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海| 她可以不舒服，但法律未必能赔：4岁男童风波最该讲清的三层权利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文海】

随着最终的视频流出，4岁孩童被指摸臀性骚扰事件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争论平息。本来一起平常的事实和法律认识的差异事件，因为存在着性别对立的不当讨论而迅速在网络上失控，无论对错，这种本身将话题转向的行为都不具有合理性。

重新简单梳理一下整个事件，以求寻找各方立场的出发点所在，以及跳出立场之外究竟该如何适当正常化地来理解这一事件。

男童的行为构不构成“侵权”

本次事件最大的争议点就在于男童行为是不是构成“侵权”上。认为构成或者不构成侵权的观点都存在。但当你看完认为构成侵权的观点后你会非常清晰地发现，两者完全属于鸡同鸭讲，对于侵权的定义根本不在一个频道，属于典型的各说各话。

认为侵权的无论是不是把这个行为外化具体到“性骚扰”上，其实他们认为最主要被侵犯的“权利”是自己的内心的舒适感，或者说精神利益。从该所谓被害人所称两次因呼吸性碱中毒被送医抢救，出现失眠、焦虑，要求男童父母赔偿精神损失费的言论来看，至少我是可以理解她确实存在极大的内心不适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质疑其所谓送院抢救的真实性及其因果关系，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你是不是应当允许一个人不喜欢被别人触碰自己，而无论触碰部位是不是隐私部位，也无论触碰本身是不是故意为之。就好比你能不能接受无论别人的狗狗可不可爱你都别让它来舔我，无论你的香水香不香你都别让我闻闻。

在认可这一出发点之后，我可能得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承认，我可以接受这位所谓的被害人有想要“维权”的冲动，这一纯粹的出发点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你要的“侵权”的责任承担应该与“侵权”的“权”之间具有对应关系。

无论是男童的父母，还是广大的民众之所以不能接受的点恰恰在于，在寻求责任承担之时，所谓被害人对于“权”的理解似乎超出了本来被“侵害”的“权”的范围了。从侵权的构成要件来说，大家似乎都关注到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4岁男童不构成侵权。

从有无过错的角度，倘若该被害人坚持男童行为属于性骚扰，“权”涉及性自主等权利的话，其实最好被反驳。除非返老还童，要不不论是谁都说不出男童故意性骚扰这样的话来。即便监控录像明确拍到男童是“故意”拍打该所谓被害人的屁股，你都没法说他构成性骚扰。要不幼儿园的老师可以天天起诉孩子爸妈他们家孩子性骚扰了。

从损害后果的角度，则更加难以证成损害的具体存在了，倘若裤子被孩子划破了洞，那这种具体的财物损坏的结果自然可以寻求监护人赔偿，然后你若仍然坚持属于可以归结于性骚扰的相关权利，那么这种损害后果的证成则需要所谓被害人进一步明确了。尤其在围绕着性骚扰权利类型的定性上的理解偏差，究竟定性为名誉权、人格尊严、身体权还是性自主权，都可能使得所谓被害人需要切实有效的举证了。

而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所谓被害人提到自己存在着两次因呼吸性碱中毒被送医抢救，出现失眠、焦虑，并试图以诉讼的形式寻求男童父母赔偿精神损失费的报道。但两次呼吸性碱中毒究竟是因为男童触碰其身体所致，还是后续网络舆论泛滥，自身内心压力倍增，甚至不乏部分网友恶意私信谩骂导致其不堪其扰所致，就更加加重了所谓被害人的证明义务了。

总而言之，所谓被害人完全可以觉得自身“权利”受到了“侵害”，而且我也完全认同确实存在特定事实上的“侵害”，但这种受到侵害的“权利”是不是一个应当得到救济，以及受到何种程度救济的“权利”却是实实在在需要弄清楚的。

如果我们不做绝对化的“权利”一定是法律规定的权利这样的理解的话，我们可以把权利侵害简单的分为：事实上的权利、法律上的权利、法律应当救济的权利这样的三分。例如本案，所谓被害人被男童触碰了屁股，你觉得自己的权利受损了，我完全理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纯粹的事实上的权利，但它不一定能上升到法律上的权利。还有一些则确实是真的存在一个法律上的权利，但却有导致无需救济的事由，比如时效、紧急避险、正当防卫等等。

所以在这起事件中，无论如何理解你的权利受损，从名誉权、人格尊严、身体权还是性自主权来理解，你都无法得出你享有一个需要被法律救济的权利。你更多的只有一个你内心很不爽，我也很理解你内心的不爽的事实上所谓“权利”。

所谓被害人的行为该如何法律评价

所以从这个角度，所谓被害人如果在向男童父母表达完不满，并获得男童父母无论是赔钱（只要不涉及敲诈勒索）还是道歉我觉得都没有问题。而从报道来看，男童父母确实赔礼道歉了。注意，这里的赔礼道歉不是一个法定义务，并不因为民法典179条规定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中存在赔礼道歉，于是一看到男童父母赔礼道歉了就觉得这里存在民事法律责任，男童就存在侵权了。

男童父母的行为只能证明其良好的理性善良社会人的风格，也是当前中国和谐社会底色的构成基础，既不意味着软弱也不意味着对孩子行为法律负面评价的认可。这里我尤其想提一下，很多所谓育儿专家的文章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似乎父母不跟对方拼命都是委屈了孩子一样。

但是，所谓被害人不仅不接受道歉还提出要通过诉讼解决。当然，只看到这里也没有问题，诉讼是民众的权利，我非常敬仰的教授还从基本权利的角度仔细分析论证过诉权的人权性质。但从视频和报道中可以看出，该所谓被害人不仅长时间拉扯男童的衣领并导致了男童可能存在的软组织或皮肤肌肉损伤；而且其多次在网络上上传相关引导性视频，从而导致了舆论泛滥。

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试问，当前网络舆论泛滥并蔓延出现性别对立（“山下的女人是老虎”）、育儿专家“深刻”言论（“我的父母没有站在我这边”）等等的直接源头是什么？为什么该所谓被害人的短视频账号直接被封禁了？

尤其从相关权威报道以及男童父亲后续发言中提到的，所谓被害人要求书面或者拍视频道歉，男童父亲表示可以口头道歉，但不能书面来看，即便是179条所称的“赔礼道歉”，男童父亲也是愿意实现的。所谓被害人后续想要书面道歉和视频的目的在哪？结合其不断发视频导致的舆论爆炸来看，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所谓被害人抓伤男童的行为，自然只能交给男童父母去自我判断是否以及如何救济。但对于所谓被害人前述行为以及其导致的社会后果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私人纠纷射程范围内的事情了。在这里我仅举几个真实案例：

2025年8月4日苏州一起电动车碰撞事故中，当事人一方甲被另一方乙连续质问后一直回答“我听交警的”，后乙被认定全责，但其拒不接受判定结果后还擅自将拍摄视频发布网络，导致甲隐私曝光受到网络暴力。后乙被行政拘留。

2025年4月10日。德阳一路口摩托车司机与汽车司机发生口角，摩托车司机三次阻拦汽车正常行驶并辱骂吐口水且将视频发布网络，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摩托车司机被行政拘留。

就在刚刚的2026年9月10日，昆明某人在网络上发布编造某鲜花饼公司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被认定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并处以行政处罚。

从上述三例通报来看：发布视频+扰乱公共秩序是最终行政处罚的必要条件，但其中似乎又有一些要么存在辱骂、要么存在编造、要么存在对方被网络暴力的附加条件。本案是否符合适用行政处罚的可能性需要交给公安机关认真研判。

最后还想说一句的是，很多起事件的走向滑坡都存在的“警方多次调解”“警方三次调解”的字样，我国警察机关的辛苦程度确实不是国外所能类比。但为何总有这样的偶发性社会影响极大的事件发生，其实也跟处理能力的专业性以及本身的权威性存在很大关系。如有可能，期待纠纷解决专业性和纠纷解决权威性的双重提高，这种提高不是对警察的要求，是对如何保障警察的要求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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