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巴蜀历史文化十讲》——第八讲 海纳百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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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四川，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一代代四川人筚路蓝缕、艰辛创业，矢志不移、开拓创新，接续书写着辉煌灿烂的壮丽史诗。江山之雄、文物之盛，人才辈出、文脉昌盛，在今天，依然是推动和鼓舞我们勇毅前行的宝贵文化财富和磅礴精神动能。

为更好地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发挥“存史、育人资政”职能，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组织编写《巴蜀历史文化十讲》，旨在全面、系统、深入地传播与普及巴蜀历史文化，多角度呈现巴蜀 4000 余年的丰厚历史与灿烂文化，热情讴歌四川人民开放开明的博大胸怀、坚韧不拔的奋争意志和披荆斩棘的创造精神，以期从历史文化的浩瀚空间获取绵延之力量和不竭之营养。我们将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以飨读者。

《巴蜀历史文化十讲》

第八讲 海纳百川（七）

改土归流

其治川边诸土司也，用兵最先。初，以乌蒙、镇雄两土府相狼狈，而东川六营土目附和之。……镇雄设州，又设镇于乌蒙，控制三属。时四年十二月也。

——（清）《圣武记》

自秦以来，如何巩固和完善中央集权，始终是历朝封建统治者关注的重大国家课题，乃至衍生出众多艺术化的管理智慧和治理体系。

羁縻制度便是其中之一。

“羁”者，马笼头 ；“縻”者，牛缰绳。所谓羁縻，本指控制，引申为笼络藩属之意。秦代，在内地实行集权的郡县制度的同时，对边地民族地区却采用张弛有度的管理模式，体现出务实有效的国家治理思路，是为羁縻制度之始。

土司制度，即由羁縻制度演化而来元代，在行省制的大框架下，进一步完善了历朝羁縻政策，建立了土司制度。主要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王朝委任当地首领担任“土司”，又称“土官”，世袭统治当地人民。至明代，进一步承袭完善土官制度，并由中央委派“流官”到土司驻地任职，进一步加强对土司的管理。

土司制度秉承了传统文化“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多民族地区管理智慧，千年以来，这一创造性举措，不仅有效保障了国家的长期统一，而且保护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传承和发展，体现出其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

但是，到清康乾时期，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世袭土司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破除土司制度的各种条件皆已具备。土司制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可避免地走到了生命的尾声。

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时代到来了改土归流，即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除世袭土司，改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实行和汉族地区相同的管理制度。改土归流始自明廷，但大规模改土归流完成于清朝前期。雍正四年（1726 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向雍正上《改土归流疏》，痛陈土司制度弊病，并提出“改之法”。雍正接受了这一建议，以“剿抚并施”的方式开始大规模推进改土归流。

四川境内的改土归流主要发生在雍正、乾隆及晚清时期，始于1726 年的东川、乌蒙、镇雄地区（在今云南省境内），大体结束于清末巴塘、里塘、德格等地归流改革的完成。

由于改土归流从根本上触及土司的切身利益，自然遭到了土司的强烈抵制和反抗，各地叛乱时有发生，为此，清朝发动了诸多平乱之役。在四川，清军相继平定东川、乌蒙、镇雄等地之乱，巩固了改土归流成果，其中，又以两次大小金川之战最为著名。

乾隆十二年（1747 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发动叛乱，两年始平。

1771 年，大小金川土司再生叛乱，清廷乃派名将重兵赴边戡乱 ；至1776 年，终于取得第二次金川之役的胜利。是役，以清军将士死亡上万、用帑银七千万的沉重代价，成为乾隆朝耗资最巨的一次征战。为防止土司再次作乱，清廷在此推行改土归流，归入四川省管理 ；平定两次大小金川之战也被乾隆纳入自己的“十全武功”，并特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以旌其功。

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得胜图

四川的改土归流，不仅有效推动了各民族交流融合，促进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而且，有力维护了西南边疆的稳定，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此，土司制度在四川名存实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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