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教授“9亿退休金”风波：一个国家最该拿高退休金的，本来就该是教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瞰见Lab ，作者：瞰见·大事

不是把已经被托住的人推回不安里，而是把还没被托住的人拉上来。

这两天，今年的教师节刚过，一条武汉大学“9亿退休金”的说法，再次把退休金的制度性问题推到了舆论中间。

网传的计算并不复杂：把离退休教职工人数、一个被假定的月退休金额，再乘12个月，一笔接近9亿元的账单便出现了。

但这笔账一开始就被带有目的性，武大、9亿、退休金，哪个词都是能引爆的热点话题。

然而它并不是武汉大学公开的某年度养老金决算，计算对象也是直接按全体离退休教职工，不是只指教授：其中包括行政、教辅、后勤等不同岗位的人。把一条粗略估算直接缩写成“武大教授9亿退休金”，既夸大了数字，也把本该被讨论的对象说窄了。

可数字一旦贴上“退休金”三个字，还是迅速点燃了情绪。

有的人在计算费用的时候，有的人想到了自己的事情。

是工厂里干了一辈子、退休后每个月还要掰着手指过日子的父母；是还在交社保的年轻人，想到自己几十年后也许只剩一份勉强保底的收入；也是那些每逢涨缴费、延迟退休，就会问一句“等我老了，到底能拿什么”的人。

这样的不安感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但如果这股不安最后变成“教授怎么能拿这么多退休金”，那大家找错了对象。

一个国家应该给教授最高的退休金，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谁在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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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从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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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RDER

教授退休之后领取的工资很多，并不该被当作一个需要解释的事情

我们总说科教兴国，也总在教师节说尊师重道。可真正的尊重，不该只是一束花、一句“老师您辛苦了”。

这种尊重应当体现在一种更加简单化的价值体系中：一个人花费了大半生在讲台上、实验室里、图书馆以及学生的身上，在他退休之后应当得到比一般人的生活更为可靠而且有尊严的生活。

这并不是对教授的一种神化。

教授当然不是每个都伟大，大学当然不只教授，一张职称证书更不能自动兑换所有社会资源。

但是真正的教师或者研究人员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只对当月负责的工作。教给学生怎样去想问题，带领年轻人进入某个领域，并且满足一代又一代人的好奇心，然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方法以及知识传承下去。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医生、工程师、教师、程序员、律师、研究人员等职业中的人们，在他们最初学习的时候所接受的专业基础都是由某位老师经过多年训练而打下的。

知识并不是一代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是依靠人们将时间逐渐挤入其中而得到的。

因此教授以及研究人员的退休金比较丰富，并非社会所感到羞愧的事情。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连长久地去培养知识的人都不愿意给予奖赏的话，反而给那些更加能够控制住资源的人带来最大的利益，这就说明了价值观出现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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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 ANXIETY

“9亿”刺痛人的，不是教授过得好，而是普通人对自己的晚年没把握

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错误观点就是：如果某个人的收入比较高，那么其他人就应该是比较低的收入。

这样看起来最爽快，但是并没有使任何一位普通人过上好的晚年。

退休教师的待遇高低，可以讨论；网传的9亿元到底该怎么计算，也可以讨论。但它们都不是普通人更深一层的焦虑。

人们所担忧的事情并不是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而是：自己辛辛苦苦地工作着，并且每月都会缴纳保险费用，在到老年的时候能否不听从孩子的安排呢？不需要为了生病或者租房子而四处奔波了吗？不用再为了一顿饭的钱来回折腾了吗？

这样的担忧并不是因为减少了一位老教授的退休金就可以消除掉的。

「养老不该是一场“谁过得好就该被拉下来”的比赛。」

但是大众所感到不适的原因，并非只有教授一个。人们真正不满的是某些稳定的大型机构中的一套看上去更加完善的保险：在年轻的时候，单位可以给提供较高的缴费率以及额外的保障；而在退休之后，收入又会比外来的普通职工高出很多。对于只能按照基本养老保险缴纳费用而无任何年金可供期待的人而言，这就容易被解读为：有的人晚年的生活，并不是依靠几十年来自己缴纳的那部分钱度过的，而是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单位所提供的保障。

这种感受未必能被一句“制度不同”完全安抚。它也不该被粗暴翻译成对退休者的羞辱。因为单位缴费本就是养老制度和劳动报酬的一部分；但它提醒我们，保障差距不仅发生在退休的那一天，往往从一个人刚进入不同单位时，就已经被悄悄拉开了。

但是如果说社会习惯了把保障当成一块只能抢夺的蛋糕的话，那么每次待遇差别就会成为各个群体相互指责的理由：企业员工指责事业单位，城里人指责乡下人，年轻人指责老年人。

可养老不该是一场“谁过得好就该被拉下来”的比赛。

我们应该问的是，为什么会存在一些人在退休之后有两重保障而另外一些人只有单一的一重微薄保障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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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PENSION

并轨以后，为什么普通人的“第二份养老金”还要看老板？

很多人听过“养老金并轨”，于是以为制度已经被拉平了。

但是并轨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退休之后可以拿到相同的金额。

2014年启动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与职业年金相结合的制度。职业年金是一份补充养老安排：单位按工资总额的8%缴纳，个人按缴费工资的4%缴纳，进入个人账户管理。

并不是突然之间出现的金钱，也不是因为某人有什么道德上的好处而给你的。它是第二支柱制度规定好的一套东西。

企业的员工也有一样的企业年金。但是两者的最主要区别就是：企业年金是企业和员工自己筹建起来的，看企业有没有这个能力、愿意不愿意承担这笔费用、员工有没有机会去谈这个福利。

这就表示很多普通的打工人们并不是没有尽力去做的样子，也不是不想为自己晚年打下基础的样子。他们一开始就未被纳入到这条更加完善的安全网之中。

截至2026年1季度，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已有18.6万家，参加职工3389万人。这个数字说明，第二支柱并非不存在；但对更多在中小企业、灵活就业和劳动密集行业里的人来说，它仍然不是一份确定的承诺，也或许他们根本没有享受。

这才是“9亿”背后最该被看见的东西。

—补充养老的制度差异；资料：国务院办公厅、人社部公开资料

因为问题不在于教授们有没有资格过得好，而在于普通人为什么还要把有尊严的晚年，押在老板/制度愿不愿意多给一份福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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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别把教授往下拉，而是把更多人往上托

一个国家不该靠压低知识分子的晚年待遇来证明公平。

真正值得做的，是让企业年金覆盖得更广，让企业职工的补充养老不再只是少数大公司的“福利包”；让低收入退休群体在待遇调整中被优先看见；也让城乡老人的基础保障不再只够勉强撑住生活。

这不是一句“平均一下”就能解决的事。养老制度是算长期账，既要考虑缴费、工龄、地区、财政能力，也要保证承诺的可持续问题。

但方向应该清楚：不是把已经被托住的人推回不安里，而是把还没被托住的人拉上来。

教授拿高退休金，不该激起一个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敌意。

更应该反思的社会问题是：一个人兢兢业业工作了一辈子，依然不敢相信自己能够体面地老去。

当越来越多的企业职工、农村老人和灵活就业者拥有可靠的晚年保障时，教授们拿得高，才不会被误读为别人被亏待的证据。

这不是把知识分子拉下神坛。

这才是让更多的人都有资格受到良好的照顾和体面的老去。

本文写作说明

本文基于武汉大学公开退休管理文件，以及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办公厅和人社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职业年金、企业年金的公开资料撰写。“9亿退休金”为网络传播说法，本文不将其作为武汉大学已披露的正式年度养老金决算；文中的价值排序与制度判断为作者观点。

主要资料来源

资料主要来自武汉大学公开文件、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办公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机构的养老保险与年金政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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