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的一次元宵节聚餐中,李井泉特意点了汤圆和鱼,邀请两位普通农民坐到自己身边。席间,他没有谈职务,也没有讲功劳,只是不时回忆广东大埔光德、铁坑一带的往事。
这两位客人,正是赖永坪和黄书声。几十年前,李井泉还是南昌起义部队中的一名年轻宣传员,部队在转战中失散,他曾躲进深山石洞,靠着两户农民冒险接济,才没有落入追捕者手中。
李井泉出生于1909年11月1日,江西临川唱凯镇仓下村人。14岁时,他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校教育让他接触到新思想,也使这个乡村青年开始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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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南征经过临川,年仅18岁的李井泉放下书本,参加了这支队伍,被分配到叶挺所部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政治部,担任宣传员。对一个刚离开校园的青年而言,这并不是轻松的选择。
第二十五师属于起义军中的主力部队,后来又被称为“铁军”。行军、训练、宣传、作战,一样都不能少。李井泉既要学习政治工作,也要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部队一路南下,经过赣南、闽西,最终进入粤东地区。
1927年秋,起义军在大埔三河坝部署兵力。这里是梅江、汀江、梅潭河汇合处,地势险要,控制着闽西、赣南通往潮汕的通道。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导团等部约三千人奉命留守,任务是牵制敌军,为主力向潮汕行动争取时间。
李井泉当时主要负责宣传和群众工作。他深入村落,向百姓说明起义军的来意,组织筹粮,募集物资,也发动群众建立相应组织。战事逼近后,宣传员同样要面对枪火,许多工作只能在行军和战斗间隙完成。
三河坝战斗持续数日。起义军凭借江河和山地抵挡优势兵力,打退敌军多次渡河进攻。后来敌人从上游迂回,起义军逐渐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弹药不足时,战士们只能用刺刀和大刀拼杀,粮食断绝,便采摘野果充饥。
战斗结束后,部队奉命逐步撤退。一个大雾弥漫的夜晚,队伍行进至山地时突然遭到伏击,行军队形被截断。李井泉与两名战友冲出包围,却从此和大部队失去联系。
敌军正在四处搜捕起义军人员,三个人不敢走大路,只能夜间赶路,白天寻找隐蔽处休息。后来,他们来到大埔一带的山村,李井泉与当地农民赖永坪接上了头。
赖永坪没有把这个外乡人交出去,而是把他藏进自家附近的竹林石洞。洞口隐蔽,沿山坡深入六七十米,里面有泉水,另有出口通向半山腰。白天,李井泉藏在洞中;到了夜里,才出来活动。
赖永坪负责送饭,还帮助他联系群众。洞里阴暗潮湿,李井泉身上长了毒疮。当地人找来草药医治,后来又用鱼藤根汁混合白醋外敷,伤口才逐渐结痂。这样一处简陋山洞,竟成了他躲避搜捕、继续开展工作的地方。
然而,长期藏在赖家附近也有暴露风险。李井泉随后转移到黄书声家中。为了掩护他,黄书声对外称这是自家的“老表”。江西人称同乡为老表,这个说法既自然,也不容易引起怀疑。
黄书声还托关系,把李井泉安排进陶瓷厂。李井泉有文化,字写得好,便以画碗为掩护,一边劳动,一边继续宣传革命,接触群众。那段时间,他没有公开身份,甚至不能使用真实姓名,日子过得十分谨慎。
直到1930年4月底,李井泉奉命送信前往江西寻乌红四军前委,才离开大埔一带。他徒步经过丰顺八乡山、五华、兴宁,抵达寻乌马蹄岗,随后进入新的革命岗位。同年,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此后,李井泉历任红军和八路军的重要职务,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副旅长、政委,后来还在晋绥地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等职务,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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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越高,他越没有忘记那段藏身山洞的经历。李井泉曾四次委托广东方面的老同志寻找赖永坪、黄书声及其家人,但由于年代久远、地址变迁,一直没有结果。直到后来通过多方联系,才终于找到两位恩人。
见面时,李井泉紧紧握住他们粗糙的双手,问有什么要求。两位农民没有提出物质条件,只说想和李书记吃顿饭,再合影留念。
饭桌上,李井泉说:“今天吃汤圆和鱼,是想起当年在光德、铁坑和你们相处的日子。”那顿饭里,有元宵,也有清蒸鱼,正是他记忆中乡村生活的味道。
年事渐高、行动不便后,李井泉仍嘱咐子女去看望两家人。他说:“做人不能忘恩。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后来,他的子女按照嘱托,继续联系恩人的后代,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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