记激烈争吵，勇敢推动开放埋下“全球第一市场”火种！

1982年夏天，浙江义乌县委大院门口，一名叫冯爱倩的农妇拦住了刚到任不久的县委书记谢高华。她不是来送材料，也不是来求表扬，而是带着被罚款、没收货物后的满腹委屈，冲着这位县委书记大声质问。

“我们不摆摊，家里吃什么？”

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反复提起。它听起来像是一句气话，却准确戳中了当时义乌最难受的地方：群众有做买卖的本事，却没有一个能让他们安心经营的地方。

冯爱倩当时靠走街串巷卖小商品维持生活。货物不多，品种也很杂，针线、纽扣、发卡之类，装在担子里，走到哪里卖到哪里。可在当时的管理语境下，这种经营很容易被视作不合规，摊子刚铺开，没多久就得收拾东西躲避。

她被追赶过，也被罚过。一次次折腾下来，本钱越来越薄，家里的日子也越过越紧。对一个普通农妇而言，摆摊不是为了发财，只是想靠自己的力气换几口饭吃。偏偏这条路，既没有稳定场所，也缺少明确保障。

谢高华没有立即打断她。

“我刚来义乌，情况还没摸清楚，你慢慢讲。”

这并不是一句客套话。若按惯常处理方式，完全可以把问题归结为“个体经营扰乱秩序”，再交给有关部门处理。但谢高华选择把人请进办公室，听她把经过讲完。

冯爱倩说着说着哭了。她讲自己的家庭，也讲卖货时的狼狈，讲遇到检查时如何卷起塑料布，讲货物被扣之后全家怎样发愁。谢高华没有急着表态，只是不断追问：货从哪里来，卖给什么人，一天大概能挣多少，罚款以后还剩多少。

这些细节很重要。

它们让一个抽象的“管理问题”，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生活问题。更让谢高华意识到，眼前这个农妇并不是孤立的个案。在义乌，和她一样靠小商品交易谋生的人，已经形成了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

义乌当时并不富裕。县城范围不大，农业条件也谈不上优越，耕地有限，水利基础较弱，单纯依靠种田，很难让全县百姓迅速摆脱贫困。当地人常说，义乌人有一股做生意的劲头，这并非凭空而来。

早在很久以前，义乌就有“鸡毛换糖”的传统。货郎挑着担子，带着红糖、针线和日用品，走村串户，用这些东西换回鸡毛，再把鸡毛集中出售。鸡毛可以制作肥料，也能用于工业生产，货郎从中赚取微薄差价。

生意很小。

路却走得很远。

这类经营培养出的，不只是讨价还价的技巧，还有对需求的敏感、对距离的耐心，以及一种“哪里有需要，哪里就能做买卖”的朴素判断。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义乌街头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小商贩。他们背着货物走南闯北，把本地小商品带到周边乡镇，甚至带到更远的地方。

问题在于，旧有管理方式与这种新生经济之间发生了冲突。

商贩需要市场，管理部门却更关心街道秩序；群众需要收入，制度又担心出现所谓“投机倒把”；货郎想把生意做大，现实却逼着他们像游击队一样随时转移。卖货的人怕被查，买货的人找不到集中地点，县城里的交通和环境也因此屡屡受到影响。

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堵，也堵不住需求。

谢高华没有凭一次谈话就拍板。他开始到基层走访。那段时间，他先后到稠城、义东、苏溪、佛堂等地了解情况，走村入户询问农民收入，查看小商品经营的规模，听干部和群众分别讲述各自的难处。

他穿得朴素，脚上常是一双解放鞋。因为外表不像人们印象中的领导干部，有时走进村里，群众并不把他当成县委书记，说话反而少了顾虑。

有人会直接告诉他：“种田一年到头，除去成本，剩不了多少。”

也有人说：“做小百货虽然辛苦，可只要货卖得出去，家里的粮食就有着落。”

还有人担心：“现在让我们摆，过几天会不会又来查？”

四个月的调查，没有形成一份漂亮的口号，却让情况一点点清晰起来。义乌真正缺少的不是勤劳的人，也不是商品，更不是做生意的传统，而是一个能够把分散交易集中起来、把无序经营纳入管理的制度空间。

这一步判断，决定了后来改革的方向。

如果继续把小商贩当作需要清理的对象，义乌只能反复陷入“查处、转移、再出现”的循环。如果承认群众经营的合理需求，再为他们划出经营场地，明确管理办法，问题就有可能从对抗变成合作。

但在1982年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这绝不是一句“允许摆摊”那么简单。

改革开放已经打开了一道缝隙，农村商品流通开始活跃，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个体经营和专业市场。但社会上对这些现象仍有疑虑，许多人担心市场一放开，就会失去控制。对基层干部而言，支持小商贩，不仅要面对工作上的风险，还要面对思想上的压力。

义乌县里并非所有干部都赞成马上行动。有人担心影响县城面貌，有人担心政策变化，也有人怕一旦出现问题，责任落到自己头上。这样的顾虑并不奇怪，毕竟当时缺少现成经验，谁也不能保证每一步都稳妥。

谢高华却认为，义乌已经到了必须选择的时候。

“义乌靠什么发展？光靠几亩田不够，小商品这条路不能再堵了。”

在一次讨论中，他把态度说得很明确：“出了问题，我负责。”

这句话之所以有分量，不是因为说得强硬，而是因为它对应着真实的责任。一个县委书记愿意把个人职务放到改革后面，至少说明他已经把基层调查所得出的结论，看得比个人得失更重。

为减少干部的疑虑，谢高华带队到温州考察。那时，温州的家庭经营和商品流通已经显出活力。许多干部原本带着疑问前去，真正走进农户家里，看到的是一间间新房、不断增加的生活用品，以及普通家庭靠经营改善生活的事实。

更关键的是，温州的经验没有停留在口头讨论上。商贩要进货，生产者要出货，运输、仓储、加工和服务逐渐跟上，经济活动由一个家庭扩展到一条产业链。干部们看到，群众并不是一放开就会乱，而是在有需求、有规则的情况下，自发寻找秩序。

这趟考察，给义乌干部带来的冲击很直接。

原来，做买卖并不等于不务正业；原来，小生意聚集起来，也能形成一座城市的经济基础；原来，政府不必事事替群众安排，却必须把基本规则立起来。

回到义乌后，县里开始推动一系列措施，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城乡之间开展商品流通，并逐步放宽经营渠道。政策口子打开了，接下来的难题也随之而来：人可以经营，货可以流通，可到底在哪里经营？

总不能继续占道摆摊，也不能让商贩一直在街头躲避检查。

于是，县里在稠城镇选择地点，建设小商品市场。1982年9月5日，稠城镇发布《关于加强小百货市场管理的通告》，正式承认并管理这个市场。市场设有七百个摊位，经营者登记后领取摊位凭证，过去藏在街巷中的交易，开始有了固定场所。

这个变化看起来并不壮观。

没有高楼，没有大型仪式，甚至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它的特殊意义。几排摊位、一张登记表、一套收费办法，却把商贩从“随时可能被赶走”的状态，带到了可以稳定经营的轨道上。

对小商贩而言，最大的变化不是摊位多了，而是心里有了底。

货物可以摆到天黑，客人可以慢慢挑选，进货商可以按约定时间来交易。经营者不用每天盘算如何躲避检查，管理人员也不必反复追赶。原来互相对立的两方，开始围绕市场规则形成新的关系。

税收和管理也被纳入其中。县里没有简单地用高额收费把经营者挡在门外，而是尽量采用能够承受的办法，让经营者愿意登记、愿意缴费，也让政府获得稳定收入。市场由此不再只是一个摆摊的地方，而成为政府、商贩和消费者都能参与的公共空间。

有意思的是，市场刚出现时，谁也无法准确预见它会走多远。

摊位上摆着的，不过是纽扣、发卡、玩具、袜子、提袋、打火机等寻常物件。单件商品价格不高，利润也有限，可品种足够丰富，需求又足够广泛。外地客商来到义乌，不必再挨家挨户寻找货物，只要进入市场，就能一次采购多种商品。

小商品的优势，恰恰在于“小”。

它不需要巨额资金，普通家庭也能参与；它更新快，能够迅速适应消费者的变化；它运输方便，适合通过批发方式流向各地。义乌把这些分散的经营者集中起来，形成了交易、信息和物流的交汇点。

到1982年底，市场商品种类已经明显增加，外地采购者逐步增多。后来，来自全国各地的经营者不断进入义乌，周边村镇也开始围绕市场发展加工、包装、运输、餐饮和住宿等行业。一个市场的出现，带动的并不只是摊位数量，而是一整套新的社会分工。

1984年，义乌进一步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思路。这个提法的核心，不是把商业当成临时补充，而是承认商业可以成为县域经济的主轴。对于一个农业条件有限、资源并不突出的地方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选择。

后来义乌的发展远远超过当初的设想。市场不断扩建，经营品类越来越丰富，交易范围从周边地区扩展到全国。生产者、采购商和经营者之间形成长期联系，许多外地商品也通过义乌进入更广阔的流通体系。

但这条路并不是靠一句口号走出来的。

它始于一个农妇在县委大院门口的质问，成于一名干部对基层现实的反复核实，也离不开普通商贩的试探、干部队伍的承担，以及政策边界不断被实践重新认识。

后来有人问谢高华，义乌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他常把功劳归于党的政策和人民群众的创造。这样的回答并不复杂，却符合事实。政策提供了空间，群众提供了行动，地方干部所做的，是在关键处作出判断，把已经存在的活力从灰色地带引入公开管理。

谢高华离开义乌后，义乌人仍然记得那段起步经历。多年以后，他参加当地活动，群众自发前来迎接，商人和老经营户还会讲起当年市场刚开时的情景：摊位简陋，货物不多，大家既兴奋又担心，生怕这次开放只是一阵风。

可那阵风没有停。

从七百个摊位开始，义乌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小商品流通体系。曾经被视为零散谋生手段的货郎生意，经过制度确认和市场聚集，终于拥有了稳定的身份。冯爱倩当年在县委门口问的那句话，也因此有了实际答案：百姓不必到县政府去讨饭，只要给他们一块公平经营的地方，他们会用自己的双手把日子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