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6年10月，中南海礼堂，毛泽东在长征胜利20周年茶话会上忽然问起一个人：“那个送字典的人，现在在哪里？”在场的曾希圣很快明白，主席说的是项与年。这个名字，曾经和中央红军能否及时突围，紧紧连在一起。
曾希圣回答：“项与年现在辽宁省监察厅任副厅长。”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又嘱咐辽宁省委书记黄欧东：“他是红军的大功臣，工作和生活上要多照顾。”
这段谈话并非普通的问候。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陷入被动，蒋介石调集大批兵力，准备对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一带实施更严密的包围。国民党军修筑碉堡，步步推进，企图用层层压缩的办法困死中央红军。
真正危险的地方，还不只是兵力悬殊，而是敌人的作战部署极其隐秘。蒋介石在庐山召集有关将领开会，制定了针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计划。按原定部署，红军一旦等敌军完成合围，后果很可能不堪设想。
有意思的是，这份机密情报并不是通过正式渠道传出的。列席会议的莫雄，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曾追随孙中山，后来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联系。他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却长期利用自身身份，为地下工作提供掩护和情报。
莫雄知道消息后，立即想到项与年。此时的项与年化名“梁明德”，打入国民党江西第四保安司令部，担任机要秘书。身份特殊，行动更要谨慎，但情报已经到了不能耽搁的地步。
莫雄把军事计划告诉他时，项与年清楚，这不是一份普通文件，而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情报。问题在于，庐山到瑞金路途遥远，沿途又有严密盘查，如何把消息送出去，几乎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
他最初把情报密写在字典的页面缝隙中，化装成教书先生上路。可字典太厚，目标明显，进入南昌时便遭到盘查。脱险后，他与地下党人员连夜将情报重新抄在薄纸上，再缝进鞋底。
距离瑞金越近，检查越严。项与年索性改变装束，扮成一个衣衫破旧的乞丐。为了让身份看起来更像，他用石头砸掉了前排四颗门牙，脸部也被打得肿胀。这个办法极其残酷，却让他避开了许多盘问。
一路上，他忍饥挨饿，躲避岗哨，终于抵达瑞金，把情报交到中央手中。中央红军随后作出转移决定。长征途中，毛泽东曾提到：“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这句话背后，正有项与年冒死奔走的身影。
项与年1894年出生于福建连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机关转移，项与年仍留在上海执行任务。这样的工作没有公开身份，也很少留下功名，稍有差错，便可能牵连同志和家人。
更让人唏嘘的是，他与儿子项南也曾因革命而长期失散。项与年化名梁明德，儿子项德崇后来改名项南，父子二人都在不同地方参加革命，却彼此不知道对方的下落。
新中国成立后，曾希圣寻找“梁明德”的儿子，结果发现安徽团省委书记项南的经历与记忆十分吻合。曾希圣试探着问：“你还记得上海有个胡子叔叔吗？”项南回答：“记得，他常带我去看哈哈镜。”多年失散的父子，终于在1953年北京相见。
项与年后来在辽宁工作，毛泽东得知他的生活情况后，曾要求地方给予照顾。但他本人一向节俭，工资中相当一部分交作党费，有时还接济身边工作人员，出差也不愿报销私人开支。
特殊年代里，项与年受到冲击，毛泽东批示生活待遇不变，可以回老家休养。1973年，他罹患脑梗，生活不能自理，毛泽东再次批示：“可以接来北京接受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后，项与年仍不愿长期享受特殊照顾，又回到了家乡。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逝世，享年84岁。11月7日，辽宁省在沈阳为他举行追悼会，项南专程赶来。许多人直到那时，才知道这位曾经化名“梁明德”的老人，正是项南失散多年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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