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能活下去，万勿从事政治！谜样马汉三，死于黑幕前给小儿留遗言

1948年9月27日深夜，南京宁海路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几声枪响之后，42岁的马汉三和秘书刘玉珠被秘密处决。没有公开审判，没有判决文书，留给家属的只有一张草纸写成的遗书：“以我之为人，想不到竟落得个如此结局，孩子太小，如能活下去，万勿从事政治……”

杀他的人是保密局新任局长毛人凤，批准杀他的是蒋介石。官方罪名是投敌叛变、贪污汉奸财产，但深究当事者的回忆材料就会发现，马汉三之死的真实原因，远比罪名本身复杂得多，而要弄清这一点，得从戴笠之死那个著名的谜团说起。

马汉三是地道的西北人，1906年生于农家，幼年过继给叔父，三岁入私塾，后入农林学校，1923年弃文从武，投到冯玉祥麾下当了学兵，时年17岁。

冯玉祥练兵起家靠的是学兵队，西北军系统的中高级将领里，十之七八都是学兵队出身，马汉三走的就是这条线。

1925年春，冯玉祥退出北平，移驻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马汉三随军北上，在刘郁芬部当文书。他有文化，办事干练，一笔字写得漂亮，很受各级官佐赏识——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在部队的政治部主任，正是后来在西安被军统暗杀的共产党员宣侠父。

冯玉祥用人重文化，学兵队出身的往往比老牌”五虎将”升得还快，马汉三在西北军的资历和人脉，正是他日后搞情报的本钱。

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败走，西北军分崩离析，数十万大军一夜之间群龙无首。头脑活络的马汉三没有替老长官守节，而是迅速另觅出路。

大约在此时，他搭上了军统的前身——1927年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密查组，从此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干起了特务行当。

1932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复兴社，下设特务处，处长正是戴笠；1933年，马汉三已任特务处张家口站站长。同年5月，戴笠派人在北平六国饭店刺杀投日的湖南军阀张敬尧，马汉三也参与其中，他表现出的组织和行动能力，让戴笠记住了这个北方干部。

对戴笠来说，这是雪中送炭——他和蒋介石一样，是江浙人，对南方的势力盘根错节，对北方却始终有力不从心之感，急需一个扎在北方的代言人。

1938年2月军统北平区制裁汉奸王克敏时，马汉三已是察绥站站长，与王天木、陈恭澍、刘艺舟、乔家才并称北方”五大金刚”，这五个人都当过北平站长，而马汉三是戴笠刻意栽培的头号北方干部。

戴笠当年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马汉三在他心里的位置：“我是把他当’字典’来’查’，同时也是为了培植北方干部。因本局百分之九十都是南方人，少数北方人中能独当一面的又没有几个。”

戴笠看重他的，一是对西北军将领的履历了如指掌，谁思想左倾、谁脚踩两只船，他都有注释；二是对华北汉奸、内外蒙势力、德王李守信这些人的深厚人脉，连蒙藏委员会都拿不到的情报，他能拿到。

但耐人寻味的是，戴笠嘴上重用，心里始终有所保留。他私下评价过：“马汉三眸子不正，其心不正，又沾染’倒戈将军’的门风。”

这句话在当年不算什么——冯玉祥的部下投蒋、投奉、投日，倒戈本是西北军的传统手艺——但事后回看，戴笠看人确实毒辣。

他还说过一句更狠的：处置黄埔出身的人要呈报校长，而马汉三这样的人，“刀柄握在我手，如见其所行有异，斩杀便可由我”。这句”斩杀便可由我”，后来几乎字字应验，只是动刀的换了人。

马汉三在抗战中最露脸的一笔，是1940年11月29日刺杀日本天皇特使。

当时日本驻华北司令官多田骏派特使高月保、乘兼悦郎到北平”宣抚”，戴笠下令伺机刺杀，马汉三亲自指挥行动组长麻克敌、丘国丰，在锣鼓巷附近将高月保当场击毙，乘兼悦郎重伤。

这件事轰动整个华北，日军限期破案，悬赏缉拿，马汉三在北平、张家口的地下组织接连被破坏，麻克敌等人被捕处死。他的前妻朱凤珍被捕后受尽酷刑，死在狱中，两岁的女儿夭折；他叔父马德明不明就里，背着一袋红薯进城探望侄子，被埋伏的宪兵抓走，折磨致死。一场成功的暗杀，转眼就成了家破人亡，马汉三自此逃往张家口、绥远一线。

马汉三身上最大的污点，恰恰就藏在这场大搜捕前后。

要把这桩公案讲清楚，得先交代那把著名的九龙宝剑。1928年孙殿英以演习为名炸开清东陵，洗劫慈禧、乾隆两墓，事后用赃物四处打点：慈禧口含宝珠送宋美龄，金玉西瓜送宋子文，乾隆朝珠中最大的两颗送戴笠，轰动一时的盗宝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最珍贵的九龙宝剑他一直藏着没敢拿出来——剑长五尺，剑柄上雕九条紫金龙，取”九九归一”之意，剑鞘用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和金刚钻。

1939年戴笠亲赴河南林县孙殿英的新编第五军驻地点验部队，孙殿英顺势献出宝剑，请戴笠转呈蒋介石。戴笠当时正忙于对日情报，携宝赶路不便，便把剑交给亲信马汉三代为保管，回重庆后再转呈。这一步棋，后来改写了三个人的命运。

马汉三见到宝剑，起了贪心，私藏起来。戴笠回重庆后迟迟不见剑来，去电询问，马汉三回电撒了个谎：为安全计，宝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后再做计议。戴笠又去电孙殿英，没有回音，此事成了悬在他心头多年的一个疑问。

1940年，马汉三在张家口活动时身份暴露，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落到这个地步，他选择了最不光彩的活法：供出军统在华北的情报网络，交出私藏的九龙宝剑，换了一条命。

据流传甚广的记述，他把剑递过去时说的是，此剑乃乾隆御物，愿献给皇军，求长官饶命。日本人随后把他秘密释放，他回军统复职的第一件事，是再撒一个谎：发电报给戴笠，自称被捕后宁死不屈，宝剑被日军强行搜走，核心机密未泄。

宝剑的下落，后来辗转到了日本大特务田中隆吉手里，1940年底田中因山西作战失利奉调回国，途经北平时把剑交给情妇川岛芳子保管，川岛芳子将其藏进北平私宅的地窖，对外绝口不提。

换句话说，从1940年起，马汉三就是一枚双面棋子——对日本人，他是合作过的降将；对军统，他是”宁死不屈”的英雄。

关于这段经历，历来有个辩护说法，称马汉三是”假投降”，但马汉三自己的妻子华清在回忆中没有这么说，戴笠也没有采信这个解释，知情者的沉默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

抗战胜利后，这桩旧案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被揭开。1945年10月，马汉三以军统平津办事处主任、平津肃奸委员会主任的身份进驻北平，10月17日亲自带人逮捕了川岛芳子，并从她宅邸的地窖里搜出了那把失踪六年的九龙宝剑。剑到手之后，他没有声张——他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五年。

1946年3月，戴笠到北平，专程去第一监狱提审川岛芳子。他本想利用她在满蒙的关系网加强北方特务组织，没想到川岛芳子为求活命，把马汉三被捕献剑、投敌为日本做事的旧事全盘托出，连宝剑藏在地窖、被马汉三搜走的细节都供了出来。

马汉三闻讯，连夜搜罗十大箱书画古董、金银财宝，连同宝剑一起押送给戴笠”孝敬”，双膝跪地求饶。戴笠收下东西，表面不咎——还有一种说法，他故意留下一封信，让马汉三转交文强，以示信任，稳住他——但马汉三心里清楚，戴笠的”暂不追究”从来都只是缓兵之计。

半个月之后，1946年3月17日下午1时13分，戴笠携带这把九龙宝剑，从青岛乘222号专机直飞南京，准备面蒋交剑，结果飞机在南京江宁县板桥镇岱山撞山焚毁，机上人员无一幸免。

后来，沈醉再到坠机现场调查时，当地老百姓交给他一柄鞘柄烧毁、剑体寒光的九龙宝剑——剑和主人一起葬身火海。沈醉后来把烧焦的剑和戴笠的遗骸一起放入棺中入土，这把象征皇权的国宝，最终落得”剑毁人亡”，化为一抔土。

因为这一段历史恩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戴笠之死，马汉三到底是不是幕后主使？

这个说法并非后世杜撰，它有正式出处——1948年，保密局在一份呈送蒋介石的绝密文件中，指控戴笠是被北平军统站站长马汉三谋杀的。

文件的逻辑链条很完整：马汉三怕戴笠清算叛变旧账，于是派心腹刘玉珠以军统华北督导员的身份，在青岛机场以”检查安全”为名登上戴笠专机，安放高爆定时炸弹，引爆时间定在飞机飞临上海上空时，伪装成降落事故；不料上海大雨，飞机改飞南京，在浓雾中偏离航线，炸弹在板桥镇上空引爆。

但只要稍加推敲，这个”铁案”处处漏风。

第一，刘玉珠根本不是传说里”又年轻又漂亮”的女特务。据马汉三家属和多方回忆核实，刘玉珠是四十多岁、家有妻室的中年男子，又名刘贵清，只因名字女气，被后来的写书人想当然地写成了风情万种的美女，演绎出”美人计”桥段，成了军统史研究里一个著名的笑话。

第二，经办此案的人立场可疑。那份绝密文件出自毛人凤系统的保密局，而毛人凤恰恰是两年后处决马汉三的人，给死人安一个”谋刺戴笠”的罪名，对活人有百利而无一害。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直接经办坠机调查的沈醉，最后的结论是：这就是一场空难。当天的实际情况是，上海暴雨无法降落，南京同样是倾盆大雨、能见度极低，所谓”定时炸弹”从始至终没有物证。

马汉三有杀戴笠的动机，这一点几乎可以确定；但有动机、有传闻、没有物证，构不成历史结论。主流研究者认可的说法仍是天气原因导致失事，至于马汉三主谋说，更合理的定性是：一份出自政治对手之手的指控。

那么，1948年毛人凤为什么一定要杀马汉三？

谜底不在戴笠，而在李宗仁和郑介民。

戴笠死后，军统改组为保密局，形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巨头争权的局面。马汉三选择了郑介民做靠山，走的是”太太路线”：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芳每次到北平，都由马汉三的秘书刘玉珠陪同，在前门珠宝市大量选购古玩珠宝，货款全由马汉三支付；郑介民在南京莫干山路修住宅，钱也是马汉三出的，柯淑芳后来逢人便夸：“怎么样，这房子修得好吧？没有汉三，我怎么修得起房子。”

而对毛人凤，马汉三只肯表面逢迎——刘玉珠曾弄来二三百颗”东珠”孝敬，毛人凤一看就恼火：那是日本人人工养殖的珍珠，磨碎敷脸可以，做项链都不够档次。

1948年行宪国大选举副总统，蒋介石属意孙科，桂系李宗仁出来力争，毛人凤下令保密局系统的国大代表一律投孙科。马汉三表面遵令，暗中却为李宗仁出谋划策，把孙科与川岛芳子当年的陈年丑闻抖出来作为攻击武器，同时借刀杀人灭川岛芳子的口——川岛芳子1947年10月已被河北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死刑，却一直拖着未执行，马汉三运作之下，她在1948年3月25日，即行宪国大开幕前四天被枪决。

孙科最终以143票之差败给李宗仁，蒋介石得知真相后气得踢翻了收音机，毛人凤趁机把马汉三的材料一并呈上，添油加醋一句：“马汉三违背领袖意志，背叛委座，这种人应立即枪毙。”

罪名也确有其事。马汉三在北平接收期间，是数一数二的”劫收”大员：汉奸为保命给他送《百马图》、貂皮大衣、珍珠古玩，1945年12月戴笠在北平设宴抓捕王克敏、王揖唐等大汉奸时，伪华北银行总裁汪时璟和伪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正因一幅《百马图》提前得到马汉三的通风报信而漏网。

沈醉亲眼见过马汉三顺手从衣兜掏出一个小布袋扔给他，说”这是些小孩子的玩意儿”，沈醉回屋打开一看，是一百多颗上好的珍珠；抄家时特务们在他家里挖出几十个金佛、大批金砖银元，从水缸底、马桶下、棺材里一件件起出来。

1948年6月30日，毛人凤奉蒋介石之命亲赴北平，以领袖手谕为饵诱捕马汉三，马汉三一进门就被捆绑塞进汽车，关进炮局监狱，八天后由司法处长李希成押解南京。

马汉三的妻子华清东奔西走，三次到毛人凤住处送礼都被拒之门外；拿到证据照片要求公审，郑介民也不敢保他——赃款的一部分，本来就流进了他自己的家门。毛人凤一度列出58人的名单建议一并处决，被蒋介石否决，最终只批准枪毙马汉三、刘玉珠两人。

所以，马汉三是个什么样的人？结论并不复杂。他是军统在华北最出色的业务干部之一，刺特使、建网络、通蒙疆，戴笠视他为”字典”；他也是军统最彻底的投机者——中原大战后背叛旧主投靠特务系统，被俘即降、献剑求生，战后鲸吞敌产，在郑介民与毛人凤之间押注，最后押到了李宗仁身上。

他身上的最大污点是1940年投敌，这是川岛芳子供词、宝剑流转和知情者回忆三方互证的；他身上最大的悬疑是戴笠之死，而有史以来指向他的唯一”铁证”，恰恰出自要杀他的人之手，这个分量，读史的人心里要有一杆秤。

同案被捕的乔家才，命似乎比马汉三好一些。

蒋介石对乔家才印象不错，不许杀，毛人凤只能以无期徒刑的名义把他押往台湾，从此妻离子散、天各一方。

乔家才在台湾坐了九年牢，1957年毛人凤死后才获释，多年后才辗转得知妻子已经去世十年；1991年他回到北京，专程登门看望马汉三的遗属，两年后病逝于台北。

两个”北方五大金刚”里仅存的两人，以这种方式见了最后一面。

马汉三死前留给孩子的那句话，倒是干净——“万勿从事政治”。一个把钻营做到了极致的人，最后用草纸写下的遗言，是一句劝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