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视察蛇口工业区时，袁庚在路口竖起一块牌子：只为让首长路过时看到

1984年1月26日上午，深圳蛇口工业区入口处，一块刚刚竖起不久的标语牌，进入了邓小平的视线。牌子上的字并不复杂，却让现场工作人员捏了一把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块牌子并非临时起意。前一天下午，时任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的袁庚赶到蛇口，安排完接待工作后，专门把许智明、余为平找来，要求工程人员连夜施工。

“要让首长路过时看到。”

话说得很直。有人担心口号过于大胆，建议再斟酌一下。袁庚没有退让，只回了一句：“没有万一，有万一也要干。”

在当时的语境里，这句话确实不寻常。它把时间、效率、收益这些带有鲜明经济色彩的概念，直接放在了一个尚未完全摆脱计划管理方式的工业区门口。牌子能否保住，实际上取决于改革能走多远。

袁庚并不是一开始就懂经营的人。1917年，他出生于广东宝安大鹏。抗战时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江地区从事情报联络工作。解放战争中，他随部队转战华东，后来又参与解放珠江口沿海岛屿。

新中国成立后，袁庚先后从事对外联络、外交和调查工作，曾赴越南担任军事与情报顾问，也曾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工作。这样的经历，使他熟悉战争、外交和情报，却与企业经营相距甚远。

转折发生在1978年。袁庚受命赴香港调研招商局，看到的景象令他难受：招商局曾经拥有自己的船队，到那时却连一条船也没有，而香港航运业已经迅速壮大。差距不只在资产，更在观念、机制和办事速度。

调研结束后，他向交通部提交报告，提出利用香港招商局面向海外、开展跨国经营。报告很快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同年，袁庚又提出在宝安蛇口建设工业区，试着把香港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来。

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谷牧等听取了相关设想。李先念在报告上批示同意。7月8日，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那时的蛇口没有成熟街区，大片土地是荒山和海滩，建设资金也不在国家计划拨款之内。

袁庚手里的权限并不算大，工业项目在500万美元以下可以自行审批，还可以向境外银行借款。条件有限，办法只能从制度里挤出来。招商时，他尽量压缩环节，有些项目从接触到签约，只用了几天时间。

真正引起震动的，是工资和用人制度。建设顺岸码头时，工人按运泥车数获得奖励，原本每天二三十车，后来增加到八九十车，最高时达到一百三十车左右，工程也提前完成。

奖励办法曾被有关部门叫停。施工速度随即下降，工人说得很明白：“没有奖金，谁愿意多干？”袁庚到现场了解情况后，明确表示恢复奖励，并把问题写成报告上报。

用人方面，蛇口也进行了试验。干部冻结原有级别，实行聘任制；工资由基本工资、岗位职务工资和浮动工资构成。年轻人有能力就能承担更重要的岗位，这在当时的内地单位中相当少见。

1980年，招商局与丹麦宝隆洋行合资成立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并聘请外籍人士担任总经理。当时相关法律尚未完善，这种安排自然会引起争论。

有记者问：“你们搞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袁庚回答，发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让国家富强、人民生活改善，不能因为争论概念而继续低效率地办事。这个回答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把改革说成一条已经铺好的路。

蛇口还办起干部培训班，从高校吸收懂技术、懂管理的年轻人。袁庚甚至亲自到清华大学争取人才。顾立基后来进入蛇口，先做秘书，第二年便担任办公室主任。岗位变化之快，在当时几乎不可想象。

邓小平视察前，蛇口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工作节奏。那块标语牌，正是这种节奏的公开表达。当天在工业区办公楼内，袁庚汇报建设情况，谈到口号时仍有顾虑：“这个提法，不知对不对？”

现场一度安静下来。邓小平只说了一个字：“对。”

这个字后来被顾立基记录下来，并见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关于深圳蛇口工业区的论述。邓小平指出，蛇口之所以发展较快，一个重要原因是获得了一定自主权，500万美元以下开支可以自行作主。

视察期间，邓小平还参观了华益铝厂，并登上“海上世界”考察。那艘船原名“安哲罗号”，后改名“明华轮”，拖到蛇口后改作旅游项目。袁庚等人准备了笔墨，邓小平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字。

标语牌此后并非再无波折，曾有过树立和撤下的反复。1984年国庆节，它出现在游行彩车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由蛇口门口的一块牌子，变成了全国熟知的改革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