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6年，上海。郑洞国的孙子夫妇准备离开时，陈碧莲把一盒做好的红烧牛肉递了过去，叮嘱道：“带给你祖父，他以前最爱吃这道菜。”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却牵出一段分开数十年、始终没有真正断掉的夫妻关系。
陈碧莲曾是郑洞国的第二任妻子。两人相识时，郑洞国已经历多年军旅生涯，陈碧莲却没有嫌弃他常年在外，甚至多次冒着战乱风险到前线探望。那时的感情很实在，见一面不容易，能陪着说几句话，便觉得值得。
1948年，郑洞国奉命固守长春。城内军民数量庞大，粮食日渐短缺，外部联系也被切断。郑洞国曾建议放弃长春，但蒋介石没有采纳，反而让他继续担任守城主官。
到了后来，长春已经很难再守。解放军控制机场后，城内局势更加恶化。郑洞国的部属私下与解放军接洽，最终部队放下武器。郑洞国随队出城时，遇到了前来接收的肖劲光、萧华。
萧华下车与他握手寒暄，没有摆出胜利者的架子。当天晚上，郑洞国提出三个要求：“不广播，不登报，不参加公开宴会。”这些要求背后，是一个旧军人对颜面的顾虑，也是他对前途的茫然。
周恩来曾设法争取郑洞国。由于郑洞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又长期担任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周恩来还以老师身份给他写过信。遗憾的是，长春城内秩序混乱，信件并没有顺利送到他手中。
郑洞国当时未必会立刻改变立场。他受传统忠孝观念影响很深，放下武器后也不愿公开谈论往事。1950年，他因病赴上海就医，途经北京时，肖劲光、萧华曾请他吃饭，希望他为解放台湾、完成国家统一出力，他仍然婉拒了。
周恩来随后在家中接待他，谈话没有空泛说教，而是耐心说明新中国需要各方面人才。郑洞国感谢周恩来曾写信给自己，也感谢共产党没有因长春旧事为难他，只说：“我先去上海治病，料理家务，随后听从安排。”
上海的变化，对郑洞国触动很大。解放前，他曾参与接收南京、上海，亲眼见过物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养病期间再看这座城市，局面已经逐步稳定。这个细节，比单纯的劝说更有分量。
1951年冬，郑洞国表示愿意参加新中国建设。1952年，他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工作有了着落，生活却突然起了波澜。陈碧莲不愿随他北上，夫妻之间的矛盾也由此公开化。
陈碧莲给出的理由是北方寒冷，自己水土不服。可在郑洞国看来，这不只是气候问题。两人长期聚少离多，生活环境和人生选择又发生变化，旧日感情经得起战火，却未必经得起漫长分离。
郑洞国曾挽留，陈碧莲的母亲和弟弟也劝过她，但她始终没有北上。1953年，郑洞国收到结束婚姻关系的通知。没过多久，陈碧莲嫁给了一名上海富商。这个决定带有赌气成分，也包含她对现实生活的重新选择。
郑洞国没有一直独身。1955年，他与顾贤娟组成家庭，后来有了女儿。两家人并未因此彻底翻脸，郑洞国去上海时，陈碧莲仍会前去探望；困难时期，陈碧莲还给郑洞国长子一家寄送食物。
1972年，顾贤娟病逝。陈碧莲得知后从上海来到北京，希望与郑洞国重新生活。按照家人的说法，郑洞国没有答应。儿孙后来也曾劝他复婚，他往往面露不悦，不愿再谈这件事。
拒绝复婚，并不等于没有旧情。晚年的郑洞国遭遇家庭变故，陈碧莲仍会托人打听他的身体状况。1986年那盒红烧牛肉，便是这种关系的写照：夫妻名分早已不在，几十年的生活记忆却没有轻易消失。
郑洞国晚年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常接待来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有人生活困难，他就安排吃住，临走还拿出自己的钱和衣物相助。工作人员说可以由公家承担，他却很少开口，只说自己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家人曾问起他后半生的选择，郑洞国说：“我这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至于陈碧莲，两人没有再举行婚礼，也没有恢复夫妻关系，只保持着亲属般的来往。那盒红烧牛肉，后来由孙辈带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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