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3月24日傍晚，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前往北平，车队行至河北涿县城门时，被两名执勤哨兵拦了下来。车灯划破暮色，汽车一辆接一辆停在路旁，负责警卫的阎长林下车说明情况，对方却没有立即放行。
“这是首长的车，有紧急任务。”
哨兵回答得很干脆：“没有上级命令，谁也不能进。”
这句话听起来生硬，却正是当时涿县城防命令的要求。涿县解放时间不长，社会秩序尚在恢复，敌特活动和治安风险都不能轻视。哨兵不认识车里的人，也没有因为对方来自西柏坡就自行通融。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得知情况后，并没有责怪哨兵。他反而表示，既然没有接到放行命令，就应该等候。对毛泽东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停车，而是对纪律意识的一次检验。
车队从西柏坡出发，和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有直接关系。1949年3月5日至13日，会议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醒全党，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进城以后，面临的是建设政权、恢复经济和管理城市的新任务。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机关迁往北平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率机关离开西柏坡。毛泽东把这次行动称作“进京赶考”，并多次提到李自成进北京后迅速失败的教训，提醒身边工作人员，共产党不能把军事胜利误认为一切问题都已解决。
搬迁并非简单地收拾行李。中央转移委员会负责统一协调，周恩来主持具体工作，任弼时、杨尚昆等参与组织。为保证沿途安全，先遣人员提前进入北平，铁道部门也对线路、车站和接应工作作了安排。四野抽调汽车和司机承担运输任务，书籍、文件、器材以及机关物资，都要安全送达。
车队一路经过山区和平原，途中在河北唐县淑闾村停留。毛泽东没有住进专门准备的房间，而是在村民家中休息。前半夜，他同当地干部交谈，后半夜继续伏案工作。行程紧张，工作不能停，这种状态贯穿了西柏坡到北平的整个转移过程。
3月24日，车队抵达保定时，引起沿途群众围观。警卫人员担心人群靠近影响安全，曾想加快车速，毛泽东却要求慢一些。他认为，群众愿意出来看，是因为知道车里来的是自己的队伍，不能为了所谓安全，把百姓挡在道路两旁，更不能让警卫行为造成军民隔阂。
到了涿县，意外发生在城门口。阎长林再次向哨兵解释，甚至说明车队来自西柏坡，但哨兵仍坚持要等县里领导下达命令。其中一人进城报告，车队便在原地等候。过了一会儿，中央先遣人员和涿县县委负责人赶来，哨兵确认身份后，这才敬礼放行。
周恩来随后明确表示，哨兵不但不应受批评，反而应当表扬。因为他们执行了命令，没有因“首长车辆”四个字改变原则。真正需要检查的，是负责接待和联络的干部没有坚守岗位，导致中央车队抵达时无人及时接应。
进城以后，毛泽东注意到涿县街面冷清，商铺和市场并不活跃。县委负责人解释，国民党统治时期为加强城防，曾将商铺赶到城外，解放后接管事务繁多，市场尚未迁回。毛泽东听后指出，工作千头万绪，也要从群众最急迫的事情办起，恢复市场、发展生产，城市才能真正恢复生气。
当晚，中央领导在涿县停留，叶剑英、滕代远等赶来汇报进入北平的安排。次日凌晨，毛泽东等人从高碑店登上专列，经丰台驶向清华园车站。1949年3月25日清晨，列车抵达北平，西苑机场随后举行了阅兵和欢迎活动，受阅部队包括步兵、炮兵和装甲兵。
进入北平后，中央机关驻在香山。毛泽东仍保持着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工作习惯，办公、看电报、起草文件常常持续到深夜。香山条件并不优越，屋内寒冷，床铺也让他难以适应，卫士只好临时把木板铺到堂屋。6月中旬，毛泽东开始进城办公；8月底，他正式离开香山，迁入中南海。那道曾经拦住车队的城门，也留在了这场“赶考”最细小、却最能说明问题的片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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