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8年4月9日，北京，程潜病逝后的追悼安排，牵动了统战部门和民革中央。这个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又在抗战时期担任要职的人，身后究竟该以怎样的身份被评价，成了家属最难面对的问题。
郭翼青曾当面问周恩来：“总理，颂公究竟算什么人？我们家又算什么成分？”周恩来没有绕弯，明确告诉她，程潜是革命干部，家属属于革命干部家庭。这句话，对惶惑已久的郭翼青来说，分量并不轻。
程潜的一生，本就跨过了多个历史阶段。他出生于湖南醴陵农村，青年时期弃文从武，进入武备学校学习，后被选派赴日本。在那里，他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开始把个人前途同民族革命联系起来。
辛亥革命爆发后，程潜参与武昌方面的战事，后来又投身护法运动。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在广州遇险，程潜曾率部护卫，并参与平叛。孙中山评价他“可共患难”，看重的正是他的果断和担当。
程潜还曾参与筹办陆军教导团，协助黄埔军校的早期建设。北伐时期，他担任重要军事职务。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在民族危亡之际继续掌握军政事务。
不过，郭翼青认识程潜，并不是在战场或政坛，而是因为一笔救急的钱。
抗战期间，郭翼青的父亲郭镜心经营困难，老乡陈从志得知后，便向自己的上级程潜提起此事。程潜了解情况后，拿出积蓄相助。也正是在这次交往中，郭家开始听说这位将军，并产生了结亲的念头。
那时的郭翼青年仅17岁，出身汕头富商家庭，受过较好的教育。母亲去世后，她跟随父亲生活。父亲曾因她与邻家少年恋爱而强烈反对，后来又亲自为她安排婚事。陈从志介绍程潜时，却没有把他的复杂家庭情况全部说清楚。
见面时，程潜已经54岁，郭翼青比他年轻许多。年龄、经历和婚姻状况，构成了两人之间明显的差距。程潜此前有过婚姻，并已有子女；郭翼青面对的，不只是嫁给一位将军，更是进入一个关系盘根错节的大家庭。
有意思的是，郭翼青并未因此退缩。她被程潜的谈吐和气度吸引，程潜也欣赏她的聪慧与爽利。两人相处一段时间后结婚，郭翼青开始照料他的生活，程潜在一些家庭事务上，也愿意听取这位年轻妻子的意见。
婚姻真正的考验，很快便出现了。
程潜调往西安后，第三任妻子周劼华从老家赶来，双方发生冲突。周劼华曾放出“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狠话，郭翼青一度只能躲在屋内落泪。程潜没有把矛盾推给年轻妻子，而是拿出积蓄为周劼华另行安置，随后办理了离婚手续。
他对郭翼青说：“我会尽力照顾你，甘苦一起过。”这场风波之后，两人的关系反而稳定下来。郭翼青不仅照顾程潜，也努力与他的前妻子女相处，在这个特殊家庭中承担起母亲般的责任。
据相关回忆，两人共同生活32年，郭翼青曾16次怀孕，但受战乱、医疗条件和生活环境影响，最终只有6个女儿长大成人。传统观念曾给她带来不小压力，程潜却始终安慰她：“儿子女儿都是宝贝。”这句话，或许正是这段婚姻能够维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受到相应礼遇，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为统一战线和国家建设继续工作。然而，他过去的政治经历又使身份问题格外敏感。到了晚年，他偶尔流露出疑惑：“我究竟算什么人？”
1966年，程潜被列入应予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1968年，他在家中摔倒骨折，治疗过程中又遇到复杂局面，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于4月9日去世，终年86岁。弥留之际，他仍念叨自己是革命干部，并遗憾未能亲眼看到国家统一。
程潜去世后，是否举行正式追悼会，一度需要请示。周恩得知后明确表示，追悼程颂公不应犹豫，不仅要开追悼会，还应向有关民主人士郑重报告。这个决定，使他的身后身份得到了正式确认。
安葬方式同样费了一番周折。程潜早年有土葬愿望，湖南老家甚至准备过棺木。郭翼青原本打算为他火葬，周恩来先后多次派人协商，后来又亲自登门与郭翼青商量。最终，程潜按当时安排实行火葬，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程潜去世后，郭翼青没有再婚，把精力投入妇女工作，晚年还将个人积蓄捐给国家。她去世后，骨灰与程潜合葬八宝山。那段相差近四十岁的婚姻，经历战乱、家庭冲突和政治风云，最终以共同安葬收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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