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11月下旬，广西兴安、全州一带，中央红军正在向湘江两岸急行。队伍后面，是不断逼近的国民党军；队伍前面，是必须抢在敌人合围前夺取的渡口。此时的红军已经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真正危险的并不是一场普通遭遇战，而是能否让数万人的队伍活着渡过湘江。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约有八万六千人，还包括机关、后勤、伤员和大量辎重。由于实行“搬家式”转移，行军速度受到明显拖累。中央苏区保存下来的文件、印刷设备、医药器材和其他物资，都需要随军运输。沉重的队伍一旦失去速度，就很难摆脱装备占优、机动更快的追兵。
当时，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占据主导地位，红军战略目标是向湘西方向转移，寻求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个方向很快被敌军判断出来。蒋介石调集湘军、桂军和中央军，试图在湘江以东完成合围，湘江于是从一条普通河流，变成了中央红军的生死线。
有意思的是，红军并非一开始就完全陷入绝境。部队抵达湘江东岸前，敌军部署仍有空隙，若能迅速行动，便可能分批渡江。然而，行军迟缓、指挥判断反复，加上各部队之间联系困难，使这个窗口逐渐关闭。等到红军主力赶到湘江附近，敌军已在渡口和道路两侧构成重兵防线。
11月27日，湘江战役打响。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渡江，红军不得不把有限兵力投入阻击。新圩、脚山铺、光华铺等地，成为最关键的战场。红军不是为了争夺一座城池，而是在用阵地和生命换取时间，每多坚持一小时，后方部队就多一分渡江机会。
新圩方向由红五师承担主要阻击任务。桂军火力较强，红军装备杂、弹药少，阵地一旦被突破，后续队伍便会直接暴露。红五师官兵依托简易工事反复争夺，部队伤亡十分严重，师参谋长胡震在战斗中牺牲。这样的损失，并不只发生在一个师，而是贯穿整个阻击阶段。
脚山铺一线，红一军团承受了湘军的持续进攻。敌军凭借兵力和火力优势轮番冲击，红军则依托山地和村落组织防御。阵地被突破后再夺回，弹药打光便以刺刀近战。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等干部倒在战场上，许多连队打到最后，已经无法维持原有编制。
光华铺方向同样凶险。红三军团部队负责牵制敌军，彭德怀曾到前线部署作战。这里的任务不是彻底击退敌人，而是尽可能把敌军钉在原地。部队在反复争夺中付出巨大代价，伤亡达到千人以上，许多基层干部和老战士再也没有走出湘江地区。
高层干部的牺牲，更能说明战斗的残酷。红十团团长沈述清阵亡后，接替他的杜中美也在战斗中牺牲；红二师第五团团长易荡平负伤被俘后拒绝屈服，最终遇害。红军当时缺少成体系的后备指挥员，一个团在短时间内连续失去两任团长，战斗力和组织能力都受到沉重打击。
最惨烈的，是红三十四师的结局。师长陈树湘奉命率部担任后卫，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江。红三十四师原有六千余人，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只能边打边退。部队被压缩在湘江以东的狭窄区域，突围道路越来越少，弹药和粮食也迅速耗尽。
陈树湘在战斗中腹部负伤，仍坚持指挥。部队被包围后，他与政委程翠林等人组织分散突围。陈树湘后来负伤被俘，拒绝投降，在押解途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等干部也相继牺牲。红三十四师大部官兵没有能够渡过湘江，只有少数人员历尽艰险突围。
红军付出的代价极其沉重。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人数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伤亡和失散总数约五万人。红军师、团级干部成批牺牲，部分建制几乎被打空。幸存者回忆起当时情景，常说部队渡江后，许多熟悉的面孔已经不在了。
但湘江战役留下的影响，并不止于伤亡数字。惨重失败暴露出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问题，也使越来越多指战员开始思考：为什么部队总是在敌人预设的方向上被动作战？为什么明知行动迟缓，仍然背负沉重辎重？这些疑问，后来成为调整中央领导和军事路线的重要背景。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转折。湘江战役造成的巨大损失，促使红军内部重新审视此前的战略判断和指挥方式。正是在连续挫折之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作用逐步增强，长征才开始摆脱此前屡遭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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