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6月20日下午，湖南长沙，毛泽东专程来到杨树达家中。71岁的杨树达患有严重哮喘，坐在藤椅上晒太阳，听见学生到来，仍努力起身相迎。毛泽东赶忙扶住他，师生三十多年未见，重逢却没有寒暄太久，话题很快回到了那段风雪交加的往事。
杨树达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第四师范求学时的国文老师。1914年，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师生二人又在同一所学校相处。杨树达精通国学，也关注国家局势，讲课并不局限于字词章句。年轻的毛泽东常去请教，许多关于社会和时局的谈论，正是在那时留下了深刻印象。
真正让两人关系变得不同寻常的，是1919年至1920年的“驱张”运动。张敬尧主政湖南期间，军阀统治激起民怨。毛泽东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罢课和请愿，杨树达则以学界代表身份参与其中。
1919年12月，湖南代表团抵达北京。隆冬时节，毛泽东、杨树达等人来到新华门外，请求北洋政府处理湖南问题。代表们与持枪卫兵对峙数小时，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答复。有人劝杨树达暂避锋芒，他却表示：“义无反顾，势在必行。”
请愿受阻后，毛泽东没有停下来。他创办平民通信社，借助报刊和通信渠道，把湖南的实际情况传向各地。办公地点一度设在寺庙里，环境简陋，却成了代表团交换消息的重要场所。
有一次，杨树达找到毛泽东，见他正在香案前伏案工作，便笑着说：“菩萨，我来敬香了。”毛泽东抬头认出老师，连忙起身。这样的插曲，既显出杨树达的幽默，也说明师生之间并非只有课堂上的敬畏，还有共同参与社会活动后形成的信任。
1920年6月，张敬尧离开湖南，“驱张”运动取得结果。此后，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杨树达则长期从事教育与文史研究。两人的人生方向不同，但联系并没有中断。杨树达关注革命形势，毛泽东也始终记得这位曾经支持学生运动的老师。
新中国成立后，杨树达继续从事学术工作，担任湖南省文史馆馆长，并当选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年事渐高、疾病缠身，他仍坚持著述。1954年，他把自己的著作寄给毛泽东，并表达了赴京叙旧的愿望。毛泽东回信表示欢迎，同时提醒老师先把身体养好。
没想到，第二年毛泽东回湖南考察，直接到长沙看望杨树达。看到老师气喘咳嗽、行动困难，他让随行人员帮助买药，又拿出500元交给师母。这个数目在当时并不是一笔小钱，杨树达立刻警觉起来，问道：“你哪来那么多钱？”
这句质问并不是客套。杨树达一生反对贪腐，对钱财来路格外看重。周世钊在旁解释，毛泽东的个人收入和支出由组织管理，这笔钱来自文章和著作的稿费。毛泽东也说明，买药的钱同样出自稿费，并说自己所写所讲，离不开老师早年的教育，这笔钱是对师母和老师的帮助。
杨树达听明白后，神情才缓和下来。毛泽东见老师咳嗽不止，亲自替他端痰盂。有人准备接手，他摆了摆手，说照料老师是学生应尽的事情。等杨树达用完，他又拿去清洗。这个动作很平常，却比许多正式话语更能说明师生关系的分量。
毛泽东使用稿费帮助故交，并非只发生在杨树达身上。章士钊曾在1920年前后帮助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也为毛泽东开展活动提供过支持。多年以后，毛泽东仍把这笔情分记在心里，提出每年从稿费中拿出一部分，名义上“还债”，实际是给章士钊补贴生活。
章士钊认为当年的款项主要来自社会募集，不肯接受。毛泽东却坚持，帮助革命的情义不能简单按账面计算，于是换了一个说法，仍然持续给予资助。对他而言，“还债”二字不仅是经济往来，更是对旧日支持者的郑重回应。
类似的情况还涉及溥仪及其叔父载涛。1964年，毛泽东得知溥仪每月工资为180元，生活并不宽裕，便提出从稿费中拿钱，请章士钊转交。溥仪起初不愿接受，直到说明这是私人稿费，才勉强留下。
这些钱数或许各不相同，背后的逻辑却一致：稿费属于个人劳动所得，使用时也应当有明确来路。杨树达晚年病情不断加重，1956年2月14日病逝。毛泽东发去唁电，周恩来送了花圈，灵柩后来安葬于岳麓山。那场跨越数十年的师生情谊，也停留在了这次关于500元钱的追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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