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职场、纠结原生家庭：当代年轻人的关系困境从何而来？

当下社会中，年轻人“整顿职场”、反思“原生家庭”、强调亲密关系中的“情绪价值”，以及公共空间中围绕让座、儿童哭闹产生的争议，看似分属不同领域，实则都反映出个人权利与关系责任正在重新划界。权利意识的增强使亲情、组织和婚姻中的越界控制与单向牺牲现象受到反思，传统身份所维系的关系结构也随之松动。人口结构、社会流动和数字媒介又在持续改变人与人的连接方式。如何在个人自主意识不断增强的条件下形成平等、稳定而有责任的关系，已成为必须重新思考的问题。

一、当关系越来越以“我”为尺度

传统家庭依靠血缘、性别和身份确定个人位置，现代权利观念则赋予个体选择婚姻、职业和生活方式的自主空间。新问题在于，随着权利话语进入日常生活，其适用范围逐渐扩大，而平台传播机制、心理学话语和消费逻辑又进一步强化了以个人感受判断关系的倾向。

第一，平台传播机制将复杂关系问题简单化。在真实人际交往中，不仅包含了时间长度，还关联着利益牵连、情感积累和双方责任等复杂内情，很难由简单标签完成判断。但平台传播却以点击和转发等指标配置可见度，情绪强烈、立场鲜明、因果简单的内容更容易获得注意力，因此真实复杂的关系问题被改造成简单化叙事。一些自媒体常常迅速在公共事件中划分受害者与加害者，控诉能够形成即时共鸣，决裂比修复更具戏剧性。“远离原生家庭”“低质量婚姻不如高质量单身”“任何让你不舒服的人都在消耗你”等表达，一方面回应了现实中的伤害，同时也在反复传播中脱离了原有情境，将复杂矛盾加工成易于复制的“判断公式”。在此情形下，“忠于自己”变成了服从即时感受，“尊重边界”扩展到了拒绝一切不适，对权利侵害的判断，也由此与个人偏好混为一谈。

“整顿职场”推动了社会对无偿加班和职场霸凌的反思，纠正了长期以奉献之名转嫁责任的管理方式。但组织运行同样离不开专业批评和必要协作，关键在于要分清不正当支配与合理组织要求的区别。公共交通中的让座争议和儿童哭闹等争议也说明，权利能够规定不可侵犯的底线，却无法穷尽公共生活的多样性。面对老人、孕妇、儿童照护者以及身体状况各异的陌生人，我们仍需根据具体处境作出判断。

第二，心理学概念的大众化重塑人们理解关系的思考方式。“原生家庭”“童年创伤”“讨好型人格”“情感操控”等概念，使过去难以言说的伤害获得名称，提高了社会对隐性情感问题的敏感度。概念并非经验的简单命名，它也参与了经验分类、归因以及思考方式，一旦广泛进入日常语言，会直接影响人们如何理解自身经历、判断他人行为。而此类概念经大众传播之后，其适用边界会被不断放宽。哈斯拉姆以“概念蔓延”概括这种现象，即虐待、霸凌、创伤等概念由原有对象向新的现象扩展，并由较严重的情形延伸至程度更轻的经验。一次不愉快被命名为“创伤”以后，便可能获得解释整个人生的因果力量。父母被贴上“控制型人格”的标签，其所处时代的现实压力和改变的可能随之退出视野。部分“伪心理学”自媒体更是进一步删去条件，仅凭若干行为特征完成人格判决，再以“疗愈”为名鼓励切割关系。当思考不断在“他人的影响造成了今天的我”叙事中转圈圈，对过去的解释便可能取代现实中的主动改变，心理学原本意在激发的主观能动性也由此受到限制。

第三，消费逻辑重塑亲密关系的评价标准。“照顾对方情绪”原本强调伴侣之间的理解与支持，进入消费化表达后，伴侣越来越像情绪服务的提供者，理解必须及时，回应必须准确。工具理性一旦进入私人生活，成本、收益便成为衡量关系的尺度。“如果1加1不能大于2，为什么要结婚”一类说法，实际上把婚姻理解为个人收益的增值机制。真实情感无法测量，现实中的人会疲惫、会焦虑，也会在工作、育儿、养老和疾病等压力下暂时失去照顾他人情绪的能力。长期关系的价值既体现在顺境中的愉悦，也体现于困境中的共同承担，以及冲突发生后的重新协商与修复。亲密关系不能只享受陪伴、支持和情绪安抚，却把照料、让步与责任留给对方。如若只索取陪伴，却回避责任，那么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具体关系，更是个体理解他人、修正自我以及进入社会的能力。

二、关系秩序随时代而变

今天青年关系观念的变化，可以放在更长的历史进程中理解。中国社会中的关系秩序始终随着家庭结构、社会组织及个人地位的变化而调整。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个人嵌入宗族和伦理秩序之中，责任更多由身份规定。孔子既讲“古之学者为己”，又讲“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个人修养之目的并不止于自身，而要由“己”通向“人”与社会。宋代商品经济和社会流动发展，地方社会的组织方式随之调整。范氏义庄以共有田产赡养族中贫困者、资助教育与婚丧；吕氏乡约则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维持乡里互助。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开始承认合理的个人利益可以成为公共秩序之基础。

晚清以降，变化触及了个人在关系中的根本位置。随着西方自由、契约等观念传入，“个人”“权利”等概念在翻译和使用中获得新的现代含义。《万国公法》等译介推动“权利”进入现代政治语言，严复将《论自由》译作《群己权界论》，正是以中国既有的“群”“己”语言回应近代西方关于自由、权利和社会边界的新问题。五四时期对包办婚姻、家长权威和纲常秩序的批判，又把人格独立、婚姻自主从政治思想推进到日常伦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个人与社会的连接又获得了新形式。单位制在城镇社会中承担就业、医疗、住房和福利等多重功能，个人获得稳定支持，私人生活也受到组织关系的深度影响。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口流动、职业选择和生活自主空间的不断扩大，单位关系松动后，个人开始更直接地面对就业、育儿、养老和疾病风险。有研究以“个体化”概括这一过程，它带来的不仅是选择空间扩大，也意味着个人与家庭、组织和社会之间的责任关系需要重新安排。

由此可见，由身份伦理到权利主体，由单位组织到个体化社会，关系秩序始终伴随个人位置的变化而重新调整。今天，个人独立已成为现代生活的基本原则，过去依附于身份的许多责任不再具有当然效力，与平等主体相适应的新型责任方式仍在形成。

三、以关系性自主重建青年关系伦理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判断、自我理解和行动能力，都形成于现实社会交往之中。现代社会赋予个人自主选择生活的权利，但选择本身并不能自动证明选择的价值。由此形成一种价值悖论，即一旦“这是我的选择”本身成为价值的充分理由，所有选择便趋于等价，重要与琐碎、值得坚持与可以放弃之间也随之失去区分。所谓“独特性”，只在超越即时偏好、能够容纳他者与共同生活的关系性“意义视域”中，才真正具有方向与分量。

第一，在思想观念层面，需要推进传统关系概念的现代阐释。中国传统伦理积累了丰富的关系经验，“推己及人”强调从自身感受出发理解他人的处境，“和而不同”承认差异中的共处。问题在于，这些概念原本形成于特定的身份结构之中，进入现代社会后不能原义照搬，需要改变其规范基础，使责任建立在人格平等、权利保障和主体自主之上。近年来学界围绕“关系理性”“关系伦理”“个体与亲亲”等讨论，已尝试处理这一问题。近代中国曾围绕“个人”“权利”等完成现代主体概念的重构，今天还需要从自身伦理经验中提炼能够阐释现代共同生活的关系概念，这既是形成中国特色标识性概念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要回应的理论课题。

第二，在教育层面，需要培养协商、理解与修复关系的能力。首先，法律教育和心理学教育要提高关系判断的准确性。法律教育明确权利不可侵犯的基本边界，心理学教育帮助识别真实的情绪困境，同时也避免把普通摩擦无限病理化。面对具体关系，既要能够拒绝暴力，也要能够区分压迫与责任、人格否定与必要批评。其次，应充分发挥美育在理解复杂经验方面的独特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优秀的文学、戏剧、电影并不提供现成的伦理答案，而是将人物置于具体的历史、利益和情感冲突之中，青年由此看到同一矛盾中的不同立场，也能够区分恶意伤害、利益分歧与普通不适，从而逐渐形成体察他人、容纳差异的能力，这样才能够真正矫正平台传播中即时站队、简单切割的思维惯性。最后，要在真实交往中培养协商与修复信任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提示我们，人的社会能力并非来自抽象说教，而是在现实交往中生成。学校、社区、社团和公共文化活动应提供更多实践机会，使青年在面对真实差异时学习协商、承担和修复。共同生活的能力，最终只能在共同生活中形成。

第三，在制度层面，需要为关系维系提供可持续的现实基础。责任不能长期建立在少数人的自我牺牲之上。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3亿，占总人口的23.0%。随着家庭规模持续缩小，育儿、养老和疾病照护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家庭成员，责任如果缺少制度分担，亲情便可能在长期压力中转化为疲惫和怨恨。普惠托育、社区养老、照护休假、就业支持等制度安排，本质上是在重新分担照护所需要的时间与成本。社区、行业组织、志愿团体、青年夜校和公共文化空间，则能够扩展亲缘和单位之外的社会联系，近年来流行的“搭子”关系虽然具有轻量化和阶段性特征，也可能成为社会连接的起点。

在算法推荐和消费逻辑不断强化个体偏好的今天，人的生活世界越来越容易围绕“完美适合自己”展开。真实社会却从来不是由个人偏好定制的世界，他者也不是满足自我需要的功能性存在。技术越能精准迎合“我”，人越需要保持走出自身偏好、理解真实他者并进入他者世界的能力。

（作者为温州商学院传媒与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商港文化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标题：《从“做自己”走向共同生活——当代青年关系伦理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