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红军扣留560天的传教士，竟比斯诺早一年向西方揭开长征真相

提起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作品，几乎所有人都会脱口而出埃德加·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

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斯诺动笔之前整整一年，已经有一个外国人把长征的故事写成了书并在英国出版。他不是记者，也不是作家，而是被红军扣留的一名传教士。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后来与红军将领萧克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挚友，这又是怎样一段特殊且令人难忘的故事？

一个传教士的“厄运”

传教士名叫薄复礼，原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1897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父母是瑞士人，因此他也保留着瑞士国籍。

在华传教的薄复礼

1922年，25岁的薄复礼受英国中华内地会派遣来到中国。在上海学习汉语时，中国老师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薄复礼，“薄”取自“勃沙特”的音译，“复礼”出自《论语》中的“克己复礼”。

之后，他被派往贵州，在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一待就是十几年。这期间，他娶了同为传教士的瑞士姑娘露茜，在贵州安了家，日子过得平静。

1934年10月1日，薄复礼和妻子从安顺参加完一场宗教活动返回镇远，途经黄平旧州时，与正在西征途中的红六军团不期而遇，六军团战士把他当作“帝国主义间谍”扣留了。

这一天，恰好是他来中国整整12周年的纪念日。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后来坦率地说明了扣留的原因：

“我们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坦白说，红军最初的意图就是拿他当“人质”。薄复礼的妻子和其他女眷、孩子很快被释放，但他和另一名传教士海曼被留了下来。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留，就是560天。

薄复礼的命运转折，来自一张地图。红六军团攻下旧州后，萧克在城里的天主教堂发现了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贵州省地图，但上面标注的全部是法文。红军将士没有人认识，但这张地图对不熟悉贵州地形的红军来说却又至关重要。

有人告诉萧克，被扣留的传教士懂法文。当晚，萧克派人把薄复礼叫到宿营的破庙里，薄复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要我帮他翻译一张法文贵州地图。他要求我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告诉他，他希望避免在运动中遇到汽车路。”

红军时期的萧克

那一夜，薄复礼念，萧克记，两人一直忙到深夜，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全部标注了中文。

一张地图改变了一切

这张地图后来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萧克自己曾说过：

“有了这张地图，才稍微详细地看清贵州山川城乡的大略，行动才开始方便了些。”

红六军团转战贵州东部直到进入湘西期间，全靠这张翻译过来的地图作为军用地图，它帮助红军最终确定了与红二军团会师的路线。

薄复礼也由此从“人质”变成了红军队伍中一个特殊的存在。

随红军长征的560天里，薄复礼走过贵州、四川、湖北、湖南和云南五省，行程约6000英里，在外宿营达300多处，这几乎是一个传教士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经历。

但他看到的不是舆论宣传中的红军，而是真实的红军。他目睹了红军官兵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行军打仗，一天只吃一顿饭，穿着破衣草鞋，却从来不侵占群众财物，不扰民滋事，官兵之间平等互助，没有等级森严的做派等等。更让他震撼的是红军战士的精神世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们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天天不分昼夜地行走，但这些身着破衣、草鞋的年轻战士还常常围绕着人的精神等哲学命题讨论……”

这些年轻人在讨论的不是上帝，不是宗教，而是共产主义，是理想信念，一个传教士，立时就被这样的场景“雷”到了。

行军途中，薄复礼的鞋子跑丢了，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吴德峰当场下令让一名战士脱下自己的鞋给他穿。宿营时，战士们把稻草铺好让他睡。

影视作品中的红军

渐渐地，薄复礼也开始为红军做力所能及的事。他帮红军翻译外文报纸，还利用幼年时母亲教的手艺，从老乡家里买来羊毛给红军战士编织毛袜、手套和帽子，贺老总刚出生的女儿贺捷生还穿过他亲手织的小毛衣。

一个被扣留的外国人，在红军队伍里织起了毛衣，这个画面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1936年4月12日，在云南富民县，萧克找到薄复礼，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你是一个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借地，我们决定放你走。”

当晚，萧克主持宴会为薄复礼饯行，还亲自下厨做了粉蒸肉。临走时，红军给他发了10块大洋作路费。萧克对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将来我们还是朋友。”

薄复礼回到昆明后，用了不到4个月时间，口述完成了一部288页的回忆录——《神灵之手》（英文原名The Restraining Hand），并于1936年12月在英国伦敦出版。

这本书出版时，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还没有问世，后者是1937年10月才出版，薄复礼也因此成为首个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人，比斯诺早了整整一年。

更难得的是，薄复礼虽然不赞同共产主义，却在书中如实记录了红军的纪律和精神，他在自序中写道：

“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

此外，他还呼吁年轻的基督徒学习长征精神，以红军那种简练有效的办法，重视穷困的民众，并和穷困民众同呼吸，共命运。一个传教士写出这样的话，放在当时的国际舆论环境下，需要不小的勇气。

遗憾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长期被当作一本宗教读物，在图书馆里沉寂了将近50年。

直到1985年，人们才重新“发现”这本书的价值。当年，该书中文版由昆仑出版社出版，书名译为《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的自述》。2006年，中译本再次出版，并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重点图书。

薄复礼著作《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的自述》

而薄复礼与萧克的故事，也有了一个温暖的后续。1984年，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华采访，向萧克提起了当年帮他翻译地图的薄复礼。萧克非常激动，立即委托索尔兹伯里帮忙寻找这位老朋友。

同年秋天，萧克出国访问途经法国，又委托有关方面打听薄复礼的下落。1985年初，我国外交人员通过薄复礼在瑞士的亲友，终于找到了时年87岁的他。

两位老人重新取得了联系。萧克将军特地为薄复礼的回忆录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50年前相识的经过和50年后重新联系的过程，他通过外交途径给薄复礼带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60周年纪念画册》等礼物，薄复礼也时常转达对萧克老友的问候。

1993年，96岁的薄复礼在英国曼彻斯特去世。他生前没有子女，但他的名字和那段传奇经历却永远留在了中国。

薄复礼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极其罕见的视角。斯诺记录长征，依靠的是采访和观察，是“旁观者”的叙述。

薄复礼则不同，他是亲历者，是用双脚一步步走过来的。他看到的红军不是被采访对象精心准备的面貌，而是饥饿、疲惫、伤病中依然保持纪律和信念的真实状态。

他不信仰共产主义，却为红军的信仰所触动。他的记录没有溢美之词，却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力量。正如萧克将军所说，薄复礼“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大难题”。

一个被红军扣留的传教士，最终成了红军最真诚的历史见证者之一，这大概是长征路上最意想不到、也是最动人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