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钱藏在哪里：从一只会爆的陶罐，到一间朝廷也来抽税的当铺

把一角钱投进陶罐，听见那一声闷响，罐子便再也倒不出来。今天的孩子，手里捧着的是周杰伦的存钱罐，古人手里捧的，是同样的东西，只不过它有个听起来有点凶的名字：扑满。

扑满，扑就是砸。满，就是装满了。满则扑之，攒到满，一锤子砸碎，钱才拿得出来。所以完整的扑满传世的极少，因为它生来就是为了被砸的。1998年，福州市博物馆收到一件粗砂黄陶扑满，通高十点七厘米，腹径十二点七厘米，圆鼓鼓的身子，顶部只开一条狭长的缝，长三点五厘米，宽却只有零点三厘米。一枚铜钱刚刚好塞进去，一只手指都伸不进去。这就是古人给自己造的"只进不出"。

一只只进不出的陶罐

《西京杂记》卷五，把扑满的规矩说得很白："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具，其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一件陶土的器物，有个口子能进钱，没有口子能出钱，装满就砸碎它。书里还记了一个故事：公孙弘被举贤良，还没发迹，朋友邹长倩送了他三样东西，一束青草、一缕素丝、一枚扑满，附了一封信。青草说的是"生刍一束，其人如玉"，素丝说的是积少成多，那枚扑满，则是最重的一句告诫："入而不出，积而不散，故扑之。士有聚敛而不能散者，将有扑满之败。"

送人一个存钱罐，意思是，你只管往里头塞，塞满那天，就是它碎裂那天。钱聚多了不散出去的人，就是一只扑满。公孙弘后来官拜丞相，谨俭散财，没有做那只扑满。这话后来被很多人拿去当镜子，陆游就写过"钱能祸扑满"。一个存钱罐里，装的从来不只是铜钱，还装着一句古人对"钱"最朴素的恐惧：钱这东西，只进不出是要出事的。

这类"只进不出"的陶器，最早还不叫扑满，叫缿。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秦律十八种·关市律》里有一条："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在市场和官府做买卖，收下钱必须当场投进钱缿里，让买东西的人看着你投进去，不照做，罚一副铠甲。这时的钱缿，是管市场的吏用来核账的"衡钱器"，把收到的钱当众塞进去，散市再倒出来清点纳税。它还不是存钱罐，是收银机，甚至是一台最早的"监控"。

六斤四两的一贯钱

到了后来，扑满之外，钱多了就藏不住了，因为钱重。

唐代的铜钱，叫开元通宝。按《新唐书·食货志》和后来的考订，一贯钱，也就是一千文，重约六斤四两。做买卖的商人，几贯、几十贯，就是几十斤、上百斤，真要让一个商人把几千贯铜钱"腰缠"，那是要把腰勒断的。唐人夸人有财力，爱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十万贯，几十万斤，这当然是诗人的夸张，可也恰恰反过来说明，真有那么多钱，是挪不动、藏不下的。

钱一多，放在家里，怕的是贼，更怕的是地方官、是兵。乱世里，一纸"借钱"的令，就能把殷实人家搬空。于是，一个念头几乎顺理成章：与其藏在自家炕洞，不如交给一个专门替人看钱的地方，按月给一笔保管费。这就是柜坊。

柜坊，有人叫它僦柜、寄附铺。唐代长安的东西市里，就开着这样的铺子。《太平广记》引《广异记》，记了一个开元初年的故事：有个三卫入京卖绢，遇上一个白衣人，出价两万要买，交割时，白衣人说"其钱先已锁在西市"。钱不必扛在肩上，它早就存在西市的柜坊里了，凭一纸凭证、一件信物，就能支取。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里考证，柜坊是替商人存放金钱财物、收取保管费、可凭凭证兑付的机构，还受人之托代卖贵重的寄附物。存放、托付、兑付，一套下来，已经有了一点钱庄、票号的影子，也比欧洲的银行雏形要早。

当掉貂皮，换点现钱

可柜坊管的是"寄"，不管"急"。人总有手头紧的时候，东西是死的，钱是活的，这时候，就轮到当铺登场了。当铺的祖先，是质库。

质库最早，出人意料地开在寺庙里。南朝时候，江淮之间佛教大兴，寺院辟置大量田地房产，接受布施，堆积下可观的金银财货。佛经里讲"无尽财"，本意是资财要出贷"生长"，寺院便把这笔钱拿去放贷，抵押物呢，多半是穷人能拿得出的东西。《南史·甄法崇传》记了一桩小事：甄法崇的孙子甄彬，曾拿一束苎麻，到荆州长沙寺的寺库里质钱，后来凑够了钱去赎回，在苎麻束里，竟摸到五两金子。原来当初裹在麻里的金条，还的时候没人察觉。甄彬二话不说，把金条送回寺库。

一束苎麻，换几吊钱，再做一件救命的事，这是质库最本色的样子。它替寺院生息，也替穷人解一时之急，名为慈善，实为盘剥，两者从来分不开。到唐代，质库再不是寺院一家独有。富商大贾开，达官显贵开，各地军镇的节度使、观察使也开，连波斯胡商都在长安开质库。民间资本日益雄厚，质库业务也从典当扩展到代客存钱、放贷。寺院质库之外，又多了官营与私营，官、民、商、寺四路并进，彼此竞利。

钱进出之间，朝廷伸了一只手

钱在民间肚子里转，转久了，帝国的眼睛就盯上来了。这是一趟谁都甩不掉的账。

唐代，宫廷崇佛、豪强坐大，国家财政吃紧的时候，便会把手伸进这些藏着钱的大柜子里。德宗建中三年（782），为了平叛筹措军费，朝廷下了一道令：括僦柜质钱，"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管你存的是自己的钱还是别人的钱，先借四分之一充军费。据后人核算，这近乎对柜坊寄存之钱财征收了约四分之一的重税，史称"僦柜纳质钱"。税率如此之重，以至于柜坊业一时凋敝。朝廷对民间金融的这一口，又狠又短视。

到了清代，这口"税"就变得制度化、也体面多了。顺治九年（1652），清朝初定，户部为解军费燃眉之急，奏准"在外当铺每年定税银五两"。这是清代当税的开端。康熙三年（1664），税额依规模分三等，大铺五两、中铺三两、小铺二两五钱，那年全年当税收入，破了十一万两白银，全国在册当铺超过两万家。山西一省便贡献了近两成，那正是晋商的天下。

雍正六年（1728），朝廷又设"当帖"，立《典当行帖规划》，开铺子要拿执照，领帖要缴帖费，从此当铺的开设，纳入了朝廷的号册。乾隆十八年（1753），全国当铺一万八千零七十五座，年收当税九万零三百七十五两；到嘉庆十七年（1812），更涨到两万三千一百三十九座，年税十一万五千六百九十五两。数字一路往上，当铺从宋元时期的官营主导，彻底走成了民营当铺、官当、皇当并行的光景。

这里面，最耐人寻味的是"皇当"。雍正自己就在藩邸里开过当铺，后来还把一间典铺赐给了隆科多。乾隆第六子永瑢开当铺，内务府也开当铺收息。皇帝、王府、宗室，既是当铺的经营者，又是当税的受益者；既是民间金融的监管人，又从这笔钱里分一杯羹。更妙的是，朝廷还把自己的钱，反过来存进当铺生息。乾隆二十七年（1762），山西巡抚明德奏称："查晋省当商颇多，亦善营运，司库现存月款，请动借八万两，交商以一分生息。"把国库的公款借给当商，按一分利生息，等于是朝廷把自己的钱也存进当铺，收利息。一头收当税，一头存公款生息，一头还勒借军需，朝廷与民间金融，缠成了一股解不开的绳。

钱，从个人的陶罐，走到寺庙的质库，走到市井的柜坊、当铺，最终走到一纸当帖、一本册子、一张税单里。它越来越重，越搬越不动，越藏越藏不住，最后，所有藏钱的地方，都被帝国的账本一一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