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家族掌舵人荣毅仁：邓小平请他出山，毛主席称赞他是护国大功臣

1979年1月1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会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位工商界人士。会见地点并不特殊，谈话内容却很关键：国家刚刚把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资金、技术、人才从哪里来，成了摆在中央面前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没有把这些老工商界人士当成旁观者，而是希望他们继续参与国家建设。他谈到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也谈到合营、补偿贸易以及偿还能力。话说得很实在，不能只讲“引进”，还必须考虑项目能不能生产、产品能不能出口、贷款能不能还上。

荣毅仁听得很认真。他提出，引进外资要有明确目的，最好选择能够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增加外汇收入的项目；同时还要加强协调，不能因为各部门争项目，就让外国公司抬高条件。这个意见，正击中了当时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难点。

有意思的是，这场会见并不是一次普通座谈。邓小平看重的，正是荣毅仁在工商界的经历、海外联系以及对国际商业规则的了解。叶剑英也认为，荣氏家族在海外有较广泛的影响，由荣毅仁出面联络，比单纯由政府部门推动更具便利条件。

荣毅仁没有停留在口头表态上。1979年2月，他向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这份报告的核心，不是恢复旧式私人资本，而是借助市场机制和国际资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筹集资金、引进技术、培养经营人才。

同年6月27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荣毅仁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中信的成立，后来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外资、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探索。它既要懂国家政策，也要懂商业谈判；既要有国内信誉，也要能与海外资本打交道。

邓小平多次请荣毅仁“出山”，并非临时起意。这个选择的背后，是对荣氏家族历史的判断。

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187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世纪末，他与兄长荣宗敬从钱庄业起步，后来投身面粉和纺织实业。到1931年前后，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纱厂已形成相当规模，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代表。

但“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这些称呼，并不能概括他们经历的风险。抗日战争爆发后，荣氏企业在上海、南京等地遭到破坏和侵占，部分工厂被日军控制。荣宗敬于1938年病逝，荣德生还曾遭绑架，企业和家族都承受了沉重压力。

荣德生没有因此离开故土。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广东等地设法恢复和开办工厂，为战时生产提供物资。荣毅仁受到父亲影响，也留在国内经营实业。民族工业在夹缝中求生，谈不上安稳，却保住了继续发展的根基。

抗战胜利后，企业并未迎来真正平静。国民党统治后期经济混乱，金圆券改革和对工商界的打击，使许多企业陷入困境。荣氏家族也受到牵连，荣毅仁本人还曾因所谓经济问题被起诉，后来因上海局势急剧变化而未被进一步追究。

上海解放前夕，荣德生作出了不迁厂、不转移资金、不离开无锡的决定。这个选择很重要。它说明荣氏家族并没有把企业简单看成可以随时搬走的私人财产，而是把民族工业的存续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1950年，荣毅仁在北京中南海参加宴会，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荣毅仁一时拘谨，只回答：“哪里，哪里。”毛泽东随即说：“你来了，很好。”几句简短的话，既有幽默，也包含着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接纳。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荣毅仁选择接受公私合营。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视察上海申新九厂，特意见到荣毅仁，并问公私合营后生产情况。荣毅仁回答，生产比过去好，但与国营企业相比还有差距。毛泽东继续追问何时能够赶上，现场谈话十分具体。

这次视察并非只停留在礼节层面。毛泽东走进多个车间，询问工人的劳动和生产情况。对荣毅仁而言，企业的价值由此有了更清晰的方向：经营者不能只盯着利润，还要承担社会责任，接受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整体安排。

荣毅仁后来回忆，毛泽东影响了他对民族资本的认识，邓小平则让他重新思考企业能够怎样服务现代化建设。两段经历，恰好连接了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开放两个历史阶段。

中信成立后，荣毅仁承担的是一项没有现成经验可照搬的工作。早期人员不多，却要面对海外融资、项目审查、技术引进和国际合作等复杂事务。20世纪80年代，中信逐步发展为大型企业集团，并参与了多项对外经济合作，成为外国企业观察中国开放政策的一个窗口。

荣毅仁的特殊之处，不只是出身于工商世家，更在于他经历过旧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衰，也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制度转折。邓小平所说的“荣老板”，背后并非单纯的称谓，而是对其经验、信誉和担当的认可。1987年，荣毅仁入选相关机构评出的世界最具魅力企业家名单，正是这一段特殊历史留下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