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董事长“被58岁”：年报笔误背后的法律与治理

一、“文字录入失误”，法律上到底算什么？

2026年3月20日，星宇股份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在这份法定信息披露文件中，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周宇恒的年龄被写成58岁。而公司此前多份文件均确认其出生于1985年12月——实际年龄40岁。

一个更直观的细节是：年报中董事长兼总经理周晓萍年龄为65岁，两人系母子关系。按错误数字计算，母子年龄仅相差7岁。

9月9日晚间，星宇股份发布更正公告，将问题定性为“相关文字错误”，强调“不涉及财务数据、会计科目及经营指标，不会对报告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产生实质影响”，并向投资者致歉。

同日晚间，上交所向星宇股份下发监管工作函，涉及对象包括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年龄数字，为什么会触发监管函？这里涉及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法律认知。

“不涉及财务数据”不等于“不违法”。《证券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换句话说，法律对信息披露的要求是全面的——财务数据要准确，非财务信息同样要准确。年报中董事、高管的年龄、履历等基础信息，是投资者判断公司治理结构、评估管理层经验的参考依据。这类信息的错误，同样构成信息披露质量的瑕疵。

当然，我们也需要理性看待错误的性质。从目前公开信息看，这更可能是一个编制流程中的疏漏，而非主观故意的虚假记载。公司及时发布更正公告并致歉，也是积极回应市场关切的表现。但“及时更正”是补救措施，不能因此免除对编制和审核责任的追问。上交所前期已多次发函督促该公司完善公司治理，说明问题并非首次出现。

二、年报出错，法律后果有哪些“梯度”？

很多读者可能会问：年报里写错一个年龄，究竟会面临什么后果？这是一个值得拆解的问题，因为法律责任的轻重，取决于错误的性质和影响程度。

第一层是纪律处分与监管措施。 上交所此次下发的监管工作函，是交易所自律监管的一种形式，旨在就相关事项明确监管要求。如果情节更严重，还可能面临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纪律处分。证监会层面则可以采取出具警示函、责令改正、监管谈话等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第二层是行政处罚。 根据《证券法》，如果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信息披露义务人可能面临责令改正、警告，以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罚款。需要强调的是，行政处罚的门槛在于“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认定——年龄错误是否达到这一标准，需要监管机构根据具体情节综合判断。

第三层是民事赔偿。 如果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投资者可以依据相关司法解释提起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诉讼。这一层责任的关键在于“因果关系”的认定——投资者的损失是否与错误信息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第四层是刑事责任。 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欺诈发行或信息披露造假行为，《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提高了刑罚力度，刑期上限从3年提升至10年，罚金上限也被取消。这一层主要针对主观恶意明显、后果严重的案件。

这四层责任形成一个由轻到重的“梯度”。对星宇股份年报年龄错误而言，目前的监管反应停留在第一层。但这次事件折射出的公司治理问题，比一个年龄数字更值得关注。

三、不止是年龄，治理短板的多重折射

将视野放宽到整个事件脉络中，年龄错误并非孤立事件。

先是“批量解约应届生”风波。 据常州市人社局通报，星宇股份2026年共招录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公司随后对总经理周晓萍扣薪1年、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分工并扣薪6个月、人力资源总监俞志明免职。但俞志明被曝为退休返聘人员，这一处罚的合理性也受到外界质疑。

再是港股IPO的关键窗口。 星宇股份于2026年1月首次递表港交所，7月29日二度递表，推进“A+H”两地上市战略。在港股上市审核中，公司治理和ESG合规是重要审核维度。有律师指出，批量解约事件可能引发港交所对公司“公司治理重大缺陷”的质疑，甚至因未如实披露历史违规情况而构成招股书虚假陈述。

将这几件事放在一起观察，一个清晰的线索浮现出来：从用工管理到信息披露，公司在多个环节出现了内控执行层面的问题。而年报中连董事和高管的基本信息都未能准确核对，让人有理由追问——公司在信息披露的文件编制、复核等环节，是否存在系统性的管理疏漏？

四、投资者和公众能获得什么“行动参考”？

面对这类事件，投资者和关注资本市场的公众可以做几件有实际意义的事。

第一，学会看“更正公告”。 上市公司发布更正公告，本身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投资者应当关注：更正了什么内容、涉及哪些报告期、是否影响关键财务指标、公司如何解释错误原因。这些信息有助于判断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可靠程度。

第二，了解维权路径。 如果投资者因为上市公司的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遭受损失，可以依据《证券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相关规定，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实践中，投资者需要注意保存交易记录，关注监管机构对相关行为的认定结论，并可关注特别代表人诉讼等集体维权机制。

第三，保持理性，避免以讹传讹。 在事件发酵过程中，网络上可能出现各种猜测和未经证实的说法。作为信息接收者，应当以公司公告、交易所监管函件、权威媒体报道等信息源为准，避免传播未经核实的内容。理性讨论、善意表达，才能推动问题朝着建设性方向发展。

五、结语：信息披露的“基本功”，值得认真对待

星宇股份的年报年龄错误，表面上看只是一个文字录入的疏漏。但信息披露制度之所以对“准确性”有严格要求，是因为资本市场的定价和交易，建立在对公开信息的信任之上。

一家公司能否准确披露董事的年龄，看似是“小事”；但正是这些基础信息的准确性，构成了投资者判断公司治理水平的第一道窗口。当一家公司在用工管理上出现“方法简单生硬”、在年报审核上出现基础信息错误，市场有理由对其内控体系的运行质量保持关注。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尊重事实的复杂性。年龄错误的原因、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虚假记载”、公司内部的责任认定，都需要以监管机构的最终结论为准。理性客观地看待事件，既不过度渲染，也不轻率定性，是对市场参与各方的基本尊重。

对于每一家上市公司而言，信息披露的“基本功”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不出事就行”，而是因为它是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信任关系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