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刘大先
江左清绮、河朔贞刚，骏马西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一说起地域文化差异，这些高度凝练的词句，就会不由自主地跃入脑海之中。它们成为描述南北文化差异的意象化外显。
山林皋壤、水泽大川、荒野朔漠、戈壁雪原，孕育出不同的地理美学，人们凭借对水土风气之异的本能体察，产生不同的抒情达意方式。“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人们得自然的气候、物产与景色助力，于是产生了风貌丰富的审美观念，也就有了《诗经》与《离骚》这样不同的南北文学传统。
然而，自然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学，而是通过不同的人文风俗中介发生作用。《礼记》中说，“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所谓“风俗”，古人的看法是“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古人采诗，也是为了察势观风，了解民情民俗民心。
风俗的主体是民众，也就是说，文化的根底与文学的底蕴无论外显为何等壮丽山川或者时尚风气，内在都是人民心声的表达。它们构成了情感的依托、认同的基础与精神的凝聚。人民永远是生生不息的存在，充满了无尽的潜能，人民的文学也因此成为无限的风景。
前现代时期，关于自然与文学书写天人合一式的比附，在缓慢的农耕时代，形成稳定的集体记忆积淀，以至于人们一提起文风，往往会有上述直观的印象。但是，这一切也通过游学、致仕、经商、贸易、战争、移民而潜移默化，一位强有力的书写者即便从某种风土中生长出来，也从来不会被那块土地所囿限。近现代以来，社会变革的速度、人口与信息的流动都加快了，已经很难将某种民俗与性格同某个地域捆绑在一起，事实上地域文化自身也在不断吐故纳新，生发出与时代相应的特征。
曾经听过一位研究西域的学者讲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说是“东西交通、南北对抗”。大致是从夏商周到秦以东西融通为主，核心区域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关中与华北平原一带；汉到明清以南北竞争为主。不过，所谓东、西、南、北的地理分割也都是相对而移动的，随着历史的前行而不断演进。
南北差异之外，从长时段来看，中华文化的总体趋势是东移南迁。南宋可以作为中国古代都城变迁的分界线，之前是中原期，政治中心基本上是在关中平原至中州平原一带；之后是近海期，从开封推移到了杭州，元明清移都南京、北京一线，这是一种东移背景下的南北波动。长城内外、东海西域皆成中国人的故乡。
文化上积习良久，时至今日已经成为某种无意识式的存在，尤其是在文学上，南北风格的不同，以意象化的方式直观地呈现出来。当代文学“地方性写作”风潮中，极为醒目的一个是“新南方”，一个是“新东北”——即便在交通如此便捷、人员与信息往来如此频繁与密切的情形下，它们仍然显示出风采卓异的美学，那些过往留下的记忆与遗产，仍然以怀旧的方式成为建构地方文化形象与身份的有效资源。还有“新边地”“新北京”“新浙派”以及“新乡土”，都是立足于文脉传统基础上的守正创新。
晚清词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说：“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我以为，那个“万不得已者”就是“文心”。自然、风俗、人民交织在“文心”之中，让人们对看上去在这个时代里影响力减弱的文学，依然怀揣信心——它们移形换位、古木新芽，以别样的面目出现在互联网语境之中，构成了新时代文艺的无限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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