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声三探城脉展，为何称广州城心不移是“大道自然”？

你知道广州城中心两千多年没挪过地方，但考古学家明确这一点，其实才不过三十年。

陈春声自己就是这样提醒听众的。2026年9月12日上午，他做客第860期羊城学堂，分享自己三次参观“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的感受。

学者陈春声在讲座活动现场发言

那个展览在8月22日开展，展期一年，展出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机构的410余件（套）藏品，光一级文物就有51件。他说每次去都人山人海。

但反复看展不是去凑热闹——他在展品前把之前对广州城史的理解重新编织了一遍，提炼出了一套此前学界还没有人完整提出过的判断框架。

城址不动，是“大道自然”还是“有人规划”

最核心的一个判断，来自他看展时反复琢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广州城中心两千多年不挪窝？

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厚度达5至6米，上下叠压着从秦汉至民国共13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北京路步行街地下，2002年发掘出唐代至民国层层叠压的11期路面，全长44米。

这些展品和遗址证实的，不只是“城址没动”，而是一个更反常的现象：它没动，不是因为有人做了长远规划。

国内其他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城址延续的背后，大都有统一的王朝在有意识地选址、营造和维护。但广州从未当过统一王朝的都城，政权从秦汉到近代频繁更迭，城市的政治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城心却就是“守”在那里没动过。

陈春声把这种现象称为“大道自然”：没有谁下过一道命令说要世代守在这个点上，但城脉就自己延续下来了。

这在全世界是极为罕见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全洪此前只从考古成果出发指出“城址稳定不只是地理固守，更是文明体系的赓续”，但没有像陈春声这样，把这种稳定性从“历代地方行政中心的自然选择”重新界定为一种“无意识规划的自然文明延续”。

就是把广州从一堆古都模式的比较里单独拎出来，给了它一个独立的位置。

文化认同的起点，比建城早了好几千年

第二个被重新定义的，是广州的文化身份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以往学界主流把广州建城史的起点锚定在公元前214年任嚣筑城，这是从行政建制和城墙修筑的角度算的。史前的金兰寺、甘草岭这些新石器遗址，多被当作城市文明的背景铺垫来提，没进入“城脉”的主体叙事。

但陈春声在看展时走了一条新路径。他从展览里金兰寺贝丘遗址的遗存、甘草岭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琮残件、竹园岭中原礼制遗存这些展品出发，把广州文化脉络的起点往前推到了史前阶段。

他论证的逻辑是：早在秦军南下、城墙修筑之前，珠三角的人类活动就已经通过器物、礼制和贸易网络，和长江流域、中原的文化体系联通。广州不是秦代才被“纳入”华夏文明，而是从一开始就在里面。

这在学界的相关讨论里是一个明确的时间维度前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在同期学术研讨会上也将人类活动史的时间尺度推到“数万年”，但陈春声强调的点不同——他要说的不是“这里很早有人住”，而是“这里的文化认同从一开始就和国家认同绑在一起”。

后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在9月6日的讲座里，用古地理证据补充了这一判断：距今约2500年前，今天广州主城区核心陆地才大面积形成，任嚣选的那个点恰好是珠三角成陆过程中最早稳定的核心区块。城址之所以能守两千年，地理基底先帮了忙。

考古学者在讲座现场展示遗址航拍影像

“四脉一体”，给千年广州一个能讲清楚的说法

把这些分散的发现装进同一个框架里，大概是最难的地方。广州的城市特质，此前学界一般分开谈：北京大学陈平原强调“千年商都”的开放轨迹，其他学者侧重“岭南文化中心”或“对外开放门户”。

说的人多了，听起来像是广州什么都沾点边，但缺少一句能把所有东西串起来的话。

陈春声从汤显祖的诗里找到了这个框架的锚点。1591年汤显祖路过广州，写下“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陈春声认为，“脉”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不仅仅指山川水脉这些地理空间，更承载着城市文化积淀和精神传承。

他把广州2240年建城史和1800年得名史装进四个“脉”里：城脉绵延（城址不动）、商脉通达（从秦汉番禺都会到当代广交会）、文脉赓续（书院体系和士大夫文化传承）、气脉雄壮（近代以来屡次承担民族重任）。

把几千年的事情归结到一个“脉”字，会有过度叙事的风险吗？至少目前学界的态度是顺着这个框架往里填东西。全洪、王巍、张强禄、陈平原这些来自考古、历史、海洋史不同方向的学者，也从各自学术领域补充了广州城脉的阐释。

不止宏大叙事，展品还在讲普通人的事

不过让陈春声反复去的，可能不只是那些论证城脉的考古地层。他在讲座里花了大量时间讲展览里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展品。

他说这个展览最动人的内容之一，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岭南亚热带河海交汇的地理生态，加上“南岛语系”史前文化基因的浸润，广州的市井形态、大众生计、信仰生态复杂到在国内其他城市不容易见到。

展品里有汉代节能的九头陶灶、西晋的陶水田、南汉时期的陶香蕉和陶芒果，还有1955年沙河顶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上面已经有了轴转舵结构，比欧洲同类发明早了约一千年。

陶水田明器呈现古代岭南农耕劳作场景

这些器物平时很难同时看到。广州地区文博单位日常展出的文物里，国宝级的丝缕玉衣、文帝行玺金印当然是焦点，但大量反映日常生活的陶灶、陶水田是分散在库房里的。

这次展览从全国10余家文博单位调集展品，把器物从发掘背景里拿出来重新组合排列，观展的人等于一次性看到了普通广州人两千年生活的完整切片。

陈春声在展览开幕前后的几次公开活动——8月21日的地方志论坛、8月30日的国家级学术研讨会、9月1日在《广州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城脉国脉，交融辉映》——一直在把这些器物放进同一个逻辑链条里：普通民众的日常，是城脉延续最底层的支撑。

他9月12日在羊城学堂还补了一个书院的话题，说广州过去一段时期是全国书院数量较多的城市之一，书院的功能不止授课，还承担跨地域宗族联络和祭祀等社会功能。

这句话目前找不到2026年最新的全国横向对比数据来量化验证，更多是他基于岭南地方文献的定性判断，但在“文脉赓续”的框架里是有位置的。

三次看展，其实是三次把展品当成思考材料重新排列组合的过程。

第一次看，是被展览本身的人气和文物体量触动；第二次看，开始把单个展品放进时间轴的对应位置，南越国的丝缕玉衣对应中原汉制的效法、晋代的“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皆平康”铭文砖对应乱世中广州的安靖；第三次去，这些东西连成了一条完整的逻辑——“城址不移”不是孤立的考古结论，而是城脉、商脉、文脉、气脉同时在一座城市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结果。

西汉丝缕玉衣作为核心展品在展柜陈列

这套解释体系目前还没有学者公开提出对等量级的替代框架，但陈春声自己把判断放在了一个开放的位置上。他在讲座结尾并没有给四个“脉”下封闭定义，而是回到展览本身：410多件展品就在那里，到2027年8月22日之前都能去看。

他的意思大概是，框架搭好了，细节还可以继续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