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前548年，齐国临淄宫廷发生巨变。齐后庄公被大臣崔杼等人杀死，年幼的公子杵臼被推上君位，是为齐景公。这个孩子并不是凭借战功或威望登场，而是在权臣争斗的缝隙中，被送上了国君之位。
他的身世，决定了早年的处境。齐灵公晚年在继承人问题上反复不定，齐国公室与卿大夫之间早已矛盾重重。齐后庄公即位后，又因与崔杼妻子棠姜私通，触怒了这位权臣。宫门之内的私情，最终变成了改朝换位的政治导火索。
齐景公因此显得格外被动。崔杼拥立他，自己担任右相，朝政一度掌握在权臣手中。对一个年幼国君来说，王冠并不意味着自由，反而像一件沉重的外衣。后来崔氏因内讧覆灭，齐景公才逐渐摆脱傀儡身份，开始真正掌握国家权力。
有意思的是，这位从血腥政变中登场的国君，性格却并不总是严肃老成。《晏子春秋》中记载，齐景公曾爬树掏鸟窝，抓到一只幼鸟后，见它尚未长成，竟然动了恻隐之心，把鸟放了回去。
晏子听说后前来拜见，景公大概以为这位老臣又要训诫自己。没想到晏子没有责骂，反而说：“君王能怜惜幼鸟，便是仁爱之心。”这番话并非单纯奉承，而是把国君偶然流露出的善意，引向了爱护百姓的政治原则。
齐景公身上那股“孩子气”，就这样显露出来了。他会做爬树捉鸟一类不合国君身份的事情，也会因为一句话、一个眼神突然发怒。但他并非完全听不进劝。晏子懂得把他的任性转化为可以施政的契机，这种劝谏方式，确实高明。
齐景公与晏子的关系，也不只是君臣关系。晏婴辅佐齐灵公、齐后庄公和齐景公三朝，真正留下大量故事，主要集中在景公时期。景公有时问得天真，有时做得荒唐，晏子却很少当众让他下不来台，而是顺着话头指出其中的道理。
据《晏子春秋》记载，景公曾问晏子，自己能不能像齐桓公那样成就霸业。晏子没有简单回答能或不能，而是把问题引回君德、民生和用人。景公想要功业，也想要享受，这种矛盾贯穿了他的执政岁月。
他并不是一个只知游乐的昏君。对外关系上，齐景公曾参与晋、齐之间的外交博弈，也曾在鲁国发生变故时接纳鲁昭公。齐国本就是东方大国，景公能够利用地缘和国力周旋于诸侯之间，说明他具备一定的政治判断力。
在国内，他也确实任用过晏子等有能力的大臣。晏子主张节俭、减轻刑罚、体恤民众，景公往往能够接受。景公问雪、问政的故事，虽然带有后人加工的色彩，却反映出一个特点：他并不排斥被纠正，至少愿意听取有分量的意见。
但愿意听，并不等于始终做到。齐景公喜欢饮酒，也热衷修筑宫室。到了晚年，享乐一面越来越突出，梁丘据等亲近之臣善于迎合，晏子等人的规劝则未必能够长期压过宫廷中的奢靡风气。齐国百姓承受的赋役和刑罚，也留下了“屦贱踊贵”等典故。
所谓“屦贱踊贵”，说的是普通鞋子便宜，受刑后所穿的假足却昂贵，折射出当时刑罚繁重、受刑者众多。这样的记载，与那个会爬树捉鸟的国君放在一起，反差尤其明显。个人偶尔的仁慈，无法替代制度上的宽政。
还有一则常被后人谈起的故事。有人盯着齐景公看，直说是因为觉得国君容貌姣好。景公认为对方无礼，起初想杀掉此人。晏子劝阻后，景公没有继续行刑，却提出让那人日后为自己搓背作为惩罚。故事是否经过文学渲染尚可讨论，但它很符合古籍塑造出的景公形象：容易动怒，处置方式又出人意料。
“孺子牛”的故事同样见于相关记载。景公曾让幼子骑在自己背上，自己学牛爬行。国君在宫中如此嬉闹，当然显得顽皮；可从另一面看，他对宠爱的幼子十分放纵，这种私人情感后来也影响了继承安排。
晏子去世于公元前500年，齐景公悲痛不已，曾说：“吾失夫子则亡，何礼之有。”这句话说明他清楚晏子对齐国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知道谁重要，并不代表能够始终按其建议行事。公元前490年齐景公去世时，齐国已经埋下了继承纷争的隐患。
景公晚年偏爱幼子荼，执意将其立为太子，未能妥善平衡诸公子与卿大夫的力量。景公死后，齐国果然陷入争位，公室势力进一步削弱。此后的权力转移并非一夜完成，却与长期积累的卿族坐大、君权衰退密切相关，田氏最终取代姜姓齐国，也有这段遗患的影子。
所以，齐景公既不是传说中的荒唐小丑，也不是能够与齐桓公并论的雄主。他有权谋，有判断，能用贤臣，也能接受劝谏；同时贪图享乐，性情反复，常把个人好恶带进国政。晏子在世时，这些缺点尚有人牵制；晏子离开后，宫廷中的任性便越来越难以收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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