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8年3月，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再次来到这所风雨飘摇的学校。院领导见到他，第一句话不是汇报工作，而是试探着问：“听说学院可能要撤销，这是真的吗？”
李天佑没有急着回答。他先询问教学、设备和教员情况，又把几名技术骨干的处境逐一问清。看似普通的谈话，实际上关系到一所学校能不能继续存在。
在那个特殊时期，学院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变化，部分领导、干部和学员被冲击，正常教学几乎停顿。院内人心惶惶，许多有经验的教员不敢露面，能够维持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少。
李天佑听完后，判断得很直接：学院真正的根基，不在几栋房子，也不只在仪器设备，而在那些掌握专业技术的教员和干部。骨干散了，学院即使保留下来，也只剩一个空架子。
他对院领导说：“把处境困难的骨干安排到干校学习，先保护起来，出了事我负责。”
这句话传开后，许多人的心才稍稍安定。那并不是一句轻松的表态。军队系统当时同样受到复杂局面的影响，一名高级干部若公开为某个单位承担责任，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
李天佑之所以敢这样做，与他此前处理学院危机的经历有关。1967年1月，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被夺权，学院领导、干部和学员共160人陷入困境。为了解情况，他派调查组前往处理，可调查组坚持了两天，便被迫离开。
到了3月，李天佑又组织工作组准备解决驱赶调查组的问题。工作组还没有进入学院，就在途中遭到阻拦。电话请示打到他那里，局面已经不是普通的意见冲突，而是有人公然阻挠工作。
李天佑随后决定调第六十五军参与处置，并以宣传队形式进入学院。部队到达后，原本喧闹的场面很快安静下来。工作组成员仍然担心出问题，他只说了一句：“这件事我负责，你们不要害怕。”
这句话，后来成了许多人对李天佑的印象。有人找他质问：“你不分管这方面的工作，为什么还要插手？”
李天佑的回答很明确：“不分管具体事务，也不能不管违法乱纪。”
他并不是没有顾虑。恰恰相反，正因为清楚后果，才知道哪些事情不能任由其发展。军队院校一旦失去秩序，影响的不只是几百名师生，还会牵动科研、教学和部队技术保障。
学院人员被迫离开后，李天佑又指挥部队把他们收拢起来，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入秋后，部队为这些人发放衣服和被装。到1967年9月，在他的协调下，离开学院的人员陆续返回，学校秩序才开始缓慢恢复。
有意思的是，李天佑处理的并不只有学院问题。1966年，他兼任总参作战部党委书记时，曾担心外部势力利用国内局势混乱，对京津地区发动突然袭击。作战部门迅速研究方案，提出调集部队加强京津防卫，报告上报后得到批准，相关部队很快进入指定地区。
这件事说明，他当时考虑的并非单一单位的安危，而是整个军队指挥体系能否保持稳定。即使身患疾病，他也没有选择长期请假避开矛盾。夫人杜启远曾回忆，他最担心的就是总参机关出现混乱。
一些人还曾要求他下令出兵收复香港。这样的要求听起来声势很大，却完全超出军队部门的权限。李天佑当场指出：“香港问题涉及国际关系，调兵权在中央，不能擅自行动。”
话说得硬，依据也清楚。军人可以有保卫国家的责任，但不能用情绪替代决策，更不能把复杂的国家事务变成个人表态。
在总参任职期间，李天佑分管过作战、情报、军务等多个部门。面对秩序受冲击、干部受牵连的情况，他多次出面保护老同志及其家属。1966年，李达上将受到审查，其子女准备下放农村劳动，李天佑得知后，设法将他们安排到总参直属干校。
1970年9月，李天佑因病逝世，终年56岁。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的人员后来仍记得，那句“出了事我负责”，不仅是对院领导说的，也是他在复杂局面中对职责二字的实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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