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发钱发假期催生，内卷却拖后腿，员工：生孩子等于丢工作

在去年，洛女士的新生儿在重症监护病房与死神搏斗时，尽管她正在休产假，仍不断接到团队成员的电话和信息。她要求同事等她离开医院后再联系，对方也同意了，但这段经历让她感到不快。

“我儿子当时在重症监护病房，情况危急。当时本应让我一个人待着，因为我每天都在担心他，每天都在听到关于他的坏消息。”洛女士说。她的儿子在住院一个月后去世。重返工作岗位后，她仍然面临频繁出差和下班应酬的压力。

英兰妮在国庆群众大会前表示，由于需要更多时间平衡雇主与雇员的利益，这些问题无法更早处理。她还说，改变职场心态和态度是“更难做到的部分”。

她说，夫妻通常希望实现财务稳定，因此会优先考虑职业发展。她说：“如果工作与生活平衡不佳，家庭被迫作出选择，许多人会选择少生孩子。”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副教授穆铮指出，职场条件会在多个阶段影响生育：年轻人是否有时间和精力建立亲密关系，夫妻是否觉得准备好生第一个孩子，以及父母是否认为自己能够再生一个孩子。

他说：“重要的是，职场压力影响生育，并不一定是因为人们不再重视为人父母，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要同时做好父母和好员工变得越来越困难。”

区域营销经理陈美蓓说，在规模较大的跨国公司工作的人，可能因新加坡作为商业枢纽的地位而需要频繁出差。她每月至少出差两次。她说，若与欧洲或美国的同事合作，员工也可能需要在夜间参加工作电话会议。由于工作生活要求过高，陈美蓓决定养宠物而不是生孩子。她说：“如果不得不离开宠物，我都会非常担心和难过，更何况是真正的人类孩子？”

创办“妈妈职场”职业平台的托雷·谢丽说，她收到过多名尚未成为母亲的女性的咨询，希望加入该网络。她说：“她们会写信说，因为目前的工作环境不适合生孩子，我需要离职才能生孩子。”她补充称，一些人会说明，自己现有工作要求频繁出差。

一些新加坡人为了寻找更适合工作和养育子女的环境，最终选择移居海外，以寻求更合适的平衡。如今50多岁的张爱琳，在组建家庭前申请了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这名育有一子的母亲说，如果申请没有成功，她可能根本不会生孩子。

新加坡能否真正成为适合家庭生活的地方？在政策层面，接受亚洲新闻台采访的父母和专家都认为，新加坡已在营造更具支持性的职场方面取得进展。近年来，陪产假和共享育儿假有所增加，政府也推动企业采用灵活工作安排。

但支持家庭的政策未必总能转化为基层实际改变。全国职工总会妇女与家庭部门及人民行动党妇女团2025年对1500多人的调查发现，员工担心休育儿假、申请灵活工作安排，或因照护需求调整工作时间，会被视为不够投入，并影响职业发展。调查显示，41%的受访者认为，更有力的领导层支持能让灵活工作安排发挥更大作用。

只有当员工觉得可以安心使用这些政策时，支持家庭的政策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同时担任全国职工总会妇女与家庭部门主任的姚婉玲表示，主管对员工说“你需要多少时间就休多少”，与主管虽批准休假却让员工感到内疚，传递的是截然不同的信号。她说：“这些日常互动很重要。它们会影响员工是否相信，生育子女与事业发展确实能够并存。”

除了企业主，一些单身或无意生育的同事，也对父母休较长假期时落在自己身上的工作量表达担忧。对此，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名誉司库林马库斯表示，雇主和员工之间保持坦诚沟通，有助于应对员工长期离岗带来的运营挑战。雇主可以提前规划，寻找临时替代人选、将工作分配给现有同事，或推迟不具时间紧迫性的项目。

林马库斯说，雇主也可以帮助同事建立关系，并主动开启沟通。他补充称，如果雇主没有充分沟通，任由某一名同事自行猜测情况，结果会更糟。他说：“机构需要在一开始或评估期间就说明情况，并能够说，好，我会因此奖励你，感谢你的额外付出。”他表示，在更早阶段，就应让团队其他成员参与讨论，共同处理其中的取舍和收益。

对许多父母而言，真正的支持最终取决于日常工作的弹性。一名不愿具名的母亲回忆，自己曾在一家国际银行工作。她请假带孩子看医生时遭到责骂，并被告知绩效评级较低，是因为她没有在夜间和周末工作。她的一名同事在休产假期间无法登录工作系统，也受到批评，尽管该同事离岗一个月后，安全系统自动锁定了其访问权限。她说：“至少有3个人离职，是因为想再要一个孩子。但在那里，你肯定不能生孩子。”

他说：“我知道团队已经很努力工作了，所以我不会吹毛求疵。”他也指出，鉴于工作性质，团队确实需要在夜间和周末工作。他举例称，团队中一名员工因需接儿子而获准迟到参加员工会议。这名员工后来甚至把儿子带到办公室待了一天。

这意味着，无论员工是父母、已婚但未育，还是单身，都应获得相应照顾。他说：“如果团队中有人需要请假送母亲去医院，或者你今天想居家办公，那就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