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9年8月24日，上海霞飞路附近，中共中央特科准备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杨殷、彭湃、颜昌颐等人陆续抵达，周恩来因临时耽搁没有按时出现。也正是这个偶然，使他避过了敌人的搜捕。
会议地点很快被军警包围。杨殷等人被捕，周恩来则从危险边缘脱身。后来有人回忆，杨殷被押走时神色平静，甚至对身边同志说：“不要慌，党员早就该想到这一天。”
这句话并非豪言壮语，而是一个长期在枪口下工作的人，对自己选择的回答。
杨殷1892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市，与孙中山是同乡。青年时期，他进入广州圣心书院求学，辛亥革命前后投身革命，加入同盟会，开始接触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政治实践。
那时的革命并不浪漫。经费短缺，军阀争斗，人员安全也没有保障。杨殷曾在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中任职，担任护卫队副官和参军处参谋。由于宋庆龄身边需要可靠人员保护，他一度奉命负责相关警卫工作。
这段经历，让他接触到革命阵营内部复杂的一面。南方局势变化后，孙中山前往上海，杨殷也逐渐对旧式政治中的权力倾轧感到失望。五四运动前后，他一度陷入迷惘：革命究竟要把中国带向哪里？
转折发生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日益广泛的年代。工人罢工、学生运动和反帝斗争，使杨殷看见了另一条道路。192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苏联学习。临行前，他把家属安置妥当，还变卖部分家产，将所得用于革命事业。
这不是一句口号。对于一个出身普通、没有稳定收入的革命者来说，变卖家产意味着主动切断退路。杨殷很清楚，自己选择的不是一份职位，而是一种随时可能牺牲的生活。
1923年回国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广东工人运动上，参与地方党组织建设。1924年以后，广州、香港一带的工人斗争不断发展，他与苏兆征等人共同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在罢工、谈判以及反对军阀压迫的斗争中积累了经验。
杨殷的特点，不只是敢冲敢打。他熟悉工人状况，也重视组织纪律，能够把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正因如此，他在党内承担的职责越来越重。
1927年广州起义前后，杨殷负责广东地区的重要工作，并参与组织武装行动。起义失败后，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打击，但他没有离开斗争一线。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
原标题中所说的“我军军委主席”，严格说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军委主席。杨殷担任的是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是党在早期负责军事工作的核心领导人之一。由于当时机构设置与后来的中央军委不同，民间文章常用“早期军委主席”来概括他的地位，但不能与后来的职务直接等同。
1929年，上海地下斗争进入最危险的阶段。周恩来、杨殷等人参与建立和完善党的秘密工作体系，既要同国民党特务周旋，也要处理叛徒、内奸造成的破坏。地下工作没有硝烟，却处处是陷阱。
白鑫原本在党内工作，后来被安排到彭湃身边任职。因为弟弟此前违反军纪被处决，他对彭湃长期怀恨在心。国民党特务抓住这一点，对他进行拉拢和策反。
8月24日的会议消息，就是白鑫泄露出去的。为了掩饰身份，他还装作与其他人一起被捕。杨殷、彭湃等人被押入监狱后，敌人反复审讯、严刑逼供，试图从他们口中获取地下组织和武装力量的情报。
但他们没有开口。
8月30日，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临刑前，杨殷神态从容，连续大笑三声。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共产党员，早就有为信仰牺牲的准备。”
随后，他又引用《论语》中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
杨殷牺牲时37岁。那笑声不是轻视死亡，而是对敌人审讯失败的回应，也是对共同被捕同志的安慰。一个曾经负责宋庆龄警卫、后来主持党的军事工作的革命者，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至于白鑫，他并未获得所谓的安全。1929年11月11日，党的特科在上海实施惩处行动，白鑫被击毙。杨殷留下的，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从无到有的一段真实印记；而那场发生在上海监狱与刑场之间的较量，也把地下革命的残酷写得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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