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7年3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表面看，这是一次行政区划调整；放到当时的国家布局中看，却牵动着三峡工程、长江上游开发以及西南地区发展的多重任务。
重庆并不是第一次成为中央直辖的城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迁驻重庆，1939年正式将重庆升格为院辖市，1940年又定为陪都。大批工厂、学校和人员进入山城，重庆由此形成了近代工业和交通基础。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它仍是中央直辖市，由西南军政委员会管理。1954年，随着大区建制撤销，重庆改由四川省管辖。此后相当长时间里，它虽然是西南重要工业城市，却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四川地域太大，成都又是省会，有限的资源很难同时满足两座大城市的扩张需要。
这并不是成都与重庆谁更重要的问题，而是行政层级和管理半径带来的客观限制。四川面积广、人口多，川西、川南、川东的发展条件各不相同。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工业基础较好，却被山地、江河分割，周边地区联系复杂。一个省级政府要兼顾如此广阔的范围，决策和资源配置难免顾此失彼。
真正改变局势的，是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筹划过程中，移民安置始终是最棘手的环节。库区涉及湖北、四川等地，受影响人口超过百万。移民不能只靠一纸通知完成，住房、就业、教育、交通和地方财政，都必须有人统筹。更关键的是，库区许多县市距离省会较远，原有管理体系未必能够承担这样一项长期工程。
1985年前后，围绕三峡工程，曾有设立“三峡省”的设想，宜昌也一度被考虑作为中心。但调研很快显示，这个方案存在明显短板：区域规模和经济基础有限，重新设置省级机构成本较高，能否形成足够强的辐射能力，也让决策者颇为谨慎。
据有关回忆，邓小平在谈到四川发展时提出过一个重要思路：“可以考虑把四川省分为两个省，一个以成都为中心，一个以重庆为中心。”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简单划线，而在于抓住了四川内部发展不均衡的症结。
1985年11月9日，时任国务院领导李鹏考察三峡工程期间，曾向四川方面提出，可研究设立重庆直辖市，以发挥重庆作为长江上游中心城市的作用，并为三峡移民和区域开发提供统一平台。四川方面随后对重庆、万县、涪陵等地的经济、人口和地理条件展开调查，形成方案上报中央。
讨论并不轻松。重庆直辖范围过小，难以形成带动作用；范围过大，又可能出现管理困难。中央最终采取了较为稳妥的办法，将原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等区域纳入新的直辖市，同时保留部分原有行政架构，避免一次性变动过大。
有意思的是，这次“分家”并非单方面的取舍。对四川而言，重庆划出后，省内管理幅度缩小，成都可以集中承担省会功能，川西、川南和川北的资源配置也更容易统筹。对重庆而言，直辖意味着获得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不再需要在全省范围内与成都争取同一层级的政策资源。
三峡移民则使这次调整具有了更直接的现实任务。重庆距离库区较近，原有工业、交通和城市基础能够承接较大规模的人口转移。1997年直辖后，重庆辖区面积约8.24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三千万，已经不是一座单纯的中心城区，而是一个包括大量区县、库区和农村地区的综合行政区域。
1996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庆设立直辖市的决定。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相关议案；同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政府机构正式挂牌。至此，重庆第三次成为中央直辖市，并承担起三峡库区移民安置、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建设和西南交通枢纽发展的多重职责。
这项安排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没有把重庆直辖仅仅当成一次城市升格。它同时处理了四川省域过大的管理难题，也为三峡工程寻找了承接平台，还把重庆的工业基础、港口条件和区位优势纳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行政区划的变化，最终落到了人口安置、资源调配和长江上游开发这些具体事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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