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到电影，《利益区域》宛如直视一面残酷的镜子

今天，即便是最铁石心肠的人，当他翻阅那些关于集中营如何惨绝人寰地泯灭人性的文献时也难以无动于衷。这个词似乎吸纳了一切灰色、负面、邪恶的形象：异化、罪孽、压迫，还有死亡。甚至于连小说这样虚构的形式似乎都无法有效地介入这一题材，更难想象的是如此充满诗意的描写会出现在关于描述集中营的小说中：“在她们面前迎候的是一条绵延的大道——两侧几乎都是成行的枫树——枝条和裂叶在头顶上纠结相连。一个仲夏的傍晚，四周是闪烁着微光的蠓虫……我在一个树桩上摊开笔记本，微风正探寻地拂过书页。”

▲ 电影《利益区域》（2023）剧照

这段话出现在马丁·艾米斯小说《利益区域》开头不久，叙述者之一的汤姆森在这条路上迎面遇见了他未来心爱之人——汉娜·道尔夫人，随后，这个集中营军官的妻子和孩子笑吟吟地走入了1号集中营。在这本小说里，集中营还有一个更加中性的称呼，也正是这本小说的名字——利益区域。

解读这本小说的一把关键钥匙就是视角。“利益区域”这个指代，本身就是站在一个非比寻常的视角去看待与形容集中营的，毕竟有人在与地狱的交易中直接或间接地攫取了利益。也很少有小说会这么大胆，敢于让加害者处于叙述的中心地位。小说在三个视角中来回切换，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第一个视角的汤姆森，其舅舅是希特勒的心腹，属于权贵子弟；第二个视角的保罗·道尔是集中营的队长；第三个视角则是特遣队队长斯穆尔，他是加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他在集中营活下来的方式是处理掉另一批活着的人，是一个处于作家普里莫·莱维称之为“灰色地带”的人。相对于前两个叙述者，他所占据的篇幅较少，更像是一个注释，毕竟关于“灰色地带”的受害者境遇的描述在大屠杀的作品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尤其是普里莫·莱维的作品更是深入人心。相反，加害者视角的作品则是一片荒芜与空白的领域。

加害者第一人称视角制造的效果之一就是小说有一种在渗透着压抑和恐怖的平庸日常中流动的质感。在小说的开头，读者有时会意识不到集中营的存在，集中营演化成一个背景，读者更像是坠落进一个常规甚至有些俗套的故事——一个年轻的浪荡子去追求和引诱一个有夫之妇。尤其在汤姆森的叙述中，作者的目的是让小说尽量地日常化，以荒谬与庸常的对比构建心理上的毛骨悚然。人物在觥筹交错中彼此闲谈，甚至谈论政治。汤姆森前期叙述的重心是他的爱情，但他与斯穆尔的爱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说最重要的技法就是对比，是优美和丑恶的组配。这一技巧被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在形容词的选择上，叙述者注意到西装革履的加害者或者犯下平庸之恶的人“优雅地穿行在伤员、昏迷者和死人中间”。

在后记中，马丁·艾米斯坦言自己阅读了海量的集中营的资料、文献、回忆录，于是他在小说中插入了很多可能是真实讲述过的细节，例如特遣队员用皮带拖拽自己的妻子去太平间，10分钟后“欢快地捡起了头发”，形容词“欢快”可以被解析出两种含义，第一，欢快来自叙述者保罗·道尔的个人视角，因为他觉得特遣队员是一批沦丧了道德底线的非人，因此不会有个人情感，这个欢快甚至就是他自己的飘忽的想象，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第二，欢快有可能也是这名特遣队员的真实状态，因为在集中营，人的自尊已经沦丧，生存的需求至高无上，人在极端环境下只能不断麻木着，就像在斯穆尔的叙述中，土豆要远比死亡更为激动人心。

集中营队长保罗·道尔的视角最值得玩味，其他两人的叙述和他的叙述所形成的张力让小说投影出一种揭秘般的效果。首先是能指与所指的揭秘，保罗·道尔在自己的叙述中轻描淡写地形容货车里装的是“自然损耗的东西”，而在汤姆森叙述的篇幅里，读者才了解到真相，所谓自然损耗的东西是拿来填沟的尸体。然后是事件的逐步揭晓，保罗·道尔的面孔青肿的原因在不同人的叙述中被拨开了迷雾，直到最终我们才意识到事件真相的残暴与可笑之处。马丁·艾米斯将保罗·道尔的叙述塑造成了残暴的喜剧，因为他是一个极度的不可靠叙述者。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不断强调自己“完全正常”的时候，通常此人的精神状态已经陷入了失常的困境。保罗·道尔通过自大自夸来自我欺骗，甚至于读者有时也很难分辨清楚，作为一个叙述者，他究竟要欺骗的是自己的叙述对象，还是他想说服自己事情本来就是他所想象的样子。他自吹自擂却缺乏勇气，而为了掩盖自身的懦弱，他让双手沾满了血腥。更重要的是，选择保罗·道尔的视角让小说达到了一种神奇的反讽的效果，反讽直接针对道德。他站在自己想象世界的道德制高点陶醉着，同时对于特遣队员斯穆尔，他认为“我一直讶异于有些人居然甘愿坠入这样深不可测的道德深渊”，似乎他并不是道德深渊惨剧的制造者。那么他为什么能够规避这种道德深渊，正如他自己所言“你永远不会在别人的位置上”。

《利益区域》并非是一本没有弱点的小说，首先，小说中叙述者们的语言很相似，以比喻为例，好像三个叙述者都有迸发出神奇比喻的能力，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就显得更加虚假，好像所有的叙述者都是作者的化身。更加致命的是，小说的最后，汤姆森告诉汉娜“只有受害者有权说再也回不去了，而且他们几乎也不这么说。他们不顾一切地开始新生活。真正破碎的人，我们从未听见他们的声音。他们不对任何人诉说。那时，你一直是你丈夫的受害者，但你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受害者”。这太直白，太突兀，也太过刻意了。在最后，马丁·艾米斯似乎过于恐惧陷入一种危险的境地，所以不得不让人物说出这样正确的论调，实际上这有些损害了小说的魅力。因为在如何看待集中营的问题上，马丁·艾米斯悬置的痛苦的悖论已经足以引人深思——集中营是一面能看到自己灵魂的镜子，但同时，在集中营没有人能真正了解自己。

（作者系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