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衍的渴望曾在人类基因里奔腾数万年,但在今天的东亚,这股动力似乎彻底熄火了。摊开2025年的数据,中国年出生人口滑落至792万,总和生育率跌至1.09;一向深陷老龄化泥潭的日本以1.14的数据勉强领跑,而韩国更是以0.80的冰点垫底。
回看这起关于人口变迁的讨论,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底层逻辑早就埋下了伏笔。回到人口问题本身,国内人口形势的严峻性,已经得到不少学者的印证。很多人还记得,2014、2015 年,社会广泛讨论要不要全面放开二胎。
政策在 2015 年落地之后,2016 和 2017 年迎来了一波小型婴儿潮。2016 年全国新生儿数量 1800 万,2017 年 1700 万。但是到 2018 年,新生儿数量直接跌到 1200 万。想要生育二胎的群体,基本集中在这两年完成生育,之后出生率再也没有回升。等到三胎政策推出,边际效应更是微弱。
愿意生二胎的人,大多觉得两个孩子已经足够;原本只打算生育一个孩子,或是不打算结婚生育的人群,三胎政策很难改变他们的选择。生育选择本身属于个人决定,没有对错之分。
单看数据,2018 年新生儿 1200 万,出生率千分之一点三,已经处于偏低水平,总人口拐点的到来几乎是必然。当时很多人以为只要放开政策就能唤醒多子多福的传统,但现实是,东亚社会的这场生育倒退根本无法靠政策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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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育意愿,还有一个隐藏的核心因素,就是大众对未来经济的预期。2018 年新生儿数量明显下滑,后续几年继续走低。一开始有人猜测,会不会是生肖的民俗观念影响生育,比如大家不愿意生属鼠、属羊的孩子,更偏好金猪宝宝。但虎年出生数据依旧低迷,生肖并不是核心变量。
当一个国家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只要经济预期出现波动,生育率就会随之下降。现在不少年轻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孩子未来的生活水平,很难超过自己这一代人,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世界上承受压力。这类想法,身边可以听到很多。
日本的发展历程,就是很好的参照。《半泽直树》主角所处的时代,刚好踩在日本泡沫经济的尾声。而平成后期、令和年代出生的日本人,成长环境的富裕程度、社会包容度,比不上八十年代。两代人之间,形成巨大的代际落差。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长久以来的固有认知,就是下一代一定比上一代过得更好。但历史发展并不是一条永远向上的直线,存在波动与反复。现在很多人开始意识到,低增长会成为常态,甚至会出现低欲望的社会环境,和当年日本的情况有相似之处。
一旦预期转弱,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自然持续走低。东亚经济体,包括中国内地、韩国、日本,还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后,少子化问题都会变得格外突出。叠加大众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人口萎缩会以超出大众想象的速度到来。
这种预期转弱彻底撕裂了依靠多生孩子增加家族胜算的旧梦,中国日本韩国当下的生育率暴跌,本质是一场理性的自我防御。七十年代初,德国经济增长放缓,进入长期停滞阶段,早在这个时期,德国人口就已经开始下降。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经济发达之后,生育率反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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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五十年代是婴儿潮,六十年代经济蓬勃发展。石油危机爆发之后,经济陷入低迷。德国女性受教育水平持续提升,大量女性走出家庭进入职场,全职家庭主妇数量大幅缩减。没有人承担养育子女的工作,少子化就成为必然。
经济预期下行,进一步压低生育意愿。还有一个特殊背景,因为纳粹的历史原罪,德国社会非常忌讳讨论人口规划相关话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人对人口议题讳莫如深,把人口当作可管控资源的思路,会被视作纳粹思维。
等到八十年代人口普查,德国才猛然发现国家已经深度老龄化,错过了干预人口结构的最佳时间窗口。放眼全球,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当养育不再防老,多子带来的不再是福气,而是沉重的资源消耗。德国除了接纳难民之外,也推出一系列政策鼓励生育。
德国税法体系里,生育子女可以享受税收减免。孩子出生一直到十四岁,联邦政府每月会发放儿童补贴,资金直接打入家庭账户,每年申请一次,补贴金额按孩子数量定额发放。为了解决全职家庭主妇的养老保障,德国设立母亲养老金,由国家财政支撑。
这份养老金独立于丈夫的收入和退休金,养育子女的时间,会被视作一种劳动付出,计入养老金核算。双职工家庭生育之后,可以享受长达十个月甚至一年的育儿假期,休假期间工资正常发放。这套育儿保障体系,对比国内,差距十分明显。
国内职场女性,一直存在生育带来的隐形职场壁垒。相关规定多次强调要保障女职工权益,但落地效果始终有限,想要改善,需要极强的监管力度。也有人提出疑问,管理层有没有充分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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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阻碍来自庞大的人口基数,日常生活里到处都是人,公共资源紧张,很容易忽略人口结构深层危机。地方政绩考核体系里面,人口结构调整并不是硬性考核指标,人口相关指标很难量化考核。生育这件事,本身没有办法靠强制手段推动。
继续往下推演,如果人口问题持续恶化,未来社会会不会被迫讨论更多生育相关的方式,会带来巨大的道德争议。大家只做事实层面的推演,不做价值判断。如果人口结构持续恶化,这类议题一定会被放到台面上讨论。
很多人会从道德层面展开激烈争论,争议焦点大多集中在女性身体被工具化的问题。女性在职场和生活当中,本身就处在相对弱势的位置,一些选择背后,往往存在现实压力,不能简单评判对错。面对现实压力与争议,单纯靠发钱补贴去挽救生育率,显然碰不到教育锦标赛那块真正的病根。
德国的各类生育补贴、移民政策,很难直接照搬。德国不少大学生在校期间就结婚生子,课堂上带着婴儿上课,教授遇到婴儿哭闹,会暂停授课,等待家长处理,社会氛围对生育的包容度很高。
即便拥有这样包容的环境,德国本土生育率依旧没有明显改善,人口维持稳定,依靠的还是移民群体。纵观全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成功根治人口萎缩的问题。用中局思维来看,人口问题,本质上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政策手段只能起到缓解作用,很难彻底逆转。人口变迁更接近生态平衡,不能指望依靠政策彻底扭转人口下降的大趋势。落到普通人身上,在这样的人口格局里,该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很多人会畅想,卖掉大城市房产,到处旅行,或者年纪大了重返校园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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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之后培养爱好,学习乐器、画画,给自己找事情做,保持精神充实。人一旦失去生活目标,身心状态很容易快速下滑。既然政策补贴无法让人重拾对多子多福的执念,重新审视这场人口倒退的社会生态就变得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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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东亚“多子多福”观念的彻底瓦解,源头直指极度内卷的升学竞技。在单一教育通道里,广种薄收意味着精力涣散与阶层滑落。
当真金白银的催生补贴沦为下一轮补习班的下注筹码时,生育率暴跌便成了普通家庭最理性的自我防御。想让社会重燃生机,唯有拓宽成功赛道,打破排名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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