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修改之五|强制措施：从"构罪即捕"走向精准适用

这个系列写到第五篇，说说强制措施。这是刑事诉讼中与国家暴力直接相关的制度领域，也是历次刑诉法修改的重点。从1979年刑诉法确立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的基本框架，到1996年废除收容审查，到2012年重构监视居住、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再到2018年配合监察体制改革调整留置与强制措施的衔接——每一次修改都在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国家权力在审前阶段可以多大程度上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前三篇讲了刑诉法"切香肠式前进"的历史逻辑，讲了"进步抽象、退步具体"的争议条款，讲了为什么"坏条款"只能靠修法纠正。第四篇讲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病灶与修法方向。强制措施恰好把这几条线索拧在了一起——它涉及指居这样的"退步条款"，涉及取保候审这样的"进步空间"，更涉及逮捕这一最严厉的审前羁押如何回归比例原则与必要性原则。

学界普遍认为，本次刑诉法第四次修改（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拟在保持强制措施体系基本框架的前提下，着力纠正"构罪即捕""一押到底"的惯性做法。2025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办的"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若干重大问题"学术研讨会在雄安新区举行，陈卫东教授在会上提出修法改革方向：优化逮捕审查标准，将社会危险性作为核心指标；严格限制羁押期限；完善强制措施体系。本文结合学界讨论、实务动向和立法前瞻，梳理强制措施的五个关键改革方向。

一、取保候审：从"形同虚设"到"科技赋能"

取保候审是强制措施体系中最轻缓的一环，但在实践中长期面临"适用率低、监管难、信任缺"的困境。嫌疑人一旦被取保候审，往往处于"无人监管"状态，逃跑、串供、毁灭证据的风险客观存在；而办案机关因担心"放人跑了担责"，又倾向于"能捕就不保"。

2022年"两高两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已明确："对于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适用取保候审。"这一规定的精神，学界建议在本次刑诉法修改中上升为法律，进一步细化"社会危险性"的评估标准，将认罪认罚、退赃退赔、取得谅解等作为否定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量因素。

更大的变化来自技术赋能。学界建议，刑诉法修改草案拟引入信息化核查和电子定位装置措施，以适应数字时代监管需求。现行《刑事诉讼法》第78条仅授权对监视居住使用电子监控，取保候审缺乏同等的技术监管手段。引入电子定位、生物识别等技术手段，可以实时掌握被取保候审人的行踪动态，降低办案机关的"放人焦虑"，从而提高取保候审的适用率。

当然，技术赋能必须有边界。学界建议对电子定位设置严格的期限约束和适用条件，防止监控手段的常态化滥用，体现比例原则。同时，对于涉企案件，有学者明确提出应将取保候审作为原则性规定——企业家一旦被羁押，企业往往迅速陷入瘫痪，"抓一个人、垮一家企业"的代价过于沉重。

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存废之争与严格限制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下简称"指居"）自2012年入法以来，一直是强制措施体系中争议最大的条款。它本被定位为逮捕的替代措施，用于减少羁押；但在实践中被异化为"变相羁押"和"获取口供的辅助手段"。被追诉人被带离看守所，置于公安机关选定的"指定居所"——宾馆、培训中心、闲置办公楼——律师会见被拒绝，家属知情权被架空，讯问过程缺乏外部监督。

学界对指居的修改方向存在"废除"与"严格限制"两种路径之争。樊崇义教授主张应"废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完善强制措施制度和程序"。谢小剑教授则通过实证调查指出，指居发挥了比取保候审更强的监管能力，目前刑诉法中并无适宜的替代措施，应当严格限制而不是废除。陈卫东教授亦倾向于严格限制而非完全废除。

立法层面的动向值得关注。2025年6月30日，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和监督的规定》（高检发办字〔2025〕168号），7月1日施行。这份新规做了几件实事：一是审批权上收，适用指居需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二是明确适用条件，限定为"无固定住处"的重大复杂案件，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且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三是场所限制，明确规定指定的居所"不得设置讯问室、谈话室等办案功能室"，不得在看守所、拘留所等监管场所执行；四是实行办案与执行相分离，由办案部门和监督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负责执行。

这份新规是实务层面的重大进步，但它毕竟是部门规章，效力层级有限。刑诉法第四次修改应当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指居的适用范围严格限缩——可能仅保留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等极少数情形，普通刑事案件彻底取消；将律师会见权从"及时安排"改为"立即安排、不得拒绝"；将场所限制和程序规范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约束。

三、逮捕条件：删除"曾经故意犯罪"与回归社会危险性

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审前强制措施，直接决定嫌疑人是否要在看守所里等待审判。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1条规定了三种应当逮捕的情形：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国家安全等现实危险、可能毁灭证据或串供；以及一种"径行逮捕"情形——"曾经故意犯罪"。

"曾经故意犯罪"这一条款在实务中导致大量轻微犯罪的前科人员被不当逮捕。一个人五年前因故意伤害被判过拘役，五年后因盗窃几千元再次涉案，按照现行法"应当予以逮捕"——无论其是否退赃、是否认罪、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这种"标签化"的逮捕逻辑，与比例原则、必要性原则严重背离，且可能有违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严格限制逮捕措施适用"的精神。

实务界对此已有反思。最高检在制定《审查逮捕质效标准》过程中，曾有意见建议对径行逮捕条件中的"曾经故意犯罪"进行限缩，设置"五年内"或者"本罪为故意犯罪"等条件，但考虑到现行刑事诉讼法尚未修改，不宜予以限缩。这说明立法者对此问题已有关注，但尚未形成最终方案。学界提出的方案有两种：一是直接删除"曾经故意犯罪"的径行逮捕条款；二是将条文中的"应当"修改为"一般应当"，在司法解释中对相关情形进行细化。无论最终采纳何种方案，立法精神均在于使逮捕审查回归"社会危险性"的核心标准。陈卫东教授建议，应进一步优化逮捕审查标准，将社会危险性作为逮捕审查的核心指标。

最高检自2021年12月起指导各地开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试点工作，通过构建量化评估模型，为检察官进行社会危险性判断提供相对统一、规范的参考标准。有学者指出，社会危险性评估应当"融入日常办案"、"融入诉讼全程"，不能只依靠检察机关一端发力，而要建立协同机制，理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中的职责和定位。这一探索如果能在修法中得到制度确认，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构罪即捕"的痼疾。

四、批捕程序：从行政审批到诉讼构造

审查批准逮捕程序的改革，是本次刑诉法修改中呼声最高的领域之一。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2012年修法时，已将"可以讯问"修改为"应当讯问"特定情形，并增加了"应当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规定。但这一规定在实务中执行不力——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往往以书面审查为主，讯问流于形式，律师意见很少被实质采纳。

本次修法拟将批捕程序从行政化的内部审批推向诉讼化的三方构造。核心修改包括：将"可以讯问"全面改为"应当讯问"——不是特定情形才讯问，而是所有批捕案件原则上都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明确"应当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不是"可以听取"，而是必须听取，且律师意见应当附卷、说明采纳或不采纳的理由；引入羁押听证制度——对于争议较大的批捕案件，公开听取侦查机关、嫌疑人、辩护律师三方的意见，由检察官居中裁决。

羁押听证是批捕程序诉讼化的关键一步。它不是审判，但具有"准审判"的性质：侦查机关说明逮捕理由，嫌疑人及其律师提出反驳，检察官在双方对抗中作出判断。这种三方构造，比目前的"公安机关报卷、检察官阅卷、领导审批"模式，更能保障批捕审查的中立性和准确性。

五、捕诉分离：内部制衡与检察改革

捕诉合一还是捕诉分离，是近年来检察改革中的争议焦点。2018年检察机关推行"捕诉合一"改革后，同一检察官对同一案件既负责审查逮捕又负责审查起诉，引发了"一旦逮捕必然起诉"的担忧——批捕时已经形成了"有罪预判"，审查起诉时很难自我否定。

实务界和学界不少人士呼吁恢复捕诉分离，即审查起诉由负责批准逮捕的检察官以外的检察官担任，旨在通过内部职能分离保障批捕审查的中立性。这一建议的理论基础很扎实：批捕审查的核心是判断"是否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以及"是否有社会危险性"，需要中立、审慎、怀疑的立场；审查起诉的核心是判断"是否达到起诉标准、是否应当提起公诉"，需要追诉、积极、确信的立场。同一主体同时承担两种立场，内在冲突难以避免。

然而，目前公开披露的刑诉法修改草案内部讨论稿中，并没有确定废除捕诉合一。最高检的整体立场仍是坚持捕诉合一、通过强化内部羁押必要性审查解决弊端。因此，恢复捕诉分离目前仍属于学界和部分实务人士的修法建议，尚未进入立法议程。

本文认为，无论捕诉合一还是捕诉分离，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批捕审查必须实质化，不能沦为"走过场"；二是羁押必要性审查必须常态化，不能"一批了之"。如果刑诉法修改能够在程序上强化批捕的诉讼化构造、在实体上细化社会危险性的评估标准，那么捕诉合一的弊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但如果程序改革不到位，捕诉分离就是更优的选择。

六、羁押期限：从"一押到底"到比例约束

"长期羁押、久侦不结"是中国刑事司法的痼疾。嫌疑人一旦被逮捕，往往要在看守所里等待数月甚至数年，最终判处的刑期可能还没有羁押时间长——"关多久、判多久"或"关得比判得还久"的现象并不罕见。

针对这一问题，学界普遍建议增设羁押期限约束规则。有学者提出，对可能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判决生效前羁押期限累计不宜超过依法可能判处刑期的三分之二；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累计不宜超过五年。同时，侦查羁押期限重新计算应仅限一次。这一立法构想借鉴了意大利、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审前羁押期限限制规则。

但必须明确，上述规则目前属于学界建议，官方草案尚未拟定该条款。立法层面的现实障碍在于：中国刑事案件数量庞大、侦查周期差异极大，一刀切的期限限制可能导致大量案件因"到期放人"而放纵犯罪。更现实的方案可能是：不设定绝对期限，但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刚性触发机制——羁押满一定期限后，检察机关必须依职权或依申请进行审查，无继续羁押必要的，应当变更强制措施。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韩红兴在2025年8月雄安新区研讨会上提出了另一个激进但值得思考的建议：统一羁押期限标准，明确区分拘留后的强制措施与审查批捕程序，取消37天特殊期限，构建以14天为基准的审前羁押制度，以消弭法律冲突、强化人权保障。这一建议直指中国审前羁押期限过长、侦查权缺乏外部制约的深层病灶，但短期内进入立法的可能性不大。

七、结语：强制措施的精准化是刑诉法现代化的缩影

强制措施的改革方向，浓缩了刑诉法第四次修改的全部命题：从"打击犯罪优先"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从"粗放管理"到"精准适用"。

取保候审的信息化监管，是在技术条件下寻找自由与安全的平衡点；指居的严格限制乃至废除，是对权力滥用的纠偏；逮捕条件的回归社会危险性，是对比例原则的回归；批捕程序的诉讼化，是对程序正义的补强；羁押期限的约束，是对"一押到底"惯性的人道主义矫正。

这些改革不会一蹴而就。刑诉法从1979年的164条走到今天的308条，强制措施制度每一次修改都是"切香肠"——1996年废除收容审查切了一片，2012年重构监视居住、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切了一片，2018年配合监察体制改革调整留置衔接切了一片。现在要做的，是在第四次修改中继续切下去：让取保候审真正"用起来"，让指居真正"管起来"或"废掉"，让逮捕真正"严起来"，让羁押期限真正"短起来"。

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的"入口"。入口把不严，后面的审判再公正，也弥补不了审前羁押对人身自由的侵害。刑诉法的生命力在于"改"，强制措施的生命力在于"精准适用"。改，永远比不改强。

（本文是"刑诉法修改"系列第五篇。前四篇《刑事诉讼法的生命力在于"改"：从"无法"到"有法"，从"粗疏"到"精细"》《刑诉法修改争议：进步抽象，退步具体——一个持续十多年的老话题》《刑诉法修改：进步与退步的辩证法——为何"越改越好"与"越改越坏"可以同时成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落地生根，缺陷只能靠修法来补》，见"李蒙不蒙你"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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