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11月20日，南京，唐生智接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此时淞沪战场尚未完全沉寂，日军沿沪宁线西进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显。摆在唐生智面前的，不是一座能够长期坚守的坚城，而是一座即将暴露在日军重兵攻击下的首都。
有意思的是，唐生智此前并不赞成南京长期固守。就在当月初，他与刘湘谈及战局时，曾认为上海只能暂时拖住日军，南京也只需派少量部队象征性防守，为后方调整争取时间。
可没过多久，他却成了南京守城的主将。转折并不在战场，而在国民政府高层的一次次会议上。蒋介石需要有人承担守卫首都的责任，唐生智的资历、声望和当时缺乏实际兵权的处境，使他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据相关回忆，蒋介石曾以“无人守城便由自己负责”相激。唐生智最终表态：“军人以身许国，危难之际不能畏缩。”这句话既有军人的责任感，也带着复杂的政治压力。南京一旦不战而弃，蒋介石担心承担放弃首都、动摇抗战决心的舆论后果。
问题在于，南京的军事条件并不支持一场长期防御。淞沪会战自1937年8月13日爆发，至11月中旬中国军队陆续撤出，主力已经连续作战数月，部队伤亡严重，建制混乱。南京虽有城墙和外围阵地，却缺乏足够纵深，也没有形成真正完整的机动作战体系。
守军通常被概括为十余万人，民间文章常用“15万重兵”来描述，但具体数字因统计口径不同而存在差异。部队包括第87师、第88师、第36师、教导总队以及其他增援力量，既有德械装备部队，也有从前线撤下、补充不整的部队，不能简单视为一支完整的精锐集团。
蒋介石坚持守南京，并非完全没有军事考虑。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又有中山陵等政治象征，贸然放弃，可能造成严重心理冲击。更重要的是，淞沪会战投入巨大，如果上海失守后南京立即撤离，前期作战的政治意义和国际观感都会受到影响。
但象征意义不能代替作战条件。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曾主张适时撤退，保存有生力量，把日军引向更广阔的战场。这个建议从纯军事角度看有一定道理。遗憾的是，南京保卫战最终被赋予了过重的政治任务，守城时间、抵抗规模和撤退安排始终缺少清晰统一的边界。
南京外围防线很快受到压力。日军在淞沪战场获得推进空间后，沿铁路、公路和水陆通道向南京方向展开。中国军队虽然在部分地区抵抗，但未能形成有效的侧翼牵制，外围阵地相继失守，南京城逐渐暴露在日军主攻方向之下。
1937年12月5日以后，日军开始对南京外围展开连续进攻。紫金山、雨花台、中华门等地战斗激烈，守军一度顽强抵抗。可是，日军拥有炮火、航空兵和较强的后勤保障，守军既无法持续获得补充，也缺少组织反击的条件。
12月12日，南京防线出现全面崩溃迹象。唐生智下令撤退，并分别规定了突围方向。命令本身并非错误，错误在于撤退准备严重不足，部队之间缺少协同，通信又在激战中受到破坏。到了下关一带，大量官兵拥挤在江边，争夺船只和渡江工具，秩序迅速失控。
有士兵回忆，当时有人寻找木板、门板甚至桌椅渡江。江面狭窄，船只不足，许多人在混乱中落水。更严重的是，部分部队尚未接到统一指令，便各自突围，导致撤退变成溃散。所谓“死守十天”，并不是十天始终保持完整防线，而是攻城、失守、突围连续发生的过程。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此后发生的大规模屠杀，是侵华日军制造的严重战争罪行，大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南京平民遭到杀害。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等留下的档案、日军官兵日记和战后审判材料，都记录了这场灾难。
关于中国军队损失，历史研究一直存在统计差异。不同资料对战死、被俘、失踪、溃散和撤退途中死亡的计算并不一致，因此不能简单把所有数字混为一谈。“守军15万、损失10万”的说法流传很广，但具体数字仍需结合部队名册、战报和回忆材料辨析。
唐生智后来因撤退问题受到长期指责。把南京失守完全归咎于他，显然过于简单；但作为卫戍司令，他对撤退组织和部队控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同时，最高决策层明知南京难以久守，却没有提前明确“守到何时、如何撤、由谁接应”，这才是战局迅速失控的重要原因。
南京保卫战的悲剧，不只是城池失守，更在于政治象征压倒了军事判断。数万官兵在前线作战，许多部队直到最后仍在抵抗；而高层对战争规模、日军推进速度和撤退难度的估计，却明显不足。城墙可以阻挡炮火，却挡不住错误决策造成的连锁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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