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点刘邦：高明的政治家，决策对头、用人得当，老粗也能出人物

1964年3月24日，北京，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刘邦、成吉思汗和朱元璋，特别说了一句：“可不要看不起老粗。”在毛泽东看来，所谓“老粗”，并不是胸无点墨，而是没有脱离社会底层，知道百姓怎么过日子，也明白人在困境中会作出什么选择。

这句话，正好点出了他评价刘邦的一个关键角度。楚汉相争并非单纯的武力较量。项羽能“力能扛鼎”，刘邦却常常败于战场；项羽出身贵族，刘邦只是沛县亭长。可最后项羽乌江自刎，刘邦建立汉朝，差距不只在刀兵，更在政治判断、用人手段和对人心的把握。

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同吴冷西谈到刘邦时说：“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这句话很短，却抓住了楚汉胜负的根本。刘邦未必每次都能亲自想出办法，但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听谁的，也知道什么样的政策能够迅速改变局面。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进入关中，先到咸阳。面对秦宫中的财宝和美女，他没有长期驻留，而是接受张良等人的建议，退军灞上，并向秦地百姓宣布“约法三章”：杀人者处死，伤人和盗窃依法惩办，其余秦法一概废除。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安民口号。秦朝严刑重税，百姓早已疲惫不堪。刘邦用极少的政治承诺，迅速切断了自己与秦朝暴政之间的联系，又保留必要的社会秩序。百姓愿意提供粮食和支持，关中也成了后来汉军持续作战的重要后方。

项羽进入关中后，放火焚烧咸阳宫，杀害秦王子婴，军队所到之处又多有杀伐。司马迁记载，关中百姓“恐”，只是被迫服从。两种做法摆在一起，谁更懂得争取人心，差别十分明显。

刘邦真正高明的地方，还在于能够把不同类型的人才放到合适的位置。张良长于谋略，萧何善于治理和筹粮，韩信擅长统兵作战。刘邦自己说：“运筹帷幄，我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我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我不如韩信。”他承认自己的不足，却没有因此猜忌能人。

韩信早年在项羽麾下，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后来经萧何推荐投奔刘邦。萧何原本只是秦朝基层官吏，樊哙以屠狗为业，灌婴做过布匹生意，陈平家贫，却都在刘邦阵营中找到了施展才能的位置。刘邦看重的不是门第，而是能不能解决问题。

有意思的是，刘邦的“会用人”并不只是给予职位，还包括在关键时刻接受反对意见。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的七千人大会上，专门讲过郦食其劝刘邦攻取陈留的故事。郦食其自称“高阳酒徒”，当面批评刘邦轻视读书人，刘邦听完后立即改变态度，采纳了他的建议。

刘邦曾经一边洗脚，一边接见来客，举止颇为随便。郦食其见状不满，直言：“你到底要不要取天下？”刘邦没有因对方失礼而翻脸，反而起身道歉。这种气度，在毛泽东看来，正是“豁达大度，从谏如流”。

纳谏并不等于没有主见。韩信攻下齐国后，请求暂立为齐王，刘邦起初想发兵攻打，张良劝他顺势承认韩信地位，刘邦随即改变决定。鸿沟议和后，张良、陈平又劝他趁楚军疲惫追击项羽，刘邦再次听从，最终形成垓下合围。

毛泽东借刘邦的故事谈民主集中制，强调重大问题不能由一个人独断。1938年，他把领导者的责任概括为“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主意错了，行动越坚决，损失可能越大；干部用错了，再好的方针也难以落地。

毛泽东评价刘邦，还有一层常被忽略的原因。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他谈到刘邦时说，刘邦“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刘邦早年长期生活在县乡基层，做过亭长，接触过各色人等，也亲眼见过秦末百姓的困苦。

押送刑徒前往骊山途中，刘邦发现不断有人逃亡，便在丰西泽释放了剩下的人，自己也准备逃走。有人愿意跟随他，正是因为这些人看到了一个不再把他们当作牲口驱赶的亭长。这个细节未必能证明刘邦仁厚，却能说明他懂得底层人在生死关头最在意什么。

建立汉朝后，刘邦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尽量减少战争对社会的继续消耗。毛泽东称刘邦为“封建帝王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并非赞赏他的全部作为，而是肯定他从实际出发作判断，能把民心、人才和军事目标放在同一盘棋中。

毛泽东本人长期重视调查研究。1930年写下“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延安时期又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956年形成《论十大关系》时，他曾同34个部门的同志谈话，一个关系一个关系地摸情况。对他而言，熟悉社会不是一句姿态，而是作出正确决策的前提。

刘邦的胜负，始于关中那几条简短的约法，也体现在一次次听取意见和调动人才之中。项羽输在刚愎自用，刘邦赢在能把个人短处交给别人补上。毛泽东所说的“老粗出人物”，说的正是这种从民间经验中长出的判断力，而不是对知识和学问的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