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2年5月，北京紫禁城养心殿，溥仪面对一台刚装好的电话机，久久没有离开。他已经退位，却仍被皇宫的高墙围住；电话线从殿内伸向城外，连接的不只是声音，也像是一条通往新世界的细线。
这部电话的安装，最初遭到清室遗老反对。有人认为宫中不该添置这种“奇技淫巧”，也有人担心电话会破坏皇宫旧有的规矩。溥仪没有听从，执意保留下来。少年天子的好奇心，第一次同旧制度的拘束正面碰撞。
当时北京电话用户并不多，电话簿也没有今天这样厚，翻来翻去，几乎都是熟悉的姓名和店铺。溥仪拿起电话簿，先拨给曾入宫演出的京剧名角杨小楼，故意用戏台上的腔调问：“来者可是杨小楼？”对方应声后，他立刻挂断，忍不住大笑。
玩笑并未到此为止。他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胡乱报了个地址，订下一桌并不存在的宴席。电话在当时还是稀罕物，尤其对深居宫中的溥仪来说，拨号本身便带着一种新鲜的冒险意味。
电话簿翻到后面，胡适的名字落入眼中。庄士敦常在溥仪面前谈起这位新文化运动人物，溥仪读过胡适的文章，也想知道这位“胡博士”究竟怎样说话。于是，他拨通了胡适家中的电话。
“你是胡博士吗？你猜我是谁？”
胡适一时没有听出声音。溥仪笑着说：“不用猜了，我是宣统。”胡适追问是否是皇帝，溥仪答道：“对啦。”随后，他邀请胡适进宫见面。
这通电话让胡适颇为意外。他担心有人恶作剧，便打电话向庄士敦核实。得到确认后，胡适没有贸然答应次日赴约，而是另定日期。阴历五月初二，也就是1922年5月30日，他才按照约定走进紫禁城。
这一点很能说明胡适的处事方式。面对退位皇帝的邀请，他既没有把它当成神秘召见，也没有完全视作普通寒暄。赴宫前，胡适专门拜访庄士敦，了解溥仪的性情、阅读情况和近来的生活状态。这个细节，后来常被各种传闻掩盖。
那天，胡适从神武门入宫，跟随太监来到养心殿。溥仪穿着蓝袍，外罩玄色背心，见面时先站起身。胡适鞠躬说道：“皇上好。”溥仪回答：“先生好。”礼数简单，却折射出两种身份的短暂相遇：一个代表已经改变的思想潮流，一个仍被旧称谓包围。
养心殿里除皇家陈设外，还摆着报纸、书籍和诗集。溥仪谈起文学革命，表示自己赞成白话文，还拿出一首写给婉容的白话诗，请胡适指教。胡适读完后没有贸然品评，而是将话题转到留学、读书和宫中生活，避免让谈话陷入尴尬。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溥仪谈到自身处境时说的话。他承认清室过去做错了许多事，继续花费民国的钱，心中不安，曾考虑清理皇室财产、谋求独立生活。但他也明白，自己一旦脱离宫廷，依附清室生活的王公、太监和旧臣便会失去凭借。
这不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完整方案，却显示出一个少年对现实的朦胧判断。他想离开高墙，又无法摆脱身边人的牵制；他向往新生活，却仍被“皇上”这个称呼牢牢困住。胡适后来写下“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正是对这种矛盾的记录。
两人只谈了约二十分钟。胡适离宫后，社会舆论却迅速升温。报纸把一次私人会面写成“胡适为帝师”，甚至传出胡适要求免跪拜等说法。新文化人物与逊清皇帝见面，在帝制结束尚未多久的北京，确实很容易被赋予额外含义。
胡适沉默了一段时间，直到1922年7月22日，才在《努力周报》发表《宣统和胡适》，说明进宫经过。他的本意，是把事情还原为一次普通交谈。但在许多人心里，胡适既然代表新思想，就不该同旧皇权的象征发生私人往来。
争议并没有立刻消散。1931年10月，鲁迅在《知难行难》中讽刺此事，说明这场风波并非单纯的新闻误读，而是不同政治立场之间的冲突。有人看重身份界限，有人强调个人交往，双方真正争论的，是如何对待已经退位却仍具有象征意义的溥仪。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暂居醇亲王府。胡适听闻消息，曾撰文批评武力驱逐清室。后来他到王府探望，溥仪称赞胡适在报纸上的文章，胡适则劝他自己作出决定，出国留学。
溥仪最终没有走上那条路。此后，他进入天津租界，又在日本扶植下成为伪满洲国傀儡，早年对独立生活和出国求学的设想，逐渐被复辟执念与政治操控取代。那部电话曾让他短暂触摸宫墙外的世界，而他与胡适的交往，也停留在了几次并不算长的见面与通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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