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万郑军围攻温州十余日未克，清军竟频频出城夺火药战船、缴获布面铁甲

南明永历十二年六月，数万明军围温州却久攻不下：清军数次冲城，缴走郑军布面铁甲

很多人一提郑成功，总会想到横渡海峡、收复台湾，想到那支让荷兰人头疼、让清廷睡不着觉的海上劲旅。

可谁能想到，永历十二年六月，郑成功率数万大军包围温州府城，围了十多天，清军不但没被困死，反而数次冲出城门，夺走了郑军的火药、战船，甚至缴获了布面铁甲。

这场仗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是谁“能打”、谁“不能打”，而是郑成功这一趟入浙，真正要拿的，或许根本不只是温州一座城。

先把时间拨回1658年，也就是南明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

这一年，郑成功已经不是刚刚起兵的海上豪强，而是东南沿海最有分量的一支反清力量。他控制厦门、金门等地，麾下有水师、有陆营，有长期海战积累下来的船只、火炮和精锐兵员。清廷在浙江、福建沿海布防，最怕的就是郑军突然北上，切断海运，攻掠府县，甚至威胁江南腹地。

温州的位置很关键。

它背靠浙南山区，面向东海，南接福建，北连台州，港汊、水道、岛屿密集。对郑成功来说，这里既能停泊船队，也能筹集粮食；对清廷来说，温州一旦失守，浙南沿海的防线就会被撕开一道口子。

六月十一日，平阳出现变动；六月十三日，瑞安也被郑军控制或招降。按《先王实录》的叙述，郑军推进得颇为顺手，地方归附，军队进驻，似乎“草木不动”。

但打仗这件事，最怕只看胜利者自己写的战报。

到了六月十六日，郑成功亲自抵达温州附近，驻扎在温州南门外的高山古塔一带。清方塘报里写得更直白：郑军“明盔亮甲，鼓噪攻城”。

城外是郑军的营盘、旗号、战船；城内则是八旗、绿营和地方守军。表面看，温州已经被包住，城内清军人数未必占优；可真到了城墙下，双方比拼的就不是“谁人多”，而是火炮、鸟铳、城防和指挥节奏。

温州府城并不是一块好啃的肉。

郑军从六月十六日开始发动进攻，清军的火器就没有停过。城墙上的鸟铳、佛郎机、火炮，打的不是远处的营地，而是正在靠近城根、准备攀城、挖墙、架设攻具的突击队。

清方记录称，六月十六日至十七日，正白旗常汝贵牛录、石林牛录所属汉军兵丁，以鸟铳在城头阻击郑军，郑军有数十人阵亡。把总周正学还带人出城短兵相接，击杀郑军军官一名、士卒十人。

别小看这种“出城打一圈”的动作。

守城部队敢主动出击，说明至少有两件事：第一，城内没有被彻底压垮；第二，城外郑军的封锁线并不严密。真正围城围到滴水不漏时，守军连开城门都得掂量半天，更别说带队冲出去夺东西。

更棘手的是，郑军在温州城下没有形成持续的重炮压制。

六月十九日，温州北城部分城垛坍塌，按道理说，这种时候最危险。城墙出现缺口，攻方只要集中兵力、火炮和云梯猛扑，守军往往会被拖入近战。

可郑军的进攻被清军火炮压住了。

守东门的镶白旗军官李廷植、李彦德等人用火炮反击，郑军未能趁坍塌处突破。随后，郑军又转而攻击教场浦内停泊的十四艘清军战船。清军水师把总金荣显、王世盛见船只无法保住，干脆先烧船，再撤回城内。

这是一笔很亏的账。

攻城方没有拿下城墙，也没有缴获战船；守城方虽然损失了船，却避免了船只落到郑军手里。战争里最怕的不是损失，而是把自己的损失变成对手的补给。

郑军接着又试图换打法。

六月二十日，有部队在温州城东北角的大庙附近掘地道，想从地下破坏城墙地基。这可不是简单挖坑，而是典型的穴地攻城：挖到墙根，掏空地基，或埋设火药，逼城墙坍塌。

可清军发现后，集中火器射击，把掘地的郑军逼退，然后放火烧掉城外民房、棚舍和障碍物。

这招很残酷，却很有效。

城外房屋原本可以成为攻城部队的掩体、火器阵地和屯兵点。房子一烧，郑军接近城墙时就得暴露在火铳和炮火下。南门、西门、西南角的清军，几乎都采取了同样做法：先打，再烧，尽量让城墙外变成一片无遮无挡的死亡地带。

真正的转折，是清军发现：郑成功看似来势汹汹，但这支大军的首要任务，很可能不是死磕温州。

《先王实录》里有一段很关键的命令。六月十四日，郑军要求各部“取足七个月粮食”，并强调沿海近水、便于装载，要把粮食运往三盘一带储存。如果各镇不能凑足七个月军粮，将领要被追责。

七个月粮食，这五个字，比“攻温州”更能说明问题。

郑成功的大军依赖海运，船多、人多，吃粮更快。一次北上作战，兵员的米粮、马料、火药、修船材料，样样都要靠沿海府县供给。没有粮，舰队就是一片浮在海上的木板；没有船，陆军拿下城池也走不远。

所以，郑军在温州城下的姿态就有些五味杂陈。

能攻进去，当然最好。温州府城一破，粮、船、器械、地方资源都能到手，声势更是响当当。

可要是攻不进去呢？

郑成功不能把几万人的时间、粮食和火药，全压在一座城墙上。浙江沿海还有更长的战线，后面还要筹粮、夺船、调动水师。摆明了就是：温州可以打，但未必值得不惜代价地死打。

这就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局面：郑军确实连续攻城，甚至挖地道、攻战船、从东南西三面施压；但清军却仍能多次主动出城，甚至把郑军营地边缘打出缺口。

六月十六日，守卫南门的清军在火器压制后冲出城外，缴获郑军火药三桶。东门南大观亭一带，副总兵杨相、千总陶士葵也曾出击，夺走火药两桶。十七日至十八日，清军又称擒杀郑军士卒二十余人。

这些数字，当然要结合清方战报的夸大战果习惯来看，不能全盘照收。但有一点基本可以确认：温州围城战绝不是《先王实录》中那种“清军坚守不敢出敌”的平静场面。

城内清军不只是守，他们在反复试探，反复抢夺城外物资，也在用主动出击告诉郑军：这座城，还没有到撑不住的时候。

最有画面感的，是六月十九日前后的缴获记录。

清军出城夺取郑军一艘大犁缯船，船上郑军被击退，缴获盔甲六副、撒袋四副、弓十张。另一次行动中，清军夺得战船一艘，缴获完整盔甲一副、布面铁甲两副、甲裙四条、弓一张、箭八十六枝、短矛两杆、撒袋一副，还俘虏了一名郑军士兵。

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布面铁甲”。

很多人以为明末清初打仗，士兵身上要么是影视剧里的亮银铠甲，要么干脆一身布衣。实际上，布面铁甲才是那个年代非常常见、也很实用的装备。

所谓布面铁甲，不是普通棉袄。

它的外层多为布、棉、绢等材料，里面缀钉或夹装铁片、铁叶，既能挡住一定程度的刀砍、箭矢，也比整副铁甲更便于行军、登船和作战。尤其是郑军这种长期在闽浙沿海活动的部队，既要乘船，又要登陆，装备不能过于笨重，布面甲就成了现实选择。

甲裙四条、弓箭八十六枝、短矛两杆、撒袋一副，这些东西看上去零碎，却能还原出一支明郑部队的基本轮廓：

有近战用的腰刀、短矛；

有远射用的弓箭、鸟铳；

有用于装箭、装火药和随身携行的撒袋；

有区分身份和单位的号票、号衣；

也有能冲在前面的披甲兵。

清军还声称击杀了郑军“左先锋亲随营二副总班官”李新，并扯下其号票作为凭证。这里的“号票”，类似于军中身份识别物，往往记有姓名、所属营伍、职务等信息。换句话说，战场上双方并非一团乱斗，而是有相对完整的营制、标识和装备体系。

但话说回来，缴获几副甲、几桶火药，不等于郑军主力被打垮。

它只能说明，郑军的攻城前沿一度被清军撕开；而郑军没有把这种局部损失，迅速转化成更凶猛的报复性攻势。若是郑成功真把温州当成必须拿下的战略目标，那么接下来通常应该出现的是重炮集中、持续轰门、填壕架梯、预备队轮番冲击。

可温州城下没有出现这样的节奏。

同年十一月，郑军攻打磐石卫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清方俘虏供词称，郑军动用了红衣炮五十三门，连续轰击三轮，最终攻破西北门。五十三门重炮是什么概念？那不是试探，是奔着破城去的硬砸。

对比之下，六月温州之战的答案就越来越清楚：郑军不是没有攻城能力，而是没有把最硬的家底全押在温州。

温州城下的十多天，是一场没有被写进大众记忆的消耗战。

郑成功的军队有兵、有船、有攻城意图，也给清军造成了真实压力；清军依托城墙和火器，顶住了第一波猛攻，又靠数次出击抢回了主动权。最后，郑军没有攻下温州，转而收军下船，继续在浙江沿海活动。

这场仗谈不上谁把谁“打废了”。

但它揭开了明末清初战争最真实的一面：名将也要算粮，强军也会受制于补给；城池能不能拿下，靠的不只是勇气，还要看火炮够不够、船能不能调、粮仓能不能撑、将领愿不愿意拿兵去填。

郑成功后来能够在台湾打出惊天动地的一仗，靠的绝不只是血性，更是对海上运输、兵力投送和战略目标的判断。

温州没拿下，不是郑成功一生的注脚；但温州城下那些布面铁甲、撒袋、火药桶和被烧掉的城外民房，却提醒后人：历史从来不是一句“某军大胜”就能说完的。

真正的战争，往往藏在一桶火药、一副铁甲、一份七个月军粮的命令里。

参考资料：

1. 《先王实录》永历十二年六月条，关于郑成功部进入平阳、瑞安、围温州及筹集七个月粮食的记载。

2. 清浙江巡抚陈应泰《顺治十五年九月揭帖》，涉及磐石卫、温州府城防及浙南战事的上报内容。

3.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及顺治年间地方军情塘报中关于温州八旗、绿营守军火器作战与缴获情况的相关记录。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清初军政档案，关于顺治十五年浙南沿海郑氏集团活动的奏报材料。

5. 《郑成功研究资料选编》及相关明郑军制、兵器研究著作，关于明郑水陆军装备与布面铁甲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