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夏，北京中南海，78岁的杨开智坐在住处，手里捏着一封迟迟没有送出的信。他从湖南赶来，不是为了办事，也不是为了求见什么人，只想确认毛主席是否还安好。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杨开智心里一直不踏实。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北京病逝。这个消息传到各地，也传进了杨开智耳中。他知道，周总理病重时，毛主席的身体同样每况愈下。
杨开智与毛主席的关系，并不只是亲戚关系。杨开慧是他的妹妹，两人早年共同生活在湖南。青年时期，杨开智曾参加进步学生活动，和毛主席有过许多接触。那时的毛主席还没有后来那样的声望，却已经显露出鲜明的组织能力和坚定性格。
杨开慧牺牲后，杨开智承担起照料孩子的责任。战乱年月，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的处境都很危险，尤其是在杨开慧被捕牺牲之后，孩子们随时可能遭到敌人追捕。杨开智没有选择置身事外，而是冒险保护他们，使毛主席的后代得以保存下来。
这份情谊，毛主席一直记得。
长沙解放后，杨开智与毛主席保持书信往来。杨开智曾希望到北京谋一份工作，毛主席没有答应，反而劝他留在湖南，靠自己的劳动和能力做好本职工作。话说得直接，却不是疏远。毛主席很清楚，若因亲属关系安排职位，反而容易给杨开智带来麻烦。
有意思的是，杨开智并没有因此埋怨。他明白，毛主席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正是为了避免特殊照顾。毛主席也没有忘记这个大舅哥，逢年过节，常托人捎去问候，有时还让孩子们代为探望。
到了1975年下半年，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气喘、行动困难、进食减少等问题接连出现。1976年5月，医生检查发现他患有心内膜下心肌梗死，并伴有心律不齐。此后，中央减少了他会见外宾和阅批一般文件的安排，医疗人员几乎全天守在身边。
毛主席的病情时有反复。5月底，他曾出现心脏病复发和短暂昏迷；6月下旬，病情又一次加重。那段时间，探望毛主席的人被严格限制，连亲属也不能随意进入病房。杨开智到了北京，却始终没有见到毛主席。
他等了几个月。
杨开智对身边人说：“我们不是来办别的，只是想看看主席。他身体到底怎么样，总得亲眼见一面。”
然而，病房里的毛主席已经难以正常说话，很多时候只能靠眼神和手势与人交流。医疗小组担心过多接触会影响治疗，因此即使是关系亲近的人，也只能在规定情况下探视。
这时，毛岸青的妻子邵华前去看望杨开智，并与演员田伶一同到场。得知田伶有机会接触毛主席，杨开智便托她转达自己的牵挂。田伶答应下来，回去后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一张演出剧照。
信中谈的是日常问候，夹在其中的，却是杨开智写给毛主席的信。这样的安排并不张扬，但足够让病榻上的毛主席知道，远在湖南的亲人正在北京等他。
工作人员把信送到毛主席身边。看完之后，毛主席情绪激动，眼中含泪，喃喃说道：“他是我哥哥，我要见他！”
这句话很快传到了田伶那里。她连忙把消息告诉杨开智：“主席知道您来了，您等着，应该能见到他。”
杨开智听后十分高兴。对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长途来到北京，又在病情复杂、探视受限的情况下等待数月，支撑他的并不是办事的目的，而是亲人之间那份无法割舍的牵挂。
遗憾的是，事情后来出现变化，杨开智一行离开北京返回湖南，最终未能等到正式会面的机会。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主席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那封信曾让病重中的毛主席产生见面的愿望，却没有改变结局。
毛主席临终前，工作人员还曾为他回韶山休养做准备。9月8日，韶山滴水洞方面接到通知，准备迎接毛主席回乡。工作人员忙碌了一天，却在深夜得知原定行程取消。那时，他们并不知道，毛主席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
杨开智与毛主席之间，隔着革命年代的风雨，也隔着杨开慧牺牲后留下的亲情纽带。一封信送进病房，短短一句“他是我哥哥”，成为两位老人未能完成的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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