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3年夏，北京，马万祺夫妇登门拜访叶剑英。谈话间，叶剑英没有先问生意，也没有谈港澳事务，反而笑着提起一桩婚事：“马先生该摆喜酒了，二马和荣毅仁的千金，我看是天生的一对。”
这句看似家常的话，背后却牵着两代人的信任。男方马有恒，是澳门实业家马万祺的次子；女方荣智婉，是荣毅仁的小女儿。两家一边是澳门工商界的爱国人士，一边是上海民族工业家族，婚姻本身并不寻常，促成婚事的过程更有一层特殊意味。
马万祺出生于1919年，广东南海人。父亲去世后，他很早便接触家族产业。1936年底，17岁的马万祺进入升昌米行做学徒，从记账、进货等基础事务做起。后来，他在广州创办广大糖厂，生意渐有起色，却因抗日战争爆发，工厂毁于战火。
工厂没了，路却没有断。1938年广州沦陷后，马万祺转赴香港，先后经营永裕昌行、泰生行，后来又把业务延伸到澳门。抗战时期，他不仅做慈善，还设法为内地转运物资。澳门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他成为连接内地与港澳的重要商界人士。
有意思的是，马万祺并非一开始就与共产党有直接联系。他是在长期接触中逐渐形成判断。抗战后期，柯麟在澳门主持镜湖医院并承担地下联络工作，马万祺与柯麟交往密切，对共产党人的作风和主张有了更多了解。
解放战争后期，这种信任变成了实际行动。马万祺与何贤等人筹划海上运输，把山东、苏北等解放区的黄豆、花生运往港澳，再将内地急需的物资运回去。1949年年底，广东方面在军事和民用物资上都有压力，马万祺又协助转运粮食、汽油、五金器材等物资。
1950年，广东粮食供应一度紧张。叶剑英通过柯麟方面联系马万祺，请他利用澳门及海外关系，以民间贸易方式采购粮食。马万祺没有推辞，很快组织转运，解了燃眉之急。那时两人尚未正式见面，彼此却已经通过一船船物资建立了信任。
同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邀请港澳工商界、新闻界、医务界人士到内地参观访问。马万祺率团抵达广州，叶剑英亲自接待。原定行程还包括东北，但广州方面的热情让代表团多停留了一段时间。马万祺后来写诗记下感受，称叶剑英待客“亲如家人”。
这次相见，改变的不只是两个人的交往方式，也让港澳工商界看到了新政权对爱国人士的态度。马万祺随后参加广东国民经济座谈会，提出发展经济不能忽视侨胞、侨眷，应调动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投资建设祖国。他说得直白，也做得具体，后来与司徒美堂、王宽诚、何贤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华南企业有限公司。
两家的关系并没有停留在事业往来上。特殊年代里，马万祺的两个儿子都在内地，大儿子马有建在北京首钢，次子马有恒在暨南大学读书。马家曾担心孩子受到牵连，叶剑英得知后，将两个年轻人接到身边照料，并教他们学习革命历史。这样的照拂，显然已经超出普通朋友关系。
1973年，柯麟夫妇开始为马有恒的婚事操心。经柯麟之子柯小麟撮合，马有恒与荣智婉相识相处，双方都很满意。马万祺和荣毅仁得知后并不反对，但在当时环境下，两家都希望婚事得到更稳妥的认可。
叶剑英听说后，主动表示愿意做主婚人。为了慎重起见，他又叮嘱廖承志去征求周恩来意见。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明确表示支持：“两家结为姻亲，通二姓之好，是一桩好事。”
1973年8月8日，马有恒与荣智婉在北京饭店八楼宴会厅举行婚礼。参加者不仅有荣、马两家亲属，还有来自北京、香港、澳门的亲友。叶剑英的认可，周恩来的同意，使这场婚礼带上了超越家族联姻的意味。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逝世。消息传到澳门，马万祺悲痛万分，立即发去唁电，并携家人赴北京悼念。此后，他每次到北京开会，常会前往叶剑英故居，在两人曾经交谈的房间里坐一会儿。
1995年4月20日，《叶剑英传》出版发行暨叶剑英诞辰98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马万祺出席并发言，称叶剑英是自己的良师益友。那场婚礼早已过去多年，但促成婚姻的那份信任，仍清楚保留在两家人的交往细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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