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8年1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拿着彭德怀追悼会悼词的稿子，迟迟没有落笔。距离彭德怀逝世，已经过去了四年。此时最难处理的，并不是文字，而是该怎样评价这位功勋卓著、命运多舛的老将军。
追悼会的悼词起草工作，交给了有“军内一支笔”之称的姚远方。讨论时，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有人认为，悼词应突出彭德怀在战场上的功勋；也有人主张，评价一位高级领导人，不能只写战功，还要涉及工作作风和历史上的曲折。
有一种意见更为谨慎，提出是否应当把彭德怀的缺点也写进去，力求做到所谓全面、客观。这个意见听上去很稳妥，却让起草者陷入了难处。追悼会不是一般的工作总结，悼词也不是一份供人评议的履历表。
姚远方完成初稿后，将稿子送到邓小平手中，并说明了起草过程中的分歧。据有关回忆，当邓小平听到有人主张把彭德怀的“缺点”写进悼词时，情绪十分激动，拍着桌子说道：“我亲自写！”
这句话分量很重。
邓小平并非没有见过彭德怀的不足，也不是要回避历史问题。他真正反对的，是在一篇追悼功勋将领的悼词中，把复杂的政治经历简单拼接，把历史评价写成冷冰冰的功过清单。
他接过稿子，重新斟酌措辞，写下了对彭德怀的基本评价：“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这不是泛泛的安慰，而是对其一生主要贡献的明确判断。
邓小平和彭德怀的交往，始于抗日战争初期的八路军总部。1937年，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副总指挥，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一个熟悉军事指挥，一个长于政治和组织工作，两人很快形成了直接、务实的合作关系。
他们的信任，来自战场上的判断。
1940年，太行根据地面临国民党顽固派武装的压力。邓小平参与指挥部队，打击朱怀冰部，经过数日作战，稳定了根据地局面。彭德怀后来评价这次行动，认为它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也加强了华北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同年，日军推行“囚笼政策”，企图依靠铁路、公路和据点封锁抗日根据地。彭德怀提出以交通线和据点为主要目标，发动大规模破袭战。邓小平听后表示赞成，并积极推动部队准备。后来打响的百团大战，正是在这样的作战思路下展开的。
百团大战破坏了华北日军的重要交通设施，拔除了大量据点，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封锁部署。关于战果统计，史料中有不同口径，但这场战役对华北抗战形势的影响，无疑是重大的。彭德怀的军事胆识，也在这场大战中得到充分体现。
两人的关系，并不只有公事。
在太行山时期，彭德怀常到邓小平家中做客。彭德怀一生没有亲生子女，对邓小平家里的孩子很是喜欢。一次，他曾提出想把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过继给自己。孩子听说后，见到彭老总便往大人身后躲，这件小事后来成为两家交往中的一段旧闻。
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仍然十分看重邓小平的才干。1952年，中央研究军队工作安排时，彭德怀曾考虑由邓小平承担更重要的军事领导职务，并向毛泽东表达过这一想法。由于邓小平当时的工作岗位难以调动，这一设想没有落实，但推荐本身，已经说明彭德怀对他的能力和品格有充分信任。
所以，1978年的那篇悼词，邓小平写的不只是一个老战友，更是一位被历史误解、又为革命事业付出巨大代价的领导人。他在稿中写道：“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1978年12月24日，彭德怀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亲自致悼词。悼词称彭德怀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也是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
会场里没有冗长的辩论，也没有把“缺点”单独列出。那篇悼词以庄重而明确的文字，完成了对彭德怀历史地位的重新确认。701年代的风雨、战场上的决断，以及四年等待后的追悼，最终都落在了那几页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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