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6年12月，黄克诚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追悼会筹备期间，秘书把悼词送到唐棣华手中，请她审阅。她没有急着落款，而是逐字读了起来。看完后，她拿起笔，删去了几处评价过高的词句，连“突出贡献”中的“突出”二字也一并删掉。
秘书有些不解。唐棣华只说：“他一生没有给自己争过什么，我们还是尊重他吧。”这句话很轻，却把黄克诚一生最看重的东西点了出来：功劳可以由组织评价，家属不能替他添彩。
黄克诚一生有两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一是眼睛近乎失明，二是原则极硬。他早年嗜书，视力很差，长期戴着厚重眼镜。革命战争年代，这副眼镜既是他的标志，也常常使他身处险境。
有一次战斗中，黄克诚与警卫员失散，眼镜也掉了，四周一片模糊。他找不到方向，只能猛抽坐骑，任由马匹向前奔跑，最后竟回到了驻地。彭德怀得知后，严厉批评他：“你是指挥员，不能总往最前面冲。”黄克诚听了，却没有因此改变习惯。
他不是只会冲锋的将领。抗战胜利前后，黄克诚很早就判断出东北的战略价值，主张尽快派大部队进入东北，建立稳固的战略根据地。1945年9月23日，他率新四军第三师三万余人开赴东北，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东北野战军的重要力量。
战争年代的婚姻，也很难有普通家庭的安稳。1940年10月，黄克诚率部到达苏北阜宁，与时任阜宁县委书记的唐棣华相识。第一次见面时，唐棣华看到他身材清瘦、戴着厚眼镜，觉得这个军官更像书生。
有意思的是，两人真正拉近关系，靠的不是一次郑重其事的介绍，而是一只装满书的铁皮箱。唐棣华也是爱书之人，翻看黄克诚的藏书时，彼此有了共同话题。那顿饭只有二两猪肉，在物资极其紧张的年代，却成了两人关系转折的细节。
1941年，39岁的黄克诚与23岁的唐棣华结婚。新婚之初，他向妻子讲明几条规矩：党的利益必须放在前面，不能因婚姻影响工作；军事机密不能打听；工作岗位有不同分工，不能把夫妻关系简单套用到一切事务上。
唐棣华对其中关于岗位的说法并不完全认同，但她没有把婚姻变成争论场。婚后第二天，她便到修筑海堤的工地参加劳动。两人的相处方式很特别，少有闲适，多是理解；少有照料，多是各自承担。
这种原则并没有停留在战场和工作中。1952年，黄克诚岳父因早年贩卖鸦片、欺压百姓等罪行，被中南局依法判处死刑。唐棣华悲痛万分，只希望临刑前见父亲一面。黄克诚没有利用职权改变判决，却专门向有关方面请示，认为见最后一面是人之常情。
这件事最能说明他的边界：法律和组织决定不能因亲属而改变，亲情能够得到的体谅，也只能止于合理范围。对妻子如此，对兄长同样如此。
1957年，哥哥黄时玑来北京诉说家中困难，希望黄克诚弄几件军大衣回湖南。黄克诚当即拒绝：“军队的东西是国家和人民的，不能拿。”但他并非对亲人冷漠，随后用自己的钱买了棉衣，让哥哥一家过冬。
他给子女立下家规，不准动用公车，不准找工作人员办私事。1980年，小儿子结婚，曾想借用父亲的汽车接亲，也被黄克诚挡了回去。最后，孩子骑自行车把新娘接回家，简单办完婚事。
晚年病重时，黄克诚仍不愿过多占用医疗资源，常说自己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不应浪费国家钱财。病痛使他的意识时常回到战争年代，偶尔还会念叨要去朱德那里汇报工作。
1986年12月28日，他离开人世。唐棣华没有为追悼会争取更高规格，也没有借悼词反复强调丈夫的战功。她删去那些拔高性的语句，保留了一个党员、一个将领、一个普通丈夫应有的分寸。悼词上的几处修改，安静地落在纸面上，也落在了黄克诚留给家人的那条规矩里：不为自己多取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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