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子献血救领导儿子，转正没她，9月后其再需血，领导又来电

北京女子献血救领导儿子，转正没她，9月后其再需血，领导又来电

我叫李红梅，今年三十六岁，在北京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做行政助理。说是行政助理，其实就是打杂的，跑腿、复印、订盒饭，谁都能支使我去干。每个月拿着四千多块的工资，租住在五环外一间隔断房里，除去房租水电和给老家寄的钱，剩下的勉强够吃饭。

公司是个做医疗器械销售的，老板姓周，五十多岁，平时不怎么来办公室，来了也是板着脸，大家都怕他。周总有个独生子叫周天宇，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在公司挂了个副总经理的名头，其实什么都不懂，整天玩手机打游戏，但是谁也不敢说什么。

去年十一月的那个下午，我正在整理发票，突然听见楼道里一阵慌乱。周总从来不打弯的脊背弯了下来，整个人像老了十岁，声音发颤：“快，快叫救护车，天宇他晕过去了，脸色白得像纸。”

办公室的人都围了上去，我看见小周总躺在沙发上，嘴唇没有一丝血色，额头上全是冷汗，整个人蜷缩成一团，像一只被人遗弃的小猫。那一刻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弟弟。我弟弟十四岁那年也是这样，突然晕倒，脸色惨白，送到医院检查是重度再生障碍性贫血。家里穷，没能力给他做骨髓移植，就靠输血维持了三年，最后还是走了。走的那天他拉着我的手说：“姐，我想活。”

我冲了过去：“周总，得赶紧送医院，怕是血液上的问题，得输血。”

周总抬头看我，眼睛里全是血丝：“你怎么知道？”

我低声说：“我弟弟得过类似的病。”

到了医院一查，果然是急性溶血性贫血，需要大量输血。血库紧张，家人和同事能献的都献了，但还是不够。那几天整个公司人心惶惶，周总急得嘴唇起了泡，一天跑三趟医院，整个人瘦了一圈。小周总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像一截枯木头，插满了管子。

第三天下午，周总突然走进办公室，目光在每个人脸上扫过，最后落在我身上。我正低着头整理文件，听见他清了清嗓子说：“红梅，你跟我来一下。”

走廊里很安静，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周总从没单独找过我说话，我手心全是汗。他站定后，转过身看我，眼眶红红的，声音有些哑：“红梅，我记得你说你弟弟……你是O型血是吗？天宇也是O型，现在医院那边说，直系亲属和同事的血已经饱和了，想请你帮个忙，献400毫升。我知道这要求过分了，但是我实在没办法了，他是我唯一的儿子……”

他说到后面，声音都在抖。我看着这个平时高高在上的老板，此刻像个普通的父亲一样无助，心里突然软了一下。我弟弟走的时候，我爸也是这样，蹲在医院的走廊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我点了点头：“行，我去。”

抽血那天，我坐在医院的椅子上，看着针头扎进血管，鲜红的血液顺着管子流进血袋。400毫升啊，我本来就瘦，抽完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一黑，差点摔倒。护士赶紧扶住我，递给我一杯红糖水：“姑娘，你太瘦了，得多补补。”

我坐在那里缓了快半个小时，才觉得眼前慢慢亮了。手机响了，是周总发来的信息：“红梅，太感谢你了，等天宇好了，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看到那句“不会亏待你”，我心里动了动。来公司三年了，一直是临时工，没有五险一金，没有年终奖，逢年过节的福利也总是少我一份。如果这次能转正，哪怕工资不变，至少有了社保，看病能报销，将来老了也有个保障。我弟弟就是吃了没钱的亏，要是当年家里条件好一点，他说不定还能活着。

小周总脱离危险之后，周总的气色明显好了很多。他给全公司发了奖金，唯独我那份比别人多了五百块。发钱的时候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红梅，好好干。”

我以为转正的事有戏了，每天干活更有劲儿。以前不愿意接的跑腿活儿我也抢着干，加班到最后一个走，整理档案、打扫卫生、帮同事订饭，什么都干。前台小张笑着说：“红梅姐，你最近跟打了鸡血似的。”我笑了笑没说话，心里想着等转正了就踏实了。

腊月里公司开年会，周总端着酒杯挨桌敬酒。走到我们这桌时，他的目光扫过我，说了句“大家辛苦了”，然后就转向了隔壁桌销售部的几个骨干。我心里咯噔一下，但想着可能是场合不对，不好提这事。

年后上班第一天，人力资源部的王姐叫我去她办公室。我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想着终于要来了。推门进去，王姐递给我一张表：“红梅，你的合同下个月到期了，续签的表格填一下。”

我接过表，上面还是“临时工”三个字。我愣住了，抬头看王姐：“王姐，我……我想问问转正的事。”

王姐推了推眼镜，叹了口气：“红梅，我知道你盼着转正，但是公司今年的编制早就报上去了，上面批下来的名额只有销售部两个。你也知道，公司业绩全靠销售撑着，周总也是没办法。”

我捏着那张纸，指尖发白：“可是王姐，去年我献了血救小周总的时候，周总说过……”

王姐打断我：“红梅，我都知道。但是你也得体谅周总，公司不是他一个人的，上面还有董事会呢。再说……”她压低了声音，“销售部那个小刘你知道吧？他叔叔是卫生局的，能帮公司打通很多关系。这事儿咱心里清楚就行。”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间办公室的。楼道里冷飕飕的，窗外的北京灰蒙蒙的，三环上的车堵得一眼望不到头。我靠着墙壁站了很久，觉得身上那个针眼又在隐隐发疼。四百毫升血啊，说没就没了，连个正式的谢谢都没捞着。

那天下班我坐地铁回家，车厢里挤得转不开身。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刷短视频哈哈大笑，有人靠着栏杆打瞌睡。我靠在门边，看着车窗玻璃映出自己的脸，三十多岁的女人，眼角已经有了细纹，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脸色蜡黄。我突然想起弟弟走的那天，他拉着我的手说“姐，我想活”，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上来。我赶紧低下头，假装看手机，泪水吧嗒吧嗒掉在屏幕上。

从那儿以后我再也不主动加班了。到点走人，该推的活儿就推。前台小张问我怎么了，我只说身体不好，献完血之后老觉得没劲儿。其实不是身体没劲儿，是心劲儿散了。

日子就这么半死不活地过着。北京的春天来得晚，四月份还在刮沙子，窗台上落了一层黄灰。我开始偷偷投简历，但是像我这个年纪、这个学历、这个工作经验的女人，在北京一抓一大把，投出去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偶尔有面试通知，去了人家问“你会什么”，我说“会整理档案、订盒饭、复印”，对方就笑了：“姐，我们想要年轻点的。”

转眼到了八月。北京的夏天热得要命，隔断房里没空调，电风扇呼呼吹出来的都是热风。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躺在床上数天花板上的裂缝，一条两条三条，数着数着就想起我弟弟，想起他说的“姐，我想活”，想起我献出去的那四百毫升血，想起周总说“不会亏待你”。

那天早上我刚到公司，屁股还没坐热，手机就响了。我拿起来一看，是周总。心跳猛地漏了一拍，手指悬在接听键上方犹豫了两秒，还是划开了。

“红梅啊，你到公司了吗？来我办公室一趟。”

十分钟后我站在周总的办公室里。空调开得很足，冷得我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周总坐在大班台后面，脸色有些憔悴，头发比去年白了不少。他示意我坐下，搓了搓手，又清了清嗓子，那个表情让我想起去年他找我献血时的样子。

“红梅啊，天宇他……又犯了。医生说溶血又发作了，需要输血。血库还是紧张，家里人能献的都献了，我刚从医院回来，指标一直在往下掉……”他的声音越说越低，眼睛看着我，“我就想问问你，还能不能再帮一次？就这一次，400毫升，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我坐在那把皮椅子上，觉得椅子冰凉冰凉的。窗外阳光刺眼，照在周总办公桌上那盆绿萝上，叶子油亮亮的。我盯着那盆绿萝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胳膊。去年那个针眼早就长好了，连个疤都没留下，但是那片皮肤底下，血管里流的还是O型血，和去年一模一样的血。

周总见我不说话，往前倾了倾身子：“红梅，我知道上次的事让你委屈了。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只要你肯帮忙，我可以做主，给你转正，再给你加一千块钱工资，补缴前三年的社保。”

我抬起头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有焦急，有恳求，还有一种笃定。那种笃定让我心里发凉，他大概是觉得我一定会答应。一个临时工，一个三十多岁没着没落的女人，给个转正的诱饵就能让她再去抽一次血。

“周总，”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静，“去年你也是这么说的。”

他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变了变，挤出一个笑来：“红梅，去年是去年，今年情况不同。这次是真的，我说话算话。”

我把垂到脸前的头发别到耳后，看着他：“周总，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献血吗？不是为了转正，不是为了钱。是因为我弟弟。他十四岁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家里穷，没钱给他好好治，就靠输血撑着，撑了三年还是走了。他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姐，我想活’。我看见小周总躺在那儿，就想到我弟弟。我觉得能救一个人，就救吧，不管这个人是谁。”

周总的脸色渐渐变了，笑容僵在嘴角。

“但是你那天说完‘不会亏待你’之后，就再也没下文了。我去问王姐转正的事，她说编制给了销售部的小刘，因为他叔叔是卫生局的。我当时站在楼道里想，我的一管子血，还比不上一个卫生局的亲戚。”

我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嘴里抠出来的。周总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被我打断了。

“现在小周总又需要血了，你又来找我。周总，你儿子是儿子，我弟弟也是弟弟。我弟弟没活下来，但是他的血还活在我身上。这血我想留着，留给我自己，留给值得的人。”

我说完站起身来。办公室外面有人在打电话，声音隔着门板传进来，嗡嗡的像蚊子叫。周总坐在椅子上没动，脸上的表情很难看，又像是尴尬，又像是恼怒。

“红梅，”他叫住我，声音沉了下来，“你要想清楚，在北京找份工作不容易。”

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他：“周总，我知道不容易。但是活着的每一天，我更想对得起自己。”

那天下午我没请假就直接走了。走出写字楼的时候，毒辣辣的太阳晒得地面发烫，空气里一股柏油路的味道。我站在路边，仰头看了看这栋二十七层的大厦，觉得它那么高那么冷，和我的生活隔着一万米。

回到隔断房，我打开手机，翻到通讯录里一个存了很久但从没联系过的号码——去年献血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志愿者，姓陈，是个律师，专门做劳动权益方面的法律援助。当时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说“有需要可以找我”，我随手塞进了包里，后来翻出来也没舍得扔。

我拨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三四声就接了，一个温和的男声：“喂，哪位？”

“陈律师吗？我叫李红梅，去年在医院献血的时候咱们见过，你给了我一张名片……”

“哦哦，我记得你，姑娘你很瘦，抽完血差点晕倒。怎么了？遇到什么麻烦了？”

我握着手机，把那头隔断房的风扇声衬得格外响：“陈律师，我想问问，公司答应给我转正但是没转，还因为我没同意再次献血，威胁要辞退我，这算不算违法？”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陈律师说：“李女士，你方便的话，咱们见面聊。”

第二天下午，我在朝阳区一家咖啡馆见了陈律师。他四十岁左右，戴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我给他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端着咖啡听得很认真，时不时在本子上记几笔。

“首先，”他放下杯子，“你献血的行为属于无偿献血，任何单位不能以你献血为由给予特殊待遇，也不能因为你拒绝献血就给予惩罚。这是违法的。其次，你在公司工作三年，一直签的是临时合同，但是你的工作岗位是长期固定的，这本身就违反了劳动法规定，你应该享有与正式员工同等的待遇。”

他说着说着我有点恍惚。三年来我从没想过这些，每天就知道埋头干活，想着只要干得好老板总会看见。原来法律就在那儿摆着，只是我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敢用。

“陈律师，”我搓着咖啡杯的杯沿，“如果我申请劳动仲裁，有机会赢吗？”

他推了推眼镜：“你的情况很有利。有献血记录，有周总发给你‘不会亏待你’的信息，有证人。而且我认识一个记者朋友，专门跑社会新闻的。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给公司施加舆论压力。”

我犹豫了一下：“我不想闹太大，就想拿回我该得的。”

“那就先走仲裁程序。”

接下来那半个月，我成了公司里的异类。同事们看我的眼神躲躲闪闪，以前处得好的几个大姐悄悄拉着我说“红梅你别傻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前台小张给我递了杯奶茶说“姐我支持你”，然后第二天就跟我保持距离了。周总再没找我说话，但他看我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刮得人后背发凉。

人力资源部给我发了个通知，说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签。我把那份通知拍了照发给陈律师，他回了个“别慌，证据+1”。

九月初，劳动仲裁开庭。我坐在申请人席上，对面是公司请的律师，西装革履，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周总没有亲自来，派了王姐坐镇。王姐看我的眼神很复杂，又像愧疚又像埋怨。

陈律师把证据一份一份摆出来：三年的临时合同、工资流水、我献血时的医院记录、周总发的那条“不会亏待你”的信息、人力资源部的不续签通知。他说话条理清晰，不卑不亢，一条一条掰开了讲。

公司那边辩称我是自愿离职，合同到期不续签属于正常人事管理。陈律师反问：“那为什么在员工拒绝献血后第二天就发出不续签通知？这两件事之间的关联性如何解释？”

仲裁员是个中年女人，戴着一副细框眼镜。她翻了翻材料，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同情，又像是认可。

最终裁决下来了：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支付我三年来应得的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金，共计八万六千元。外加补缴过去三年的社保。

我从仲裁庭走出来的时候，太阳正好从云层后面钻出来，照得人眼睛发花。陈律师跟在我后面，笑着说：“恭喜，赢得挺漂亮。”

我回过头，眼眶有点热：“陈律师，谢谢你。”

他摆摆手：“是你自己争气，把聊天记录、工资条都留得好好的。很多人吃了亏就忍了，你能站出来，不容易。”

王姐从后面追出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红梅，你等等。”她小跑到我面前，喘着气说，“周总让我带句话，说那个转正的名额……其实去年就定好了给小刘的，不是临时变的。他让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看着王姐那张堆满歉意的脸，忽然觉得有点好笑。一句对不起，值四百毫升血吗？但是转念一想，值不值得的，我已经不在意了。那血给出去的时候我是心甘情愿的，为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年轻人，为我弟弟的影子。至于后来那些龌龊事，是周总的账，不是我李红梅的。

我笑了笑：“王姐，你跟周总说，我收下了。”

回到隔断房，我把那个用了三年的旧纸箱拖出来，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几件换洗衣服、一本翻烂了的《平凡的世界》、弟弟的一张黑白照片。我把照片拿起来擦了擦，照片上的少年咧着嘴笑，露出两颗小虎牙。

“弟，”我对着照片轻声说，“姐要回家了。”

我用那笔补偿金在老家县城付了个小户型首付，把我妈从乡下接了过来。我妈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但是看见我的时候眼睛亮了。

“红梅，不走了？”

“不走了。”

我在县城找了份工作，在一家社区服务中心做行政，工资不高但是轻松，最重要的是有社保，有双休，不用看谁的脸色过日子。每天下班走回家，路过菜市场买点菜，回去给我妈做饭。她牙口不好了，我就把菜炖得烂烂的。

有天晚上我妈突然问我：“红梅，那年你给那个老板的儿子献血，后来他给了你什么？”

我正刷碗，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笑了：“给了我一个教训，妈，挺值钱的。”

我妈“哦”了一声，没再问。她大概永远也不知道那八万六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我在北京那三年受过什么委屈。这些事就烂在我肚子里吧，她年纪大了，跟着我操不起那个心了。

冬天的时候，我在街上碰见一个人，眼熟得很，想了半天才记起来是以前公司的前台小张。她也回老家了，嫁了人，肚子里揣着一个。

“红梅姐！”她看见我亲热得很，拉着我问东问西，“你后来真去仲裁了？天呐你好厉害，公司里传得沸沸扬扬的，周总发了好大的火，但是也没办法，法律在那儿摆着呢。”

我笑了笑：“都过去了。”

她凑近我压低声音：“你知道吗，小周总后来输血还是没输够，又住了半个月院。周总到处找O型血的人，连清洁工都问了。最后好像是从血库里调来的，花了不少钱。”

我听着，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那个躺着的年轻人，说到底是无辜的，病痛面前人人平等。而他爸，一个在商场上精明了一辈子的男人，最后也没能靠关系和手段搞定一袋血。

“红梅姐，”小张摸了摸肚子，“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

我看着她圆乎乎的肚子，阳光照在上面，暖洋洋的。我想了想，说：“就图个心里踏实吧。”

那天晚上回家，我妈炖了排骨汤，汤上漂着金黄的油花。我喝了一口，烫得直吸溜嘴，我妈在对面笑：“慢点喝，又没人跟你抢。”

窗外飘起了雪花，是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我隔着玻璃看那些白色的碎片落在窗台上，一层一层积起来。忽然就想起北京那个隔断房，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我在那儿住了三年，每天早上挤地铁，晚上数天花板，以为日子会一直那样过下去。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有自己的房子，小小的一间，可是门一关就是自己的天地。我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厨房里飘着排骨汤的香味。一切刚刚好。

至于周总，我听以前的同事说他后来又把小周总送到国外去治了，花了不少钱。公司经营得也不太好，走了好几个骨干。有人说他后悔了，不该那么对我的。也有人说他压根不记得我这个人了。这些我都不关心了，他记不记得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记得自己是谁。

有时候半夜醒来，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照在床头柜上弟弟的照片上。我看着他那张永远十四岁的脸，轻声说：“弟，姐活明白了。不管什么时候，都得先对得起自己，才能对得起别人。”

照片上的少年笑着，两颗小虎牙还在。窗外雪还在下，安安静静的，落在这个小县城里，也落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城。那四百毫升血流进了别人的身体里，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但我身体里又有新血生出来了，热乎乎的，带着排骨汤的味道。

日子还长着呢。我得好好活着，替弟弟，也替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