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四川西北草地上，13岁的罗玉琪拄着一根木棍，跌跌撞撞地跟随红四方面军行军。那天，他因腹痛暂时离开队伍，等重新找到行军方向时，前后左右已经看不到一个人影。
草地并不是后来照片里的开阔牧场。沼泽藏在齐腰高的草丛下面，表面看似结实，脚一踩就可能陷进去。雨雪一来，寒气从脚底往上钻，许多战士的双脚长期泡在泥水中，皮肤溃烂，行走异常困难。
罗玉琪年纪小，身体本就承受不了长途跋涉。粮食渐渐吃光，清水也越来越难找到，队伍只能挖野菜、拔草根充饥。饿得厉害时，眼前会发黑，腿也像灌了铅。他捡来木棍当拐杖，一步一步往前挪。
这个孩子参加红军，并非一时冲动。相关回忆材料记载，他的家人在战乱中遭遇不幸，年幼的罗玉琪很早便懂得了“家破人亡”这四个字的分量。红军起初嫌他年纪太小，不愿让他入伍，他却天天跟在干部身后请求，甚至拽着连长不肯松手。
组织后来把他安排进宣传队，负责演出、宣传和传递消息。年龄小，有时反而不容易引起敌人警觉。罗玉琪凭借孩子的身份，帮部队了解敌情，也逐渐证明自己并非只能被照顾的“小跟班”。
过草地时，他的任务更加繁杂。长时间缺粮，加上一路吃草，肠胃终于出了问题。一天行军途中，腹痛突然加剧，他只好离开队伍，找了个隐蔽地方蹲下。等身体稍微缓过来，天色已经变化，原本走在前面的部队早已消失。
“队伍呢？”
四周只有风吹草动。没有炊烟，没有脚步声，也没有熟悉的口令。罗玉琪站在原地慌了一阵，随后还是选择沿着原来的方向追赶。对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这个决定谈不上从容，但他知道，停在草地上只能等死。
走了不久，他的视线里出现一个摇晃的人影。那是一名同样掉队的红军战士，身上还有伤。两人互相打听情况，谁也说不清大部队究竟走了多远，只能搀扶着继续前进。
路上，零散掉队的伤员陆续聚拢过来。有人脚上化脓，有人饿得站不稳，还有人带着枪，却连抬手的力气都快没了。人多了，胆子似乎大了一点，可危险并没有减少。草地上随时可能遇到敌军骑兵，大家只能尽量避开开阔地，压低声音赶路。
就在队伍快要支撑不住时，一名高个子红军干部赶了过来。他叫李玉胜，是一名副连长，也是在寻找失散的通讯员。看到这些掉队人员后，他没有催促，也没有丢下伤员，只说：“跟着队伍走，能走一个是一个。”
随后，李玉胜把五十多名掉队人员组织起来。轻伤员搀扶重伤员，尚能行动的人负责寻找柴草和食物，队伍沿着萧河方向缓慢前进。几里路，众人走得异常艰难，仿佛每一步都要耗尽全身力气。
夜幕降下，他们找到一块相对干燥的地方休息。有人砍柴烧水，有人把草根捣碎，准备分给大家。李玉胜却没有坐下歇着，而是带枪离开营地。过了很久，他拖着一只山羊回来，身上沾满泥水。
这顿羊肉救了不少人的命。值得一提的是，李玉胜把肉尽量分给伤员，自己只啃野菜。有人把羊肝递给他，说：“你不吃，我们也不吃。”他推辞几次，只得接过那块羊肝。
食物有限，秩序不能乱。李玉胜趁着大家恢复些精神，召集人员商议，成立临时党支部，并被推举为支部书记。他明白，这支队伍虽然是临时聚拢的，却不能继续各走各的。没有统一指挥，别说走出草地，连下一顿饭都未必能等到。
当晚，罗玉琪翻来覆去睡不着。李玉胜看出他的害怕，低声问：“小鬼，怕不怕？”罗玉琪沉默片刻，承认自己确实害怕。李玉胜没有责备，只告诉他：“怕也要往前走，大家都在走。”
这句话并不华丽，却很实在。接下来的行军中，临时队伍靠着互相搀扶向前。有人掉队，便有人回头寻找；有人伤势加重，便由几个人轮流背负。草地没有因为他们年幼、受伤而变得宽容，但队伍没有因此散掉。
数日后，他们终于发现红军留下的行军痕迹。那是被踩倒的草茎、遗落的脚印和隐约可辨的炊烟方向。众人沿着痕迹继续走了几天，终于穿过草地，并被后续部队发现，重新回到红军队伍之中。
分别时，罗玉琪向李玉胜道谢。李玉胜没有把功劳归到自己身上，只提醒他，能让这些失散人员重新聚在一起的，不只是某一个人的力气，更是队伍中的纪律、信任和彼此照应。此后，这段掉队经历成为罗玉琪革命生涯中无法绕开的记忆：草地上最可怕的不是一时迷路，而是在饥饿、伤病和孤独中失去继续走下去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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