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毛岸青和五名中国同学留下了一张高中毕业合影。照片中的六个年轻人,站姿并不整齐,神情也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身份:他们的父辈,大多倒在了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年代。
这不是普通的毕业照。
照片背后,是一群孩子被迫提前告别家庭,又在异国土地上重新成长的经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者牺牲、被捕或转入地下,他们的子女有的流落街头,有的被亲友收养,还有的长期与母亲失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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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照料这些革命后代,中共通过共产国际等渠道,将部分孩子送往苏联。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成立于1929年,后来又有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1937年,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在莫斯科近郊建立,专门接收一批中国孩子。
这些孩子吃住在集体生活中,学习俄语和文化课,也接受苏联式教育。条件比流离失所时好得多,但“有饭吃、有学校上”并不等于拥有完整的童年。父母的牺牲、战争的炮火,以及与故土的遥远距离,始终伴随着他们。
毛岸青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次子。幼年在上海流浪时,他曾遭到巡捕殴打,身体留下严重后遗症。1936年,他和哥哥毛岸英随李杜将军离开上海,经过长途跋涉,于1937年初抵达莫斯科,随后进入莫尼诺儿童院。
毛岸英更喜欢军事和政治,毛岸青则安静得多。他爱画画,喜欢钢琴和歌唱,最着迷的是国际象棋。别人看棋谱是消遣,他却反复推演,甚至把许多棋局记在脑中。高中毕业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但仍完成了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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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中的张芝明,父亲是广州起义中牺牲的张太雷。1939年,他进入莫尼诺儿童院,后来转到伊万诺沃。凭借较好的学习成绩,他与陈祖涛等人提前升入高年级,1945年毕业后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后来又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物理。
刘允斌的身世同样令人唏嘘。他是刘少奇与革命烈士何葆贞的儿子。母亲1934年牺牲后,他曾寄养在亲属家中,1939年与姐姐来到苏联。高中毕业后,他先学冶炼,后来转入莫斯科大学化学系,专攻与核工业有关的方向,1955年取得副博士学位。
回国后,刘允斌参与新中国核事业的早期工作。遗憾的是,在特殊年代的重压下,他于1967年去世,年仅42岁。那张毕业照里的少年身影,后来被现实推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赵施格的父亲是烈士赵世炎。赵世炎1927年牺牲时,赵施格尚未出生。战争期间,他和哥哥赵令超多次转移,哥哥后来因流感去世。赵施格本人却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学习能力,1945年高中毕业后进入莫斯科钢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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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回国后,赵施格被安排到鞍钢工作,后来参与钢铁新技术研究。1958年,他调往北京,主持粉末冶金材料研制;1964年又奔赴四川三线地区,参与筹建工厂,担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这个选择,和他早年所受的教育直接相关。
陈祖涛的父亲是陈昌浩。1939年,陈祖涛随父亲到苏联,进入国际儿童院。高中毕业后,他考入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院机械系。1951年2月提前毕业回国,成为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筹建队伍中的第一名职工。
在一汽建设过程中,陈祖涛长期负责工厂设计、生产准备和技术协调。苏联专家撤离后,他又参与红旗轿车和军用越野车生产基地的建设,后来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重要技术负责人。照片中的学生,最终走进了新中国最早的工业建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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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成的父亲郭亮,是湖南工农运动的重要领导者,1928年被捕牺牲。郭志成早年从延安来到苏联,后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热力系。1951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投身热电建设,长期从事相关工程技术工作。
郭志成与毛岸英的友谊,也从儿童院延续下来。毛岸英曾教他溜冰,为了让他尽快学会,故意松开搀扶的手,结果郭志成摔倒磕伤了门牙。多年以后,这颗缺损的牙齿仍让他想起那段少年时光。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莫尼诺儿童院关闭,孩子们转回伊万诺沃。炮火逼近时,他们要面对迁移、寒冷和物资匮乏;战争结束后,又要重新选择专业和人生方向。那张1945年的毕业照,恰好定格在旧生活结束、新道路即将展开的门槛上。
照片中的六个人,后来有人投身钢铁,有人建设汽车工业,有人参与核事业,也有人因疾病和时代遭遇而饱受折磨。他们共同拥有的,并不是优渥的出身,而是一段从革命家庭、战争孤儿院到新中国建设岗位的特殊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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