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澜昌
9月9日,澳大利亚驻日大使希勒在东京公开为日本发展高超音速导弹辩护。他一边强调中国等国家的导弹发展“遥遥领先”,一边将日本增强相关军事能力称为“适度、合理且恰当”的举措,同时炒作所谓“中国在亚太地区加强经济胁迫”,并将此作为强化日澳关系的理由。几句话看似是在谈安全环境,实际上却把日澳军事合作不断加深的现实摆到了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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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一位大使如何评价一种武器,而是日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军事研发和远程打击能力放入地区安全体系之中,而澳大利亚则开始主动提供空间、设施和政治支持。
今年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两次访问澳大利亚。8月,澳大利亚同意推动未来十年日本使用本国试验场,测试高超音速导弹和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与此同时,双方还在推进军事研发、装备维护和防务供应链合作。这意味着日本发展相关能力,不再只是本土防卫政策内部的调整,而正在获得更大的海外试验空间和更完整的合作网络。
这背后的变化,需要放在日本战后军事政策调整的大背景下观察。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长期构成其军事政策的重要约束,日本政府过去也以“专守防卫”为基本框架。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远程打击和所谓“反击能力”,相关武器的射程、部署方式以及作战用途,都引发了外界对其是否突破传统防卫边界的讨论。
澳大利亚此时提供试验场,其意义并不只是“多了一块场地”。对于射程越来越远、技术要求越来越高的武器来说,试验环境本身就是军事能力的一部分。海外试验可以扩大测试空间,减少本土条件限制,也意味着日澳两国的军事体系正在出现更深的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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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合作并非孤立存在。日本与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扩大同澳大利亚的联合军演,同时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联系。日本军事能力向外延伸的路径越来越清晰,澳大利亚则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过去主要集中在日本本土的军事研发、训练和部署,正在逐步嵌入更广泛的印太军事网络。
问题也由此产生:如果一个国家持续增加远程打击能力,周边国家会如何反应?如果越来越多国家为了应对所谓“威胁”而增加导弹、强化基地、扩大军演,那么地区安全究竟是在变得更加稳定,还是进入新的安全困境?
澳大利亚大使把日本导弹能力包装成“合理回应”,其实并不能消除这种疑问。安全从来不是单方面计算的。当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增加军事能力是为了防御,其他国家却可能把同样的变化理解为潜在进攻能力。尤其是高超音速武器和远程精确打击系统,本身就具有较强的战略威慑属性,其部署和试验一旦与海外基地、联合训练以及情报体系结合,影响自然会超出单一武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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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因素也不能被轻轻带过。8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战争扩展到东北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今天的日本当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不能简单把今天的日本与当年的军国主义等同起来。但正因为这段历史真实存在,日本军事能力的外延变化才更需要透明、克制,也更需要充分考虑邻国的安全感受。澳大利亚同样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支持日本扩大军事能力,到底是在降低风险,还是在把自己更深地卷入地区军事竞争?
从试验场到装备维护,从军事研发到防务供应链,一旦双方形成长期制度化合作,澳大利亚就不再只是旁观者。日本获得更大的军事活动空间,澳大利亚则承担相应的战略风险。任何地区冲突一旦扩大,这种军事体系之间的连接,都可能使局部问题迅速产生外溢效应。
更值得注意的是,希勒并非只是为某一项武器政策背书。他此前提出由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和韩国构建所谓“中等强国”安全框架,并积极评价日本新成立的国家情报机构。这说明澳大利亚部分政治力量正在推动的不只是双边防务合作,而是试图把日本进一步嵌入一个以安全竞争为核心的地区网络。
这其中当然有现实的安全考量,也有大国竞争的因素,但如果所有军事合作都以“应对威胁”为理由不断向前推进,最终形成的可能并不是更加稳定的安全结构,而是彼此强化的军备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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