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下乡，我和支书女儿负责守夜在麦堆睡着，第二天大队书记说：

麦堆里的星光

那天的太阳毒得能把人晒化。我弯着腰割了一上午麦子，后背的汗衫早就湿透了，贴在脊梁骨上又黏又痒。手心里的镰刀把被汗水浸得滑腻，得使劲攥着才不会脱手。地垄长得望不到头，金黄的麦浪在热风里起伏，每一穗都沉甸甸的，像要把秸秆压折了。（欢迎来到喜宝讲历史聆听故事请动动发财的小手点点赞谢谢）

“陈知青，喝口水。”一个清脆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直起腰，看见林小芳端着个粗瓷碗走过来。她是大队支书的闺女，扎着两条麻花辫，脸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额前的碎发黏在皮肤上。她比我小两岁，今年刚满十八，生产队里都知道她是老支书捧在手心里的宝贝疙瘩。

“谢谢。”我接过碗，仰头灌了一大口。井水凉丝丝的，顺着喉咙一路淌下去，暂时压住了胸口那股燥热。

“今晚轮咱俩守夜。”小芳说，声音压得很低，“东场那些麦堆，队里怕有人偷。”

我点点头。这几天社员们都在抢收，麦子割下来打好捆就堆在场院里，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包。去年隔壁公社就出过事，一晚上丢了好几百斤麦子，到现在都没查出来是谁干的。

天擦黑的时候，我扛着两条旧麻袋去了东场。场院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麦垛时发出的沙沙声。月亮还没升起来，星星倒是先亮了几颗，稀稀疏疏地钉在天上。

小芳已经在了。她坐在最大的那个麦堆旁，身边放着个军用水壶，还有用报纸包着的两个杂面馒头。看见我来，她拍了拍身边的空位：“坐这儿。”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在她旁边坐下了。麻袋铺在地上，还能闻到昨天晒过的那种干草味儿。夜晚的风凉下来了，带着麦子成熟的清香，特别好闻。

“你怕不？”小芳问我。

“怕什么？”

“黑啊。我听我妈说，东场这边解放前是乱葬岗子。”

我笑了：“我在城里住了二十年，什么鬼怪故事没听过。都是唬人的。”

“你胆子倒大。”小芳也笑了，露出一排白白的牙齿。月光渐渐亮起来，照在她脸上，眉眼都显得柔和了许多。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她问我城里的事，我问她村里的风俗。说起小时候跟伙伴们在麦堆里捉迷藏，她笑得眼睛弯成月牙：“有一回我藏在最里面睡着了，家里人找了一整夜，后来我爹在麦堆里把我掏出来的，跟刨红薯似的。”

我被她逗得不行。正笑着，听见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又渐渐远了。夜很静，静得能听见彼此呼吸的声音。

不知什么时候，我眼皮开始打架。白天割了一整天麦子，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小芳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像是从水底下传来的。我最后记得的，是她轻轻说了句：“你困了就眯会儿，我看着。”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完全没有印象了。

再睁眼时，天已经大亮。太阳从东边的山坡后面拱出来，把整个世界照得金灿灿的。我发现自己半躺半靠在麦堆上，身上盖着件花布褂子——是小芳的外衣。

小芳就靠在我肩膀上，睡得正熟。她的呼吸又轻又匀，睫毛在晨光里投下小小的影子。我们俩身上沾满了麦芒和草屑，头发里都是，跟从麦堆里刨出来的一样。

我僵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倒不是怕把她吵醒，而是听见了不远处传来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有人来了。

第一个出现在场院门口的是王会计。他张着嘴，手里的账本差点掉在地上。紧接着是他身后的几个社员，一个个表情精彩极了，有瞪眼的，有咧嘴的，还有憋着笑扭头就跑的。

“陈知青！林小芳！”王会计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嗓门大得能把麦堆震塌，“你们……你们这是……”

小芳被吵醒了。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先看见我，又看见自己靠在我肩膀上，脸上的血色“唰”地退了个干净。她猛地弹起来，花布褂子从她肩头滑落，掉在地上沾了土。

“我……我们……”我舌头打了结，“昨晚守夜，后来太困了……”

“太困了！”王会计重复了一遍，脸上表情又气又笑，“你们也太困了！两个人都睡着了！这要是来了贼……”

正说着，场院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老支书林德厚大步走了进来。他背着手，脸上没什么表情，但那双眼睛扫过来的时候，我觉得比冬天的井水还凉。

“爹……”小芳嘴唇哆嗦着，想解释什么。

“不用说了。”林德厚打断她，目光在我和她之间来回转了两圈，“都看见了吧？”

在场的人谁都没吭声。但那种沉默比说话还让人难受，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们俩，盯得我后脖颈子直冒汗。我看见几个年轻的男社员脸上带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笑，女人们则交头接耳，声音虽然压得低，但嗡嗡嗡的，像一群围住蜜罐的苍蝇。

林德厚叹了口气。他脸上皱纹很深，这一叹气，那些纹路就更明显了。他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手指头在身后一下一下地敲着，最后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抬起头来，目光扫过全场。

“都看见了也好。”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秤砣一样沉，“陈知青，小芳，你们俩……必须结婚。”

“爹！”小芳失声叫了出来。

我也愣住了。脑袋里嗡嗡作响，像有几十只蜜蜂在里面打转。结婚？我才二十岁，响应号召下乡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才半年多。家里就我一个儿子，我妈还指望着我回去……

“支书，这不合适吧？”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一点底气都没有，“昨晚真的是个误会……”

“误会？”林德厚盯着我，“一个男知青，一个闺女家，孤男寡女在麦堆里搂着睡了一宿，全队的人都看见了，你现在跟我说是误会？”

我张了张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说得对。在这个年代，在这样的地方，这件事不管真相是什么，传出去都只剩下一种解释。我不能连累小芳，更不能让老支书在队里抬不起头。

小芳站在旁边，嘴唇咬得发白，眼圈已经红了。她看了我一眼，又飞快地低下头去，两只手绞着衣角，指节都捏得没了血色。

“行了。”林德厚摆摆手，“这事就这么定了。陈知青，回头我让人把你从集体宿舍搬出来，西头那间空房收拾收拾，你们先住着。手续的事我去公社办。”

人群渐渐散了。临走时那些目光还在我背上戳着，有同情的，有看热闹的，还有几道年轻男社员的目光，带着明显的羡慕和嫉妒。

林德厚最后一个走的。他走到场院门口又停下来，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陈知青，我知道你委屈。但有些事，做了就得担着。小芳她还小，你要是敢亏待她……”

他没说完就走了。剩下的话像悬在半空中的刀，明晃晃的。

场院里就剩下我和小芳两个人。风吹过来，麦堆上的芒絮飘飘洒洒地落下来，落在她头发上，落在她发红的眼角边。她抬手抹了一下眼睛，倔强地别过脸去。

“小芳……”我往前走了一步。

“你别过来！”她猛地退后两步，声音里带着哭腔，“都是你……都怪你……谁让你睡着的……”

我站在那里，心里又酸又涩。是啊，都怪我。如果我昨晚撑住没睡，如果我能在天亮前叫醒她，如果我能早一点听见有人来了……可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

小芳哭了一会儿，渐渐止住了。她蹲在地上把花布褂子捡起来，拍掉上面的土，叠得整整齐齐，然后看也不看我，低着头快步走了。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闻见她身上那股麦子味儿，混合着女孩儿家特有的淡淡香气。

我独自站在场院里，对着那些沉默的麦堆。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晒得人眼睛发花。几只麻雀落在不远处的麦垛顶上，歪着脑袋看我，叽叽喳喳地叫。我不知道它们在说什么。也许是在笑话我吧。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王会计他们之所以一大早就来东场，是因为有人提前得了信，说夜里看见有人往东场去了。至于那个人是谁，又是怎么看见的，我始终没弄清楚。但我知道，从那天起，整个林家坳的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从前他们叫我“陈知青”，带着三分客气七分生疏；现在他们叫我“陈知青”，语气里多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好像我已经不再是“上面派来的知识青年”，而是半个“林家的人”了。

搬家那天，几个年轻社员帮我把铺盖卷从集体宿舍搬到了西头那间空屋。屋子不大，土墙泥地，但收拾得干净。窗户纸上新糊了一层，透进来的光都是白亮亮的。靠墙摆着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新编的草席，角落里还放了个半旧的柜子。

“这都是你婶子收拾的。”帮我搬东西的刘二柱挤眉弄眼地说，“陈知青，你可真有福气，小芳可是咱们林家坳最俊的闺女。”

我没接话。刘二柱讪讪地笑了笑，放下东西走了。

屋子里安静下来。我坐在床沿上，看着四面黄土墙，心里空落落的。离家千里，被命运推着往前走，每一步都身不由己。这半年多来我学会了下地干活，学会了喝井水啃窝头，学会了在煤油灯下补袜子。可我没学会怎么当别人的丈夫，尤其是一个我几乎不了解的姑娘的丈夫。

门被推开了。小芳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她换了一身干净衣裳，蓝底白花的褂子，头发重新梳过了，辫梢上还系了根红头绳。她低着头走进来，把碗放在桌上，碗底碰着桌面轻轻“咯”了一声。

“我妈让我给你送来的。”她说，声音平板板的，没什么情绪，“你趁热吃。”

“小芳。”我站起来，“我想跟你谈谈。”

她停下脚步，但没有回头。

“昨晚的事……对不起。”我说，“我知道你也不愿意。但是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保证，我会好好待你。”

她肩膀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声说了一句：“面条要坨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我站在桌边，看着那碗面条。汤清面白，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还撒了翠绿的葱花。我端起碗来，热气扑在脸上，带着一股面香。我慢慢吃着，一口一口，把整碗面条都吃完了，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这就是我和小芳婚事的开始。没有花轿，没有喜宴，没有红盖头。只有一个麦堆，一句“必须结婚”，和一碗荷包蛋面条。

婚后的日子过得像林家坳的溪水，平静，缓慢，日复一日。白天我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小芳在队里的养猪场喂猪。晚上回到西屋，煤油灯下各坐一边，我在灯下看书，她纳鞋底或者补衣裳。偶尔说几句话，也都是些“明天要下雨记得带蓑衣”“队里分了新玉米面晚上贴饼子”之类的家常。

我们之间隔着什么。说不清道不明，但就是存在。像一张透明的纸，看得见对方，却摸不着。我知道她心里有疙瘩。哪个姑娘会心甘情愿嫁给一个在麦堆里睡了一觉的男人？何况那男人还是从城里来的，不知根不知底，说不定哪天就回城了，把她一个人扔在这山沟里。

我妈在信里哭了好几回。她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我突然结了婚。我写信回去解释，说是在农村遇到个好姑娘，自由恋爱，组织批准的。我编得像模像样，可寄出去之后连着好几天睡不着觉，怕她不信，又怕她信了更难受。

入秋之后下了几场雨，天气一天比一天凉。有天晚上我收工回来，看见小芳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封信。是我的信。她识字不多，但能看个大概，信封上“陈志远亲启”几个字她还是认得的。

“谁来的信？”我问。

“你妈。”她把信递给我，起身进了屋。

我站在院子里就着最后一抹天光看完了信。我妈在信里说，既然成了家就要好好过日子，别亏待人家姑娘。随信还寄了二十块钱和一块的确良布料，说是给小芳做件新衣裳。

我推开屋门。小芳背对着我坐在床沿上，肩膀一动一动的，在哭。没有声音，就是默默地掉眼泪，用手背一下一下地擦。煤油灯的火苗跳了跳，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显得特别单薄。

“小芳。”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我妈说，让你用那布做件褂子。”

她没理我，哭得更厉害了。我犹豫了一下，抬起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背。她猛地转过身来，一头扎进我怀里，哭出了声。声音闷闷的，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你是不是……是不是特别后悔……”她哭着说，“娶了我这个……农村丫头……”

我鼻子一酸。怀里的人温热的，肩膀抖得厉害，像雨里一只没处躲的小雀儿。我搂住她，下巴搁在她头顶上，闻见她头发上的皂角味儿。

“不后悔。”我说，“真的不后悔。”

那天晚上我们说了很多话。说起各自的童年，说起小时候做过的傻事，说起下乡第一天她在村口看见我，我背着个大行李卷，站在拖拉机旁边东张西望，跟个迷路的牛犊子似的。她说着说着笑出来了，眼泪还挂在脸上，笑起来却特别好看。

我摸着她粗糙的手心，那是常年干活磨出来的茧子。她比我小两岁，但这双手比我母亲的还要粗糙。我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疼，低下头，亲了亲她的手背。

她没躲。

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月亮从云缝里钻出来，清亮亮的，把屋里照得半明半暗。煤油灯还亮着，火苗一窜一窜的，像在跳一支无声的舞。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那层东西好像被捅破了。日子还是那些日子，但不一样了。早上起来她会把我的布鞋放在炉边烤热了再给我穿。收工回来桌上总有热水。晚上我看书的时候她不再闷头纳鞋底了，会凑过来问我“这个字念啥”“这句话啥意思”，头发蹭在我下巴上，痒痒的。

我教她识字。从最简单的“天地人你我他”开始，一笔一画地写在旧报纸上，她学得认真，歪着脑袋的样子像个刚入学的小学生。有时我故意写错让她挑，她还真能挑出来，得意得眼睛都亮了。

老支书林德厚偶尔过来坐坐，也不多说什么，抽袋旱烟就走。但我看得出来，他对我的态度比从前缓和多了。有一回喝了点酒，拍着我肩膀说：“志远啊，我闺女交给你了，你可得对她好。”我点头，他眼圈就红了，赶紧扭头走了。

日子要是能一直这么过下去就好了。可老天爷偏不让人安生。

七五年春天，公社来了文件，说是要选拔一批表现好的知青去省城进修，回来之后可以直接安排工作，甚至有机会上大学。消息传开那天，整个林家坳的知青都炸了锅。大家都在打听名额有几个、需要什么条件、谁最有希望。

我在地里锄草，听见刘二柱他们在那儿议论。一个说：“肯定是陈知青啊，他干活又卖力，文化水平又高，老支书还是他老丈人。”另一个说：“不好说，听说隔壁公社的名额都给了关系硬的……”

我没搭腔，闷头干活。但心里头那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压不下去了。回城。上大学。这两个词像两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怎么锄都锄不净。

晚上回到家，我对着煤油灯发呆。小芳坐在旁边纳鞋底，针线一上一下的，发出细微的“嗤嗤”声。她看了我好几眼，终于忍不住问：“咋了？一晚上魂不守舍的。”

“没事。”我说。

她放下鞋底，走到我面前，弯下腰看我眼睛：“骗人。你脸上写着呢。”

我看着她。灯光照在她脸上，皮肤比刚认识的时候白了点，眉眼间少了些怯生生的劲儿，多了几分当家女人的利落。她穿着去年那件蓝底白花的褂子，袖口磨得有些发白，但洗得干干净净。

“小芳，”我嗓子有点干，“公社那边……有个进修的名额。”

她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慢慢变了，从疑惑到明白，再从明白到……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像是高兴，又像是不高兴，混在一起，最后变成了一种很淡的、说不清的复杂。

“你想去？”她问。

我没说话。她等了一会儿，重新拿起鞋底，一针扎下去：“想去就去呗。能回城多好。”

“你……”

“我咋了？我在这儿好好的。”她的声音很平稳，手上的动作也没停，“你本来就是城里人，早晚要回去的。我早就想过这事了。”

“小芳……”

“别说了。”她打断我，抬起头来笑了笑。那笑特别用力，嘴角弯着，可眼睛里没一点笑意，“吃饭吧，饼子凉了就硬了。”

那顿饭吃得没滋没味。玉米面饼子嚼在嘴里像嚼沙子。小芳再没提这事，但整个晚上她都没怎么说话，收拾完碗筷早早躺下了。我躺在床的另一侧，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听见她呼吸细细的，不像是睡着了的样子。

后半夜我醒了一次。月光从窗户纸透进来，照见她的脸。她没睡，睁着眼睛看着房梁，脸上干干的，但眼眶红得吓人。我一动，她飞快地闭上了眼，睫毛还在颤。

我把手伸过去，握住了她的手。凉凉的，僵了一下，然后慢慢回握住我。

“我不去。”我说。

她没睁眼，但手指收紧了，攥得我骨节发疼。

第二天我去找老支书，说了不去进修的事。林德厚抽着旱烟看了我半天，烟锅子里的火星一明一灭的。

“志远，”他最后说，“你想清楚了？这可是一辈子的事。”

“想清楚了。”我说，“小芳在这儿，我不能走。”

他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顿了顿又说，“不过你不去，名额也不能浪费，你看队里还有哪个知青合适的，报上来吧。”

后来我把名额让给了另一个知青，姓周的，家里比我还困难。他走那天来跟我告别，握着我的手半天没说出话来，眼眶红红的。我拍了拍他肩膀，说好好学，将来别忘了林家坳。

日子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但有些东西变了。我不知道小芳是怎么想我的，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从那以后，她对我更好了。夏天干活回来，她早早烧好了热水等我洗。冬天冷，她把炕烧得热乎乎的，晚上躺进去烫得人直嘶气。她还在院子里种了几垄菜，头茬韭菜下来的时候，她包了顿饺子，韭菜鸡蛋馅的，香得我能吃两碗。

七七年秋天，有个消息从山外传来，像一阵风一样刮遍了整个林家坳。恢复高考了。凡是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考试，考上就能上大学，而且国家还给发生活费。

那天我从公社开完会回来，一路上腿都是软的。回到家，小芳正在院子里收衣裳。看见我脸色不对，她吓了一跳：“你咋了？生病了？”

“小芳，”我抓着她的胳膊，“高考……恢复高考了……”

她手里的衣裳掉在地上。月光下她看着我，眼睛里映着天上的星星，亮得惊人。

“你去考。”她说。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她打断我，声音特别坚决，“这是国家给你的机会。你要是因为我不去，我一辈子都不会安生。”

那天晚上我们几乎一夜没睡。她把箱底里那二十块钱翻出来，又把她攒的布票粮票全摊在桌上，一样一样地数。她一边数一边说：“你只管安心复习，家里的活我来干。地里那几分自留地你也别管了，我找二柱媳妇帮忙。吃食你不用操心，我天天给你煮两个鸡蛋……”

“小芳。”我叫她。

她抬起头。我看见她嘴唇在哆嗦，眼眶里有泪花在转，但她硬是没让它掉下来。

“考上了，别忘了我就行。”她说。

我一把把她搂进怀里，搂得特别紧。她在我怀里闷闷地说：“你勒死我了。”我松开点，她又说：“再抱会儿。”

那天之后，我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复习。白天照常下地干活，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看到后半夜。小芳怕我冷，把炕烧得热热的，还给我缝了个棉垫子垫在椅子上。她每回夜里醒来，看见我还趴在桌上，就会起来给我披件衣裳，或者热碗糖水放在手边。

复习资料是托人从县城买来的，旧课本旧习题集，翻得卷了边。我底子还行，但扔了好几年，很多东西都生疏了。有时候一道数学题卡住，急得抓耳挠腮。小芳就在旁边帮我扇扇子，虽说是秋天了，可我急起来一头汗。

“别着急，”她说，“慢慢想，我陪着你。”

公社干部老周来找过我两回，话里话外暗示，说像我这种情况，根正苗红，又是贫下中农女婿，只要分数过得去，政审那边没问题。我知道他什么意思，笑了笑没接话。我能做的就是把题做好，把分考高。别的，我不想去求，也不想让小芳觉得我是靠她爹的关系上的大学。

考试那天是冬天。天没亮小芳就起来给我做饭，烙了两张葱花饼，煮了三个鸡蛋，还用军用水壶灌了热水。出门的时候她把围巾解下来给我围上：“考场里冷，你带上。”

“你戴着，我抗冻。”

“叫你带上就带上。”她不由分说给我系好，退后一步看了看，伸手把我衣领子正了正，“去吧。好好考。”

我走出院门，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晨光里，围着我的那条旧围巾，冲我摆了摆手。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她笑得很好看，可我看出来她在忍着什么。

考场设在县一中。满满一教室人，有的比我年轻，有的比我大不少，个个脸上都带着种肃穆的神情。卷子发下来的时候，我深吸一口气，提笔开始写。那些题目像是老朋友一样，越写越顺，越写心里越亮堂。写到最后一题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小芳。想起她趴在我旁边看报纸上那些方块字的样子，想起她把鸡蛋塞进我手里时温热的触感，想起她说“考上了别忘了我就行”时哆嗦的嘴唇。

我低下头，继续写。

考完最后一科出来，天已经黑了。我坐拖拉机回了林家坳，远远就看见院门口站着个人影。小芳在那儿等着呢，也不知道等了多久，冻得直跺脚。

“咋样？”她跑过来问我。

我说：“还行。”

她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那是我们认识以来，她笑得最轻松的一次。眉眼弯弯的，露出一排白牙，眼睛里有光。

“走，回家。”她说，“我包了饺子，白菜猪肉的，韭菜那个季儿过了，等你考上了，明年开春我再给你包韭菜的。”

春节前，录取通知书到了。省城师范大学中文系。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手抖得厉害。小芳一把抢过去翻来覆去地看，其实她不认识几个字，但就是看不够似的。

“师范大学，”她念着，语气里带着新鲜的骄傲，“以后你是老师了。”

“以后你也是老师。”我说。

她疑惑地看我。

“我教你。”我说，“等我在那边安顿下来，接你过去，我教你识字，教你读书，以后你也能当老师。”

她愣了。眼圈慢慢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使劲仰着头不让它们掉下来。最后她扑过来抱住我，把脸埋在我胸口，闷声闷气地说：“你说话算话。”

“算话。”

开春之后我就要走了。走之前的那段日子，小芳忙着给我收拾行李。新做的棉袄，新纳的千层底布鞋，自己腌的咸菜，晒干的蘑菇，装了满满一大包。我看着她忙前忙后的身影，心里又酸又暖。

有天晚上她收拾累了，趴在我腿上睡着了。我低头看她，煤油灯的光给她脸上镀了层暖融融的颜色。她睡着的时候眉头还微微皱着，不知梦见了什么。我伸手轻轻抚平那道褶子，她嘴里嘟囔了句什么，翻个身，往我怀里拱了拱。

那一瞬间我觉得，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不管我走到多远，这里永远是我要回来的地方。这个小小的土屋，这个睡着都皱着眉头的姑娘，这些一起流过汗挨过饿的日子，它们已经长在我身体里了，跟我的血我的肉长在一起，剥离不开了。

走的那天是个大晴天。村口的杏花开了一树，粉白粉白的，风一吹就往下飘花瓣。小芳送我到村口，身后跟着老支书和林婶。林婶拉着我的手抹眼泪，老支书背着手站在旁边，嘴里说着“路上小心”“好好学习”，声音硬邦邦的，但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

小芳一直没哭。她帮我把行李包挎在肩上，又伸手正了正我胸前的扣子，像往常一样仔细。

“走了。”我说。

她点点头。

我转身走了几步，听见她在身后喊：“陈志远！”

我回头。她站在杏花树下，花瓣落在她头发上肩膀上。她冲我喊：“别忘了回来收麦子！”

我鼻子一酸，使劲点了点头，转身大步走了。走出去很远了，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里，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蓝底白花的小点，和满树杏花融在一起。

到了省城才知道，大学生活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同学们的年龄参差不齐，有的刚出中学校门，有的跟我一样已经成了家，还有的比老支书年纪都大。大家憋着一股劲，拼命学，恨不得一天能有四十八个小时。

我住在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屋，上下铺。晚上熄灯之后还打着手电筒看书，看的都是专业书。中文系的课排得满满的，古代汉语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每门课都像一口深井，怎么都探不到底。

日子过得很快。唯一的念想就是给小芳写信。我写得勤，半个月一封，有时候一个星期就写一封。信里说学校的事，说城里的变化，说我今天又学了什么新东西。她回信慢，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好多错别字，但我看得津津有味。她在信里说家里的鸡下了双黄蛋，说她爹的身体最近不太好，说自留地的西红柿结得特别多吃都吃不完，说她想我了。

“想我了”这三个字她只写了一次，后面用括号括起来，又划掉了。但我看见了。我盯着那几个划掉的字看了很久，然后趴在桌上，把脸埋在胳膊里。

暑假的时候我回了趟林家坳。拖拉机还没进村，远远就看见村口站着个人。小芳穿着件新做的碎花褂子，头发剪短了，齐耳的那种，看起来利落了不少。她朝我跑过来，跑到跟前又停住了，上上下下地打量我，眼睛里亮晶晶的。

“瘦了。”她说。

“学校伙食不如你做的好。”我笑着说。

她也笑了，伸手接过我的包：“走吧，妈做了你爱吃的韭菜盒子。”

那个暑假我哪儿也没去，整天窝在屋里看书。小芳在旁边剥豆子择菜，时不时往我嘴里塞块瓜或者塞颗枣。晚上我俩坐在院子里乘凉，她靠在我肩膀上，听我说学校里的趣事。银河从头顶横过去，密密麻麻的星星，我指给她看牛郎织女，她看了半天说：“还是麦堆里看星星好看。”

我笑了，搂紧她：“那我毕业以后天天陪你看麦堆。”

“净说瞎话。”她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那么大个人了，还像小孩子似的。”

八零年我大学毕业，分到了省城的一家中学当老师。分配结果下来的那天，我给小芳发了封电报，就五个字：“我来接你了。”

她回电报的时候我正在宿舍收拾东西。传话的师傅把电报纸递给我，上面也是五个字：“等你来收麦。”

我去办理小芳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跑了好几个部门，腿都快跑断了。好在政策上支持知青家属随迁，手续虽然繁琐，但总算是办下来了。临走前一天，我去学校办了离职手续。校长很惊讶：“陈老师，你干得好好的，怎么要走？”

“我爱人在农村。”我说，“我来接她了。”

校长看了我一会儿，点点头：“有担当。将来想回来的话，学校随时欢迎。”

我把宿舍里的东西打好包，就两个箱子，一个装书，一个装衣服。然后我坐上长途汽车，回了林家坳。

还是村口那棵杏树。这回花已经谢了，满树绿油油的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地响。小芳站在树下，旁边放着两个大包袱，身后跟着老支书和林婶。老支书的背更驼了，头发白了不少，但精神头还行。林婶又哭又笑的，拉着我的手不放。

“走吧。”小芳说。她今天穿了那件蓝底白花的褂子，就是几年前我头一回见她穿的那件。袖口磨得更白了，但她洗得干干净净的，领口还烫平了。

“走吧。”我说。

我左手拎一个包袱，右手拎一个，小芳跟在我旁边。我们沿着村路往外走，两边是成片的麦田，正是灌浆的时候，绿油油的望不到头。

“陈志远。”她忽然叫我。

“嗯？”

“你说，”她侧过脸来看我，“等我们老了，还回这儿住吧？我还想看着麦子黄，看着杏花开。”

我停下脚步，把两个包袱放在地上，转过身来看着她。她站在麦田边上，风吹着她的头发和新做的碎花褂子，身后是蓝天白云，还有一望无际的麦浪。

“好。”我说，“我们老了就回来。到时候我还在麦堆旁边给你讲故事，讲牛郎织女，讲我们怎么在麦堆里睡了一觉，然后一辈子就绑在一起了。”

她脸红了，抬脚踢了我一下：“不许提那事儿。”

我笑着躲开，她又追上来打。两个人在田间小路上追追打打的，像两个小孩子。远处有几个劳作的社员直起腰来看我们，有个老大爷冲着我们喊：“陈知青，带媳妇进城啦？”

“进城啦！”我喊回去，“秋天回来帮你们收麦子！”

老大爷哈哈哈地笑了，笑声在麦田上传出去老远。

我重新拎起两个包袱，小芳走过来，挽住了我的胳膊。她的胳膊暖暖的，带着太阳晒过的气味。我们就这样并肩走在田埂上，一路向南，走向那个有高楼有马路有大河的城市。

身后是麦田，是杏树，是林家坳的炊烟和狗叫。

身前是将来。

而那年的麦堆，那晚的星光，那个说“必须结婚”的清晨，永远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心里。像一颗种子，在岁月里生根发芽，长成了一棵谁也拔不掉的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