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许多美国人，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还清晰记得自己在哪里得知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的消息。那时，我正坐在白宫战情室，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周二晨会。会议由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主持，她刚刚在小布什政府中开始任职。我当时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和欧亚事务高级主任。
最初，我们只是听说有架飞机撞上了曼哈顿世贸中心的双子塔之一。由于当时的普遍认知，几乎没人立刻想到恐怖袭击，我也误以为这只是联邦航空局的事。当第二架大型客机撞上双子塔时，整个局面立刻变得不同。战情室陷入短暂的沉默与震惊，赖斯迅速接管局面，指示部分人员留守，其他人待命。
赖斯的首席副手史蒂夫·哈德利，以及国防事务高级主任弗兰克·米勒，正在战情室努力拼凑事件经过，判断是否还会有更多袭击。他们与关键盟友和北约保持联络，协调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各部门的行动。在紧急状态下，所有人都保持专注而高效。一次，哈德利让大家停下手中的工作，宣布战情室可能是个防护薄弱的目标，可能还会有更多袭击。如果有人想离开，可以自行决定。
没有人离开。军方、情报界和外交系统的官员，那些被称为“深层政府”的人，继续坚守岗位。在这巨大压力下，我们坦率地承认：作为国家安全工作人员，我们没能预见这次袭击。奥萨马·本·拉登早已是公认的敌人。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事务高级主任迪克·克拉克一直在监控“基地”组织。恐怖主义常被视为边缘问题，而非需要全员投入的威胁。
到当天结束时，我们已猜到调查会揭示的问题：情报分散、缺乏整合渠道以及想象力不足。美国很快得到了盟友的支持。次日清晨，我接到新任美国驻北约大使尼克·伯恩斯的电话。他告诉我，北约成员国正在讨论为美国援引《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这条款规定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即是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尽管条款设想了军事行动，但并不明确要求。
北约此前从未援引过第五条。伯恩斯问我们是否希望这样做。我走进赖斯的办公室，向她提出这个问题。她毫不犹豫地表示，美国希望知道盟友与自己站在一起。伯恩斯提到法国方面有些犹豫，赖斯立即拿起电话，直接联系法国同行。她简短地说：“我们需要这个。”法国随即同意。
接下来的几天里，欧洲各国政府纷纷提出援助，包括提供飞越领空权、情报支持，以及必要时派遣军事力量。当周晚些时候，一名欧洲高级官员对我说，谈及我们已知“基地”组织活动的阿富汗：“我们知道你们可能不得不采取什么行动，我们会提供你们所需的一切。”
这些承诺在随后的岁月中得到了兑现。美国在阿富汗展开军事行动时，其盟友和友邦，包括派出军队的国家，都与美国并肩作战。一些盟军士兵再也没能回家，其中包括丹麦和加拿大的士兵，而这些国家如今常遭到现任美国总统的侮辱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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