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金湘军边贪边升认罪悔罪，不应是不执行死刑的理由

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2026年9月8日，河南信阳中院一审宣判：山西省委原副书记、原省长金湘军，受贿1.48亿余元，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书里有一句话，值得所有人细品——"认罪悔罪"，被写进了从轻处罚的情节清单，成了"可不立即执行"的理由之一。（来源：新华社）2025年10月10日，据央视新闻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金湘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金湘军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弃守政治责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敷衍应付；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无偿接受私营企业主提供的“保姆式”服务；违背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亲属收受对方财物，安排亲属不实际工作而获取薪酬，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搞权色、钱色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先看法院自己的认定："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论罪当死——这是判决书原话。那为什么不立即执行？理由是一串：受贿犯罪具有未遂情节，归案后如实供述，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涉案赃款赃物部分追缴。逐条掂量掂量这一串"从轻"理由。未遂情节、部分追缴，是客观事实，有据可查，该认。可"如实供述、主动交代"呢？一个长期把持一省政务、受贿横跨二十多年的落马官员，在监察机关面前交代自己的问题，那是本分，不是恩赐。至于"认罪悔罪"——当庭流几滴眼泪、念几句悔过书，几乎已经是落马干部的标配动作。如果这些都能成为"免死"的砝码，那么贪腐的成本，岂不是又被压低了一截？必须说清楚：认罪悔罪，确实是法律认可的量刑情节。《刑法》第六十七条，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认罪认罚从宽，也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制度。但"从轻"从来不等于"免死"。死刑的适用标准只有一个——《刑法》第四十八条，罪行极其严重。1.48亿，横跨广西、天津、山西多个省市，受贿时间二十余年，这够不够"极其严重"？法院的回答是"论罪应当判处死刑"；而公众的疑问是：既然够，凭什么一句"我悔罪"，就把"应当"两个字缓了下来？公众不是反对法律给悔罪者留路。悔罪节约了司法资源，体现了改造可能，这些都值得肯定。公众反对的，是把态度当成交易的筹码。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会悔罪的贪官能保命——这种观感一旦形成，伤害的是整个司法公信力。判决要让人服气，靠的不是悔罪的眼泪，而是罪与罚的相当。这不是孤例。就在这几天，贵阳杀妻分尸案同样引发争议：男子杀妻后分尸、煮尸、碎骨、抛尸，潜逃六年，一审却以"坦白、认罪悔罪"等情节判处无期徒刑，死者家属正在申请抗诉。两案并看，公众的担忧是一致的：当"认罪悔罪"频繁出现在保命理由的清单里，它到底是司法对悔过的宽宥，还是罪恶的折扣券？（来源：华商报大风新闻）法律应当宽宥真正悔罪的人——前提是，罪行本身配得上宽宥。认罪悔罪可以有价值，但它从来不是免死金牌。如果态度可以给罪行定价，那么每一个认罪的巨贪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悔罪"；而每一个被他们伤害的家庭和公众，将被迫接受一句"他悔罪了"，作为全部交代。这不该是法治的样子。这些年来，贪官污吏很少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几乎没有)，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自古改朝换代政权更迭，不无与贪官污吏有关。绝不能：贪官污吏处处可见、从严惩处讲讲而已。贪官不杀，天理不容，杀人犯害的只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还一般大多数都是因状告无门(杨佳张扣扣胡文海等......)，而只好自已自行执法替天行道，而那些贪官污吏害的是一个村庄一个乡镇一个区县一个省市的人，甚至害了整个党国。特别是公检法的腐败官员，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对人民对党国危害极大。所以，对杀人犯判死刑，对贪官污吏更应该判死刑立即执行。任凭官僚腐败愈演愈烈，最终必然造成亡党亡国。贪官的存在，会不停地制造冤假错案，导致社会矛盾、贫富不均，产生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紧张和矛盾。当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矛盾越积越深后，容易形成十分危险的“政治堰塞湖”。所以，官员官僚腐败，一定要严惩不贷，该杀的必须杀。除体制机制方面尚需改革和完善之外，加大违法违纪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要严格落实选官用人追责制度，有权必有责，权责须相当。当问题干部受到查处后，对责任人进行追究。纪检部门必须严格履职，纪检部门应强化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不断加强监管反腐力度。有效利用群众反映、网络实名举报、组织监督检查等手段，坚持露头要打、潜伏要挖，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不让严打成一阵风，吹过了就散了，彻底斩断公仆变硕鼠的机会。其次，相关领导必须严格执行选官用人制度，在干部成长过程中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正确用人导向，规范和拓展干部晋升渠道，加大民主推荐、组织推荐的力度，加大公开、公示力度，坚决封堵“带病提拔”的入口。最后，必须提升党员干部的防腐拒变的能力。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道德观等，通过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前车之鉴下，保持清醒认识，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提升防腐拒变的能力。保证政通人和、风清气正，杜绝小人得志、贪官横行，牢固党的执政根基。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公正司法，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的游戏。公正司法，牺牲掉的仅是少数的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司法工作人员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司法不公，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司法不公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机体内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党的政权。清朝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不公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国敌人的入侵，大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的厄运。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绝对全面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演变为“独立王国”，使其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于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要严惩不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社会才能稳定发展，人民才能幸福生活，党才能长期执政。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
中华：金湘军边贪边升认罪悔罪，不应是不执行死刑的理由

2026年9月8日，河南信阳中院一审宣判：山西省委原副书记、原省长金湘军，受贿1.48亿余元，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书里有一句话，值得所有人细品——"认罪悔罪"，被写进了从轻处罚的情节清单，成了"可不立即执行"的理由之一。（来源：新华社）

2025年10月10日，据央视新闻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金湘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金湘军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弃守政治责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敷衍应付；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无偿接受私营企业主提供的“保姆式”服务；违背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亲属收受对方财物，安排亲属不实际工作而获取薪酬，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搞权色、钱色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先看法院自己的认定："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论罪当死——这是判决书原话。那为什么不立即执行？理由是一串：受贿犯罪具有未遂情节，归案后如实供述，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涉案赃款赃物部分追缴。

逐条掂量掂量这一串"从轻"理由。未遂情节、部分追缴，是客观事实，有据可查，该认。可"如实供述、主动交代"呢？一个长期把持一省政务、受贿横跨二十多年的落马官员，在监察机关面前交代自己的问题，那是本分，不是恩赐。至于"认罪悔罪"——当庭流几滴眼泪、念几句悔过书，几乎已经是落马干部的标配动作。如果这些都能成为"免死"的砝码，那么贪腐的成本，岂不是又被压低了一截？

必须说清楚：认罪悔罪，确实是法律认可的量刑情节。《刑法》第六十七条，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认罪认罚从宽，也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制度。但"从轻"从来不等于"免死"。死刑的适用标准只有一个——《刑法》第四十八条，罪行极其严重。1.48亿，横跨广西、天津、山西多个省市，受贿时间二十余年，这够不够"极其严重"？法院的回答是"论罪应当判处死刑"；而公众的疑问是：既然够，凭什么一句"我悔罪"，就把"应当"两个字缓了下来？

公众不是反对法律给悔罪者留路。悔罪节约了司法资源，体现了改造可能，这些都值得肯定。公众反对的，是把态度当成交易的筹码。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会悔罪的贪官能保命——这种观感一旦形成，伤害的是整个司法公信力。判决要让人服气，靠的不是悔罪的眼泪，而是罪与罚的相当。

这不是孤例。就在这几天，贵阳杀妻分尸案同样引发争议：男子杀妻后分尸、煮尸、碎骨、抛尸，潜逃六年，一审却以"坦白、认罪悔罪"等情节判处无期徒刑，死者家属正在申请抗诉。两案并看，公众的担忧是一致的：当"认罪悔罪"频繁出现在保命理由的清单里，它到底是司法对悔过的宽宥，还是罪恶的折扣券？（来源：华商报大风新闻）

法律应当宽宥真正悔罪的人——前提是，罪行本身配得上宽宥。认罪悔罪可以有价值，但它从来不是免死金牌。如果态度可以给罪行定价，那么每一个认罪的巨贪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悔罪"；而每一个被他们伤害的家庭和公众，将被迫接受一句"他悔罪了"，作为全部交代。这不该是法治的样子。

这些年来，贪官污吏很少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几乎没有)，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自古改朝换代政权更迭，不无与贪官污吏有关。绝不能：贪官污吏处处可见、从严惩处讲讲而已。

贪官不杀，天理不容，杀人犯害的只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还一般大多数都是因状告无门(杨佳张扣扣胡文海等......)，而只好自已自行执法替天行道，而那些贪官污吏害的是一个村庄一个乡镇一个区县一个省市的人，甚至害了整个党国。特别是公检法的腐败官员，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对人民对党国危害极大。所以，对杀人犯判死刑，对贪官污吏更应该判死刑立即执行。

任凭官僚腐败愈演愈烈，最终必然造成亡党亡国。贪官的存在，会不停地制造冤假错案，导致社会矛盾、贫富不均，产生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紧张和矛盾。当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矛盾越积越深后，容易形成十分危险的“政治堰塞湖”。所以，官员官僚腐败，一定要严惩不贷，该杀的必须杀。除体制机制方面尚需改革和完善之外，加大违法违纪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要严格落实选官用人追责制度，有权必有责，权责须相当。当问题干部受到查处后，对责任人进行追究。纪检部门必须严格履职，纪检部门应强化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不断加强监管反腐力度。有效利用群众反映、网络实名举报、组织监督检查等手段，坚持露头要打、潜伏要挖，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不让严打成一阵风，吹过了就散了，彻底斩断公仆变硕鼠的机会。

其次，相关领导必须严格执行选官用人制度，在干部成长过程中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正确用人导向，规范和拓展干部晋升渠道，加大民主推荐、组织推荐的力度，加大公开、公示力度，坚决封堵“带病提拔”的入口。

最后，必须提升党员干部的防腐拒变的能力。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道德观等，通过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前车之鉴下，保持清醒认识，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提升防腐拒变的能力。保证政通人和、风清气正，杜绝小人得志、贪官横行，牢固党的执政根基。

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公正司法，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的游戏。公正司法，牺牲掉的仅是少数的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

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司法工作人员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司法不公，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

司法不公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机体内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党的政权。清朝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

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不公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国敌人的入侵，大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的厄运。

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绝对全面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演变为“独立王国”，使其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于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要严惩不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社会才能稳定发展，人民才能幸福生活，党才能长期执政。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