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0年前后，北京挂甲屯吴家花园，一名农妇抱着生病的孩子站在门外，几次请求见彭德怀。警卫员解释，彭德怀不是医生，不能给孩子看病。农妇没有离开，只说：“让好人摸摸脉，没坏处。”
这句话之所以流传下来，并不在于彭德怀真能治病，而在于乡亲们认定，他是一个愿意管事的人。谁家缺水，谁家房漏，谁家遇到难处，只要被他知道，往往都要过问几句。
1959年10月，彭德怀搬进吴家花园。院子不小，真正带来的东西却不多，只有书籍、衣物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他进院后没有急着安顿房间，反而绕着院墙查看空地，像一个多年务农的庄稼人，估摸着哪里能种菜，哪里适合蓄水。
院内有一处污水塘，塘底积着厚厚的黑泥。彭德怀卷起裤腿，亲自下去抓了一把，放到鼻子前闻了闻，连声说：“好泥，好泥。”在他眼中，这不是脏水塘，而是能改良土地的肥料。
柳条筐很快找来，黑泥被一筐筐挑到地里。蔬菜、瓜果陆续种下，院角还挖池养鱼。彭德怀常说，不能白吃人民的东西，能自己动手，就少给别人添些负担。这块试验田，也是他重新接近农村生活的一条途径。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把自己摆成“指导者”。种田遇到问题，反倒去请教周围老农。深翻、施肥、播种密度和灌水，都照着报纸上的办法试。警卫员听他说一分地能收上千斤，忍不住笑他是在说梦话。
麦子成熟后，一位老农到田边估产，搓开麦穗数了数，判断一分地能收九十斤。收割称量时，结果果真是九十斤，一两不差。彭德怀却没有满足，因为换算成一亩地，产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他关心的不是一块地的输赢，而是报纸上的增产办法到了农田里究竟管不管用。
吴家花园的机井，也是他反复惦记的一件事。挂甲屯当时有八十多户人家，村民主要依靠一口土井，天旱水少，雨天水质又难以保证。院里打出机井后，彭德怀提出，井水不能只供自己使用，村民也要能喝上。
警卫员一度不让乡亲进院取水，他听说后很不高兴，却没有简单斥责，而是另想办法：“把水管接到墙外，再垒个水池。”没过几天，村民在墙外就能取水，吴家花园的井水也成了全村的水源。
通电一事同样如此。周围十四户人家晚上仍点煤油灯，吴家花园却灯火通明，彭德怀看着墙外的黑暗，心里过意不去。有关方面迟迟没有解决，他便拿出五六百元购买电杆、电线，亲自张罗着把电引到邻居家中。
1961年夏天，连续暴雨冲垮了不少老房。卢兴家两间旧屋漏水严重，一家八口半夜困在危房里。彭德怀披着雨衣、打着手电赶去劝他们转移。卢家人不愿离开，他便让哨兵带着芦席过去苫房，随后又在村里逐户查看。
那一夜，他把危房中的群众接到吴家花园，客厅、书房都腾出来，自己还熬了姜汤。房子不够，就挤一挤；条件有限，就先把眼前的危险挡住。这样的做法谈不上什么宏大安排，却最容易让普通人记住。
民兵队长李文林患半身瘫痪后，家里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妻子为筹医药费，曾让大孩子停学，还把出生不久的孩子送人。彭德怀得知后，替他筹措医药费，劝妻子把孩子接回来，又买了书包和袜子，坚持让大孩子继续上学。
有人对他说：“您救了我们一家。”彭德怀只回答：“看到这种事，不能不管。”这句话很朴素，却说明了他处理事情的尺度：不先问身份，也不先算得失，能帮就帮。
挂甲屯的生活，使他更清楚地感到农村还有许多实际困难。1961年9月19日，他写信提出到湖南故乡调查农村情况。10月30日，他从北京出发，11月2日抵达湘潭，次日回到乌石大队彭家围子。
乡亲们闻讯赶来，前后到访者很多。彭德怀不坐车，常常徒步走访，一天能走三十多里，挨家查看住房、生产和副业情况。看到锰矿停电导致加工厂的打米机无法使用，他当即追问原因，后来电力恢复，机器重新运转。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居住约六年，留下的并非一套轰轰烈烈的事迹，而是井水、电灯、麦田、姜汤，以及那次替孩子摸脉的请求。农妇知道他不是医生，却仍愿意把孩子交到他面前，正因为在乡亲心里，“彭老”这个称呼，意味着有人肯听，也有人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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