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9年，北京，中央在讨论北京军区政委人选。毛泽东忽然提起一段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当年大闹华山的红军师长在哪？国民党悬赏几万大洋要他的人头呢？”这个名字，指向了陈先瑞，也指向那支曾经长期孤军坚持在陕南的红军第七十四师。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谈话。北京军区地位重要，政委人选更需兼顾政治可靠、军事经历和统率能力。陈先瑞当时担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能够进入毛泽东的视野，根子并不在履历表上，而在他早年带领红七十四师打出来的战绩。
1936年冬，西安事变爆发前后，陕南与豫西之间的山地，成为各方力量都不敢忽视的区域。红七十四师兵力不算庞大，却活动范围极广，东至卢氏、灵宝，西到陕甘边，南抵旬阳，北达长安、户县，常常从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向出现。
这支部队的前身，是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后留在鄂豫陕边的地方武装。1935年10月6日，红七十四师在商南县碾子坪组建，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全师只有700余人。
兵少，联系也困难。
由于山地阻隔和敌军封锁，红七十四师一度与中央失去交通联系，没有电台，无法及时得到指示。部队只能依靠地方群众、侦察员和地下交通维持行动。陈先瑞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忽南忽北，声东击西，连续打破敌人的围剿，部队反而逐渐发展到1700余人。
“闹华山”便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1936年11月14日，红七十四师在商南县富水关击退公秉藩部进攻，随后乘胜向豫陕边活动。部队转战官坡、兰草、灵峪口、石家坡等地，又派手枪团登上华山张贴抗日标语。山下还留下“陈先瑞到此一游”和“陈光瑞从此路过”等字样。
“陈光瑞”并非另有其人，而是当时一些报刊和敌方战报对陈先瑞姓名的误写。红军方面的文件中，也曾出现过类似写法。红七十四师借此制造声势，既宣传抗日，也让敌人摸不清部队究竟有多少、从何处来。
消息传到西安，驻军和保安团队纷纷告急。毛泽东后来评价说，红军主力在西线行动，陈先瑞部在南面“闹华山”，配合得很好。对一支孤悬山中的部队而言，这句话既是称赞，也是对其战略作用的准确概括。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曾以“李宜”为化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红军命令陕南的陈先瑞向卢氏、灵宝出击，牵制国民党军后方。张学良掌握了陈先瑞的名声，却不知道红七十四师当时并没有与中央建立直接电台联系，所谓“命令调动”并不能立即实现。
周恩来到达西安后，立即设法寻找这支部队。1936年12月18日，地下党员杜瑜华奉命携带周恩来亲笔密信进入蓝田山区。经过联络，李涛、张国华、龙飞虎等人带着电台抵达红七十四师驻地大龙庙。
接头并不轻松。陈先瑞和李隆贵此前几乎没有听说过周恩来，面对一行穿着国民党军服、便衣和军装混杂的人，自然不会马上完全相信。郑位三安排了一场接风会，桌上摆着核桃、红枣、柿饼和花生，话题却一直围绕红二十五军旧人旧事展开。
李涛谈到徐海东东征时碰掉两颗门牙，又说起韩先楚、刘震的情况。陈先瑞听到这里，才确认来人确实来自中央红军系统。他说：“我和韩先楚、刘震是一个班的，我还当过他们的班长。”
陈先瑞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陕南游击史。1914年出生于安徽金寨，幼年只读过几个月私塾，1929年参加红军。早年当过勤务员、通信员和特务员，长期在险恶环境中活动，练就了乔装、侦察和独立处置危局的本领。
1932年，他曾因病掉队，躺在土地庙里昏迷数日。醒来时，部队已经远去，身边只剩五块大洋和一封留给他的信。病体未愈，他拄着棍子、提着讨饭篮，绕小路、住破庙，硬是走回了游击队。后来与刘震、韩先楚同在一个班，三人分别成为开国将领，留下了一段军史佳话。
红七十四师与中央接上关系后，改称南路抗日军，陈先瑞任军长。1937年1月，部队又与红十五军团在商县会合。蒋介石要求红军撤出陕南，毛泽东和周恩来却反复说明，陈先瑞部是当地长期坚持下来的“土著部队”，不能简单调走。
这支部队最终于1937年2月移驻镇安、柞水、宁陕一带，后又参加改编。抗日战争中，它先后担负陕甘宁边区警备任务；解放战争时期，陈先瑞几度进入陕南，继续发挥熟悉当地地形和群众基础的优势。
1955年，陈先瑞被授予中将军衔。到1969年，他已经55岁，担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毛泽东那句追问，使这位早年在华山脚下留下标语的红军师长，进入了北京军区政委的人选讨论。不久，陈先瑞由副政委升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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