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来 编辑|思雨
翻开中国历史,夏朝被写在"三代"之首。可有一个问题横在那里,始终不太好解释:商朝人留下了十五万片甲骨文,里面记着历代商王的名号、祭祀的对象、占卜的内容,唯独找不到一句关于"夏朝"的明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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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汤灭夏,是后世文献里商王朝合法性的根基之战,商人自己却像从未提起过一样,沉默至今。
这个沉默并不简单。
要么是夏朝根本就不存在,"三代"之首不过是后人追认出来的叙事;要么是我们用错了名字,拿一个后来才固定下来的称呼,去找一个在当时根本不叫这个名字的政权。近年来,随着清华简的释读和二里头遗址的持续发掘,答案越来越倾向于后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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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听上去有道理的答案
面对甲骨文里夏朝缺席的问题,学界和大众语境里流传过几种解释,听上去各有道理,但放在一起,都差了一口气。
有人认为甲骨文还有大量字符未能破译,目前可以确认释读的不过一千多个,关于夏朝的记录说不定就藏在里面。这个说法听上去谨慎,却绕开了一个核心问题:伊尹的名号在甲骨文里出现多次,辅佐商汤完成那场决定性征伐的人被商人反复祭祀,那场征伐本身反而一字不见,把所有谜团都推给未破译字符,反而更说不通。
也有人从甲骨文的性质出发,认为卜辞本来就不是史书,而是商王占卜和祭祀的载体,功能上更接近留给鬼神看的问询单,不提夏朝只是体例问题,跟夏朝存不存在没有直接关系。这个思路有一定道理,但甲骨文里既然屡屡出现成汤和伊尹的名号,商人显然不觉得在卜辞里提及先君功业有违体例,那场灭夏的功业单独缺席,反而显得格外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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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太远了,是第三种常见的解释。殷墟甲骨文是盘庚迁殷之后才有的,距商汤灭夏至少已过两三百年,历代商王到那个时候不再提及一个早已消亡的前朝,情理上无可厚非。这个说法最稳,可它同样解释不了甲骨文里一个始终让人费解的细节。
那个细节,是一个叫"西邑"的地方。
在已知的甲骨卜辞中,历代商王一次又一次对"西邑"举行燎祭,而且明确不是出于纪念,是出于恐惧。据甲骨文的释读,商王们担心西邑的神灵作祟为害,所以要持续供奉安抚。甲骨文里没有"东邑""南邑"这样的对应称谓,偏偏只有西邑被这样世代忌惮,被这样反复祭祀。一个普通的方位地名,不会让商王一代又一代地如此紧张。这个细节,前面那几种解释都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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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竹简改写了这道问题
2008年,清华大学在境外辗转抢救回一批战国竹简,经碳十四测年,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前后,后来被称为清华简。整理出来的篇目里,有两篇格外重要,一篇叫《尹至》,一篇叫《尹诰》,内容都围绕伊尹展开,讲的是他在夏末商初这段关键时期的行动。
《尹诰》里有这样一句话:"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大意是说,伊尹与商汤都秉持纯一的德行,伊尹想到上天将要毁灭西方的夏。《尹至》里也有一句"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记录的是商汤从西方发兵、攻破西邑、战胜有夏的经过。
两篇简文合在一起,说清楚了一件此前始终模糊的事:那个被商汤打败的政权,在清华简里叫"西邑夏",有时简称"西邑"。商族当年的根据地在东方,夏的都城在他们的西边,所以才有了这个方位性的称呼。西邑,就是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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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里那个让商王们世代忌惮的"西邑",一下子找到了归属。商人没有遗忘那个前朝,他们一直在祭祀它,燎祭了几百年,只是用的名字不一样。在商人自己的话语系统里,那个政权叫西邑,不叫夏。
拿着这把钥匙再去翻其他早期文献,会发现类似的称呼错位并不只出现在清华简里。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叔夷钟》铭文上,记录商汤功业时用的是"删伐夏司","夏司"是对那个政权的另一种称谓方式。《诗经·商颂》里则说商汤"设都于禹之绩",不用"夏",而是借"禹"的名号标记那片土地的前身。年代稍晚的《逸周书·度邑》里出现了"其有夏之居",这才开始用"夏"来指代那片地域。到了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时候,"夏"已经是一个人尽皆知的称呼。
从西邑、夏司、禹之绩,到最后固定成"夏",同一段历史在不同时代的文献里留下了不同的名字。
这件事揭示了一个在追问甲骨文时很容易被忽略的前提:夏朝这个名字,不是商朝人给定的,很可能也不是那个政权的人自称的,而是在周朝以后才慢慢固化下来的叫法。商朝灭掉的那个国,在商人自己的记录里叫西邑。今天我们拿着"夏"去甲骨文里找,当然找不到。我们找错了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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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之争背后的历史书写逻辑
从这个命名错位里能看出的东西,远不止于文字训诂,它牵出的是一套更深层的历史书写逻辑。
文字是权力塑造记忆的工具。商朝拥有成熟的甲骨文体系,靠这套文字,商人把历代先王一个不落地保存了下来,庙号、祭祀顺序、父子传承关系,清清楚楚。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商王世系几乎完整可考,后来与《史记·殷本纪》里的记载高度吻合。正是这种对应,让安阳殷墟的发现直接将商朝从传说变成信史,也让疑古派质疑商朝存在的声音几乎就此销声匿迹。
夏朝没有这个条件。二里头遗址虽然出土过一些刻画符号,学者李维明曾试读密县黄寨出土的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认为其中一字的形态与"夏"字的早期演变路径相符,但这样的孤例远不足以支撑一套完整的文字体系。一个没有把自己名字刻下来的文明,只能等别人来给它命名。命名权落到别人手里,那个政权在后世的样子,就取决于命名者的叙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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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取代商朝之后,面对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凭什么说天命降到了我的头上?仅仅讲自己武力灭商是不够的,还需要一条更长的历史链条来支撑合法性。于是"夏—商—周"的三代叙事被搭建起来:夏失德,天命归商;商失德,天命归周。这条链条要成立,起点就必须有一个有名有姓的前朝。散落在不同文献里的西邑、禹之绩、夏司,在周人的整理和追述中慢慢被收束成一个统一的名字——夏。
这个名字一旦写进《尚书》《诗经》,再经《史记》梳理,就成了三千年来几乎无人质疑的称呼。那些原本存在过的不同叫法反而被它盖过了。今天我们用"夏"去找甲骨文里的记录,找不到,就以为商人在刻意回避这段历史。事实上商人没有回避,他们记了,只是那个地方叫西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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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层面的证据也在朝同一个方向推进。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主体年代距今大约3750到3520年,学界普遍认为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遗址中出土的宫殿基址、青铜礼器、绿松石龙形器,已经显示出与后来商周都城有明确传承关系的早期国家面貌。2024年南阳方城县八里桥遗址的考古进展,在遗存性质和族属问题上提供了新的物证,进一步强化了二里头文化与夏王朝之间的关联,尽管围绕具体年代的细节争议仍在持续。
夏商周断代工程历经五年、一百七十位各领域专家的联合攻关,于2000年公布阶段成果,推定夏朝始年约在公元前2070年,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年代在公元前1880至1521年之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这些数字仍有讨论空间,但它们描绘出的大致轮廓已经足够清晰:那个后世被称作夏朝的政权,在它自己存在的那段时间里,没能留下一套足以自证名称的文字系统。所有关于它的叙述,都经历了至少一次转述,而名字就在转述的过程里被替换了。
一个文明的名字被改掉,有时比它的城墙被拆掉更难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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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二里头那些沉默的宫殿基址还在等待更多的发掘,它们不在乎自己叫什么名字。真正在乎名字的,是读史的我们。叫它"夏",究竟是在还原一段历史,还是又一次用后人的框架把它套住了?
【主要信源】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之《尹诰》《尹至》篇释文,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整理 《驳"夏代否定论"》,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10月 《二里头、殷墟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中国国家文物局通报,2024年12月26日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2000年正式公布 《叔夷钟》铭文、《诗经·商颂》、《尚书》、《逸周书·度邑》、《论语》等传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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