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再解释“文科有什么用”了

《模仿游戏》

前段时间，“文科无用论”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支持者认为，文科无法为现实世界作出直接的贡献，不仅浪费资源，还会带来许多无意义的论战。而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和逐年减少的选科人数，文科师生们一时似乎也很难向社会解释，学文究竟有什么用处。

事实上，认为文科无用的人轻视的并非文科本身，而是一种各个学科都会培养的批判、创造以及思索能力，即“智识”。因此，“文科无用论”本质是一种反智主义。

持有这种论调的人质疑、乃至敌视智识与智识生活，但他们并不一定出于恶意，很多人贬低智识，甚至是基于一种“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良好意图。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指出，反智是一种根植于社会结构中的持久传统。在《美国的反智传统》中，他从宗教、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四个方面分析了美国社会中反智的历史发展。

反对理性的传教取向，信奉平民政治的民主，以及鼓吹实用和收益的社会教育共同培育了美国反智的土壤，并将知识分子污名化为“踩在大众头上的特权精英”、“只会空谈的经费骗子”、“擅长搅局的不爱国者”，或是“权力的走狗”。面对这种局面，霍夫施塔特呼吁：社会应该用更包容的心态面对智识。

虽然霍夫施塔特的研究对象是美国社会，但反智主义却是全球各地都无法幸免的现象。对今天的中国社会而言，这本书的观点仍有洞见：当“有什么用”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时，我们或许该停下来想一想，一个难以容忍“无用之学”的社会，是否会不知不觉地失去理解自身的能力？

下文摘自《美国的反智传统》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著

01

知识分子，成为贬义词

美国2020年的总统选举，政客之间的对垒、两党之间的对峙、社会公众的撕裂、知识分子的抨击、情感对理性的嘲弄、大众对精英的逆反，不唯引发了美国政治的僵局，而且格外令世人瞩目。

一者，这样的局面让人们认定，美国的灯塔效应黯然失色；二者，也让人们对世界政治的走向生发无限联想，尤其是让试图取代美国而发挥国际领导力的国家浮想联翩。

美国政治真陷入了极化政治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美国社会真掉进了极端陷阱而难以自救？美国人真的无法听进精英们，尤其是知识精英们的劝诫而一味投入激进的行动，最终断送国家前程？

经由美国总统选举而生发的种种质疑，让人们再次觉察到美国社会生活的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面相。

比美国历史还悠久的反智，在态度上表现为一种矛盾性的不喜欢智识（intellect）和知识分子，在历史主题上体现为时起时落的一股力量。“将反智的这些态度与观念聚集起来的是对思想生活，以及被认为代表思想之人的生活所存有的怨怼与怀疑，和贬低这种生活价值的倾向。”诸如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对专家的排斥、对纯粹科学的拒斥、对大学的严厉批评、对一般人的推崇、对文化创新的反感、对教育的声讨……

《奥本海默》

反智是一种极其矛盾的社会现象。因为反智者并不是一味敌视智识的人，他们对智识是爱恨交织的。

人们何以会对智识与知识分子心怀不满，并力加拒斥呢？这自然与智识和知识分子的特质有关。人们对展现脑子好使的智力一般持赞赏态度，但对表现批判、创造及思索能力的智识则报以拒斥的态度。

后者正是体现知识分子特质的地方：知识分子是一群以不偏颇的才智、概括能力、自由推断、一手观察、创新、尖锐的批判为特征的人士。从传统上讲，他们秉承了苏格拉底的反省精神；就现代来看，他们最关怀弱势阶层的福祉，并以此为自己的使命。他们渴望正义与秩序，也因此具有惹是生非的能力。他们以追求真理为快乐，不太关心实用。

《蝇王》

社会很难接受知识分子的这些品质。尤其是专家的兴起，让实用独领风骚。人们对专家能力望之兴叹，却因此将对专家的憎恶转移到知识分子身上。如果说他们对自然科学家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对社会科学家便嗤之以鼻。

人们自以为不理睬专家的意见，既是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免于被摆布的必须，又是公开透明的民主精神的体现。他们为此嘲笑甚至是仇恨专家。

在一种对一无所知不以为耻的氛围中，知识分子便成为让人出气的替罪羊。尤其是知识分子以先知角色与公共角色交替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就更容易成为人们说三道四的对象。

在美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处境，跟麦卡锡主义的流行具有密切关系。由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知识分子深受左翼思潮的影响，因此从总体上偏左。反智就此具有一种追剿知识分子的特征：自由派、新政支持者、改革派、国际主义者、知识分子、采取自由派政策的共和党等等，都不能幸免。

一个从仇恨新政到仇恨福利国家，再到仇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链条由此串联起来。加之美国由知识分子引领国家变迁与社会创新，他们更容易遭人妒恨。

至于美国社会拒斥意识形态、崇尚行动的特质，也让知识分子容易为国家错误背黑锅。当人们拿知识与感情、品格、务实能力、民主平等相对比的时候，反智似乎就在所难免了。

02

美式反智，从何而来？

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反智，不外乎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宗教的原因。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富裕的阶级喜欢把宗教理性化，并遵守宗教的繁复仪式。而中下层阶级信仰宗教的方式比较感性，反感宗教仪轨和上层牧师的训导，重视自己内在的宗教体验。

到19世纪，美国的宗教多元局面形成：一个信仰上的“自由竞争市场”出现了。在美国弥漫的挣脱陈腐旧欧洲的气氛中，一种旨在回归基督教原初纯朴精神的努力，即基要主义，成为宗教传播的努力方向。

牧师以其个人魅力和星级高低展示影响力，其欠缺智识便是必然。只要有利于短时间内拯救更多灵魂的方法，都在提倡之列。

美国的宣道者们所采取的反智行动，是与他们立意对抗现代主义的意图相联系的。这尤其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的美国。

社会日益强烈的世俗观念对宗教的挑战、达尔文进化论及新兴都会生活方式的流行、教育的普及、人口的快速迁移与全国性的思想交流，让国家陷入一个传统的、乡村的、小镇式的美国与现代的、城市的、都市的美国的全面对抗。

人民与知识分子，不仅在身份上截然不同，而且在信仰与信从进化论、在多数人与少数人、在信从传统与服膺现代上面截然对立。

循此发展，基要主义与极右政治势力结合起来，共同抗拒美国的专业化趋势，并且将一些人对新政的厌恶、民族情绪、抗拒反种族隔离聚合起来，促成一种非善即恶、永恒对抗的反智思维。

《奥本海默》

美国反智主义的第二个动因在民主政治。美式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成了针对政治家的反智论基调。

这是平等主义政治对专家政治的敌意所必然导致的现象：人们不信任智识与财产阶级，只信任来自自身经验的直觉。精英被认为是图谋夺取大众利益的群体，是对抗“多数人”的“少数人”。

当杰斐逊主张的平民智慧演变成杰克逊主义的民主信念后，便催生了美国政治史上的第一场反智运动：不信任专业知识，痛恨中央集权、精英统治，希望消除特权阶级的影响力，认为人民可以轮流当家。

内战虽然阻止了国家分裂，却没有找到解决国家难题的出路，因此激发了改革者的热情。改革者的信念很强，勇于实践，却没有盟友，以廉洁中立开罪了以政治谋生的政客，因此被攻击为“吵闹但人数不多、伪善却不实际、有野心却不聪明、好做作却没能力”的一群人，郁郁不得志。

进步时代的情况似乎有了一些改变。专家与平民的相互尊重关系浮现出来。美国向较为规范的现代国家的转型，让知识分子拥有了两种身份，即专家和社会批评家，并因此回到社会中心。

新政的推行，开创了以智识擘画国政的雏形。大学因其党派和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在提供资讯、统计资料、政策建议、技术训练等方面的价值为人所知。

但它也因此激起了反智囊战争。知识分子被视为“只会搅局的外行人”。这些反复，证明的是同一个道理：“在现代社会中，智识作为一种力量，它所呈现的既尖锐且矛盾的问题是，它无论与权力接近或是被排除在外都不好。”

美国反智主义的第三个动力在社会文化。美国建国之际，本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崇尚的淳朴、勤劳、务实、尚行，本就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认可不利。

其后，美国迅速进入工商社会。由于知识分子大都视商业为智识的敌人，因此，商人成为反智的中坚力量。他们对智识缺乏实用的认定，与民间以实用与否判定价值高低的习性相扣合，夯实了反智的社会土壤。

政治民主和商业至上的美国生活培养出一种心态和习惯，就是凡是需要迅速做决定、快速反应以抓住机会。因此深入、细腻与精确的思考并不是美国生活所鼓励的。

由于商人中白手起家的居多，一种依靠冲劲儿、自己努力的品格受到推崇。当那些并没受过多少教育的老板和职业人士成就了一番事业时，人们中间那种自认平凡、拒斥天才、敌视教育的心理弥漫开来。

于是，偏重实际的教育理念与贬斥博雅教育的冲动相携出场。商人们认为大学教育伤害企业经营，让大学生眼高手低。在大企业兴起以后，对专业人才的需要才阻遏了这类想法，并且推动了商学院的兴起。悖谬的是，商学院却因偏重职业能力的培养，成了反智的大本营。

在美国的劳工运动中，一种反讽的情形是，知识分子发动了劳工运动，却被劳工运动挤出。工运领袖强调工运领袖一定只能出自劳动者。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自己贴上无产阶级的标签，为知识分子贴上中产阶级学者的标签，这让他们的反智获得了理由。极端的普罗化、追求步调一致、轻视智识，使得“知识分子”这个词与“浑蛋”等同。

美国反智主义的第四个动因在教育方面。美国教育始终关注的是平民教育，极为强调教育的实用性、收益性。公立教育以培养不同背景的人群成为公民为基本取向，于是美国人安然地将教育目的确定在学习实用知识上面。

《隐藏人物》

相对于智识教育而言，让学生成为好的家庭成员、好的职场成员与好公民更为重要，以期培养他们共同的观念、理想、思维、情感和行动模式。

取决于这一定位，学校取代了父母，承担起家庭式责任。一种几乎被类似“为民主而教育”一样的口号所主导的教育成型了。精英教育理念承让给大众教育，智识无用论以差生不弱于优生的面目展现。资优生被忽略，迟缓者受重视，以求凸显学生平等、课程一律的民主教育原则。

在教育领域，教师的社会地位不高、薪酬较低、职业不受敬重、优秀人才不与为伍。学生同情而不是尊敬教师。教师队伍中的滥竽充数者、权作过渡者、无力他业者甚众，更让人看低这一职业。教师中的女性很多，正好以其低薪、人众，填补需求缺口。于是教育行业也因其缺乏男性气概被人诟病。

03

出世或入世，两难选择

反智造成了知识分子的窘迫状态，这把他们逼入了一个要么与社会疏离、要么被社会同化的二难选择境地。

知识分子早已习惯被拒绝，也几乎把这个当成他们必然的命运；相反，他们害怕的是失去这种疏离状态。很多雄心勃勃的年轻知识分子最怕的是，如果他们渐渐地被社会重视、接受和任用，就不再有创意或是具批判精神，因此就不再真正对社会“有用”了。

美国知识分子产生疏离的历史背景，使得不妥协的完全疏离成了20世纪知识分子眼中的正统与标杆，因为在19世纪美国的社会中，那些被社会接受认可的“典型”作家就有些许疏离，而先锋作家更是极度疏离。

因此，在今天，对某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于自身角色的认识受过去历史的影响，所以他们会为知识分子的成功或与权力的结合而感到不自在，甚至厌恶。

在美国国父创制的文化基础上，19世纪的巨头文化继承了渴望秩序、尊重智识、让政治制度合于理性的愿望。但是，这些贵族阶层从最重要的政治与经济机构的管理中被排挤了出去，无法将理念诉诸于实践，并主动“与世界保持距离，也居于世界之上”。

于是，抽象的心智素质与实际的生活经验之间发生分裂，现在仍可在美国作家的身上见到若干残迹。

大约在1890年以后，美国的作家与知识分子凝聚成了一个比以往更紧密的阶级。他们积极争取表达与批判的自由，他们与社会的疏离成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理由，成了他们的美学与政治抗争的一部分。

20世纪的知识分子置身于一个很尴尬的处境中：他们一方面想要成为支撑民主社会的好公民，另一方面却在不断抵抗社会文化的持续低俗化。他们自身阶级的精英文化性格与民主意识间存在着无法化解的矛盾，而他们很少能够坦然面对这种矛盾。他们一方面抨击阶级间的隔阂，另一方面又渴望民众听从他们的看法。

《了不起的盖茨比》

大萧条和新政唤醒了美国人已然麻木的政治智慧。大家突然觉得，这个国家似乎又需要知识分子了，于是开始敬重他们。旅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回国，而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也制造了大批流亡美国的学者与艺术家，旅外浪潮因而扭转为人才的大量移入。美国曾经是世界的工业领袖，现在则成为西方世界的智识首都。

二战之后，新的疏离感在心怀异见的作家之间又开始出现了。他们认为昔日对疏离的推崇在今天仍然具有意义：先锋本身已经被体制化，不再像从前一样是社会尖锐批判力量的桥头堡。

可见，在现实处境与抱持理想之间，知识分子仍然难以善处。尤其是真正知识分子自觉地“疏离”，似乎不可避免。“垮掉的一代”正可作为代表。嬉皮士则表现出一种“精神异常下的智慧”，疏离与批判的携手，奇怪地浮现在人们面前。

总而言之，知识与权力在分离与结合中尽力发挥各自的功能，一旦两相结合，知识分子容易迷失自己；假如隔绝开来，便不被社会接受。

对于知识分子个人，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但对于社会整体来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就这样被分成两类，一类是只寻求权力与在权力下自我妥协的技术专家，另一类则是故意疏离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乎的是自身的纯洁而不是实现他们的理念。

我们永远不会缺乏专家，也不会缺乏与社会保持距离同时批判社会的知识分子。双方间的争辩应该会持续下去，而知识分子圈内也会出现可以仲裁权力世界与批判世界的方式。

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想要为权力服务，那就是一种悲哀，但是如果所有跟权力接触的知识分子都因此自认为不再是知识分子了，只向权力负责，那也是一种悲哀。

好在自由民主社会可以容纳不同风格的智识生活，促成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从而让社会能够欣赏和理解各种杰出的心智。这不啻为反智的求解指引了某种出路。

即便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美国的反智传统也指引我们去反思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学家余英时就对中国的思想传统进行过梳理，进而对中国的反智政治传统进行了分析。

从思想史的视角看，儒家的主智论与道家、法家的反智论交叠呈现，后在儒家的法家化中得到延续，以至于造成儒家政治理想无从落实的残酷现实。

从政治史的角度看，绝对君权对相权的约束与控制，造成中国政治史上的君尊臣卑，抑制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因此，余英时痛彻指出：“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话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和美国一样，反智不过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面相，不能将之认作中国政治传统的全貌。但余英时循霍夫施塔特方法指引所做出的论述，确实引导人们深刻反思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面相。其论亦对人们理解中国政治的反智现象发挥了同样的方法效用。

封面源于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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