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良迟谈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艰难的起步篇,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发布

△ 齐良已、齐白石、齐良迟合影·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文化大革命”摘了十年，这场摧毁中国文化的浩劫，给我们齐家也带来了灾难。那时，父亲长眠九泉之下已有十年，但还是没得到丝毫安宁。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那天，丰盛中学的五六个红卫兵突然来到我们家，说要“破四旧”。要抄家。接着.他们就翻箱倒柜，把衣物、书画翻腾出来就往地上扔。我们站在旁边，既不敢吭声，更不敢指责。眼看他们把衣物家什弄得满地都是，最后折腾完了，便大步扬长而去。看到家里乱成这个样子，我们的心里更乱，谁也没有说话，也不知从哪里收拾起。不一会儿，有一个红卫兵又回来了，他从兜里掏出一块旧的镀金表，对我说:“这是你们的表，拿回去吧。”说罢，便把这块表放在我的手里走了。这是一只我母亲在世时曾经用过的表。

经过这次一抄家，便以为“文化大革命”算是“革”过去了，该没事儿了，我和家里人一起，把翻乱了的东西物归原处，一切也复了原样。这一次，我们收藏父亲所有的画他们都没动。谁知过了几天，八月二十九号，石景山中学又来了几个红卫兵，也说是要破“封、资、修”的东西。这样，又是一顿翻，前几天刚刚理好的东西，一下子又给掀出来了。这次，他们把我们收藏的父亲的全部书画、印章以及我的书藉等物，都搬到父亲生前住过的北屋去了，而后，把屋门加锁贴上了封条，这才离开了院子。这次封的书、画、纸、印，都是父亲当年分给我们的。
这次抄家，使我感到问题严重了。

九月一日晚上，突然有七八个人从院墙上跳下来。这一次来的几个人，都要比上两次的红卫兵显得年龄大，他们说，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红卫兵，领头的两人都姓孙。这回他们可是不客气了，把北屋拆了封条，砸了锁，屋里所有字画、印章以及家什全部洗劫一空，最后临走时还要拿我的印色盒。我实在忍不住了，说:“这印色你也拿走吧，拿到外面还能卖几十块钱哪!”那人一听，看了我一眼，手才缩了回去，这印色盒总算保留下来了。这时候，我又看见一个人翻我的唱片，他拿起一张便往地上摔一张，就这样，唱片全部摔碎了。这些唱片都是我喜欢的广东音乐，一看他这么干，我心疼极啦，说:“这些不是‘四旧’，都是从王府井、西单买来的广东音乐，这个还不让听?”那人说:“这些东西，在别人家唱没事儿，在你家唱就不成!”我就不明白了，怎么在别人家唱就成，在我们家唱就是“四旧”呢?后来不知丰盛派出所的人是怎么知道的，便来人阻止他们，把所有字画、印章、家什等东西，都拉到丰盛派出所了。这些东西在丰盛派出所封存，两年以后，中央美术学院用大轿车拉走了一部分，剩下一部分由文物事业管理局拉走了。

眼看父亲的遗物就这样劫走，我们心里十分难过，我想起了周总理，便给他老人家写了信。总理批示下来了，让把东西全部发还给我们。可是中央美院至今只发回了一套齐白石家谱。我不相信中央美院用轿车只拉走了一套齐白石家谱。文物事业管理局也发还了一些。当年，因为抄家抄走了很多东西，我就到丰盛查抄办公室再次要求寻找失物，他们给我发了几次认领书，让我到一个中学去认领，我记得当时让我从学校的一个后门进去，那里放了很多待各家认领的东西。可我去了几次，一件东西也没认回来。

马璧先生响应统一祖国的号召，从台湾转道回到大陆。他是父亲白石老人早年的学生，这次回来，受到国家要人的接见。回来的第二天由统战部的同志陪同来我家看望。我请求他向中央反映，齐白石家被抄，尚有一百多幅白石老人字画精品没有归还。马璧先生答应了我的要求。

不久，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又通知我们，继续发还我们一些白石老人的字画。这要感谢马璧先生的努力。在这次发还齐白石字画时，我问文物事业管理局的朱保书同志:“今天发还的这些齐白石字画，为什么在某某中学认领时，你们没有拿出来让大家认领呢?”朱同志答道:“你们不属于混杂户呀!”尽管这次发还了一些字画，但仍有不少白石老人字画精品尚未发还。丰盛查抄办公室只说找不到了。经过交涉，最后答应给八千元人民币了事，我没有同意。过了不久，丰盛查抄办公室的同志又来我家，答应再增加五千元，改为一万三千元了事。我气愤地说:“这是齐家祖传的东西，不是钱的问题，齐白石字画精品一百多幅，就值一万三千元?说实话，如果是我齐良迟自己画的画，一百多幅，你们给一万三千元，我也不卖。”丰盛查抄办公室的同志最后说:“一万三千元，你要也是它，不要也是它。如果你不要，我们把一万三千元存入银行，什么时候你想通了，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取存折。你的抄家的事，到这儿就算结案了。”至今我坚决反对。

话再说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年，听说江青在一次召集中央美院师生讲话时说:为什么要给齐白石搞这么大的画册?是谁封齐白石为人民艺术家的?江青这么一说，就开始彻底批判齐白石了，连历来声称是师承白石老人的一个弟子都带头组织“批齐战斗队”，自任队长，以免“文化大革命”之火烧身。

我记得那时在北京东关房路北的一个大墙上，贴了许多大字报，还专门搞了一个批齐白石的专栏。有一天，我见到专栏里有一幅运用纯齐派技法的漫画，画着一个老头，手里拿着一个葫芦，用眼睛往里照，标题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还有一幅是齐白石的头像，下面却接了一个虾米身子，两个大夹子朝上。这两张漫画，是我这辈子看到的所有的画中，最难忘记的两张。他们不止是在污蔑我父亲，而且是在践踏文化，毁灭艺术。

自从父亲的东西成了“四旧”，我们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一九五七年父亲去世后，我们曾把老人家珍藏的画三百多幅、作画用印三百多方，以及他的衣物、床被、画案、家具全部献给了国家。当时美协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说，只要求恢复我的工作，可是，我的工作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可就遭殃了，他们给我列了三大罪状:由于我的妹妹、妹夫去了台湾，我曾和他们有过书信往来，所以我是里通外国，这是一;我青年时曾在国民党九十二军政治部干了三个月，负责修理收音机、扩大机，后来又参加了业余无线电协会，解放后，说这个协会是国民党的特务外围组织，我却交待不出问题来，这又是历史不清楚，这是二;“文化大革命”说父亲的画是黑画，我成了黑后代，这是三。这三大罪状就叫我“永世不得翻身。”

提起我搞无线电的事，那还是我年轻时候的爱好。父亲那时候喜欢听梅兰芳的戏，北平广播电台每天都要转播各个戏园子的戏。这样，我父亲在北京西单薛记无线电商行买了个矿石收音机，请那位姓薛的人来安了天线。父亲有了这个收音机，就每天晚上听。可是听了一段时间，父亲便感到再这样听下去，就会影响睡眠，而且还影响作画，这样，他把矿石收音机给了我，不再听了。我就是从那
时起迷上了无线电。那段时间，我是成天地摆弄它，装了拆，拆了改，由弄矿石收音机，到真空管收音机，由最简单的再生式线路、来复式线路，到复杂的超等外差式线路，又弄扩大机，最后安装了一个30瓦的无线电话发射机，和好几个省市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通话，就这样，后来参加了业余无线电协会。这个无线电协会，虽然成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但我的确不知道他是否是个特务外围组织。父亲住的屋子离我很近，我天天摆弄无线电，动不动就弄出声来，父亲不满意了，他不喜欢我搞这东西，对我说:“你应该多画画，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儿上。”可是我不听，后来干脆搬到父亲的客厅里去搞。因为那时候，父亲年岁大了，很多人看望他都直接去他的屋里，这样客厅就空了出来，父亲听不到收音机的杂音，也就不太管我了。

我父亲对我的小妹妹齐良止很疼爱，那年她结婚去了厦门，父亲很是想她。他见我摆弄的无线电电台，可以和全国各地的业余电台通话，便对我说:“你总是天光到晚地同外面讲话，你妹妹是不是也可以喊起来，在无线电里跟我讲一下话啊?”那时候，我也跟厦门的业余无线电台通话，但我没有想起来用这个方法跟我妹妹通话，我就说:“那我就试试吧。”这样，我就跟厦门的业余无线电台联系，请他按我告诉他的地址，找一下我妹妹。后来，在约定的时间里，我父亲和我妹妹通了话，这使父亲很高兴.开始对我的业余爱好另眼相看了。

解放前夕，北京所有的业余无线电电台被上了封条.我再也没动它。北京解放以后，政府把私人的电台全部收走，不允许有业余电台活动了。我在北京电信局的电台招考中被录用，从此参加了工作。后来为了照顾父亲，我又辞去了电台的工作。没想到这一段经历，“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了我的罪孽。

在那段“最倒霉"的日子里，我被发落到街道劳动改造，挖防空洞、做木匠活，但一分钱的生活费都不给，一天干八小时，穿的衣服是补钉落补钉，比别人穿破不要的衣服还旧。有一次，我在街道修门框，管事的找到我说:你把门卸下来，到院子里去修。我当时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听说，那天丰盛地区有外事活动，怕让外国人看到我这个寒伧相。街道革委会还要经常让我去“坦白交待”，精神上很受压抑，生活上更是拘紧。吃饭问题，我们老夫妇，是由儿子、儿媳负责。还是我当小学教师的儿媳妇好，她的钱再紧也要省几个让我和我老伴花，每个月总是跟我说:“爸爸，我怎么算这个月也只能给你两块钱零花。”至今我也不能忘记儿媳妇的这点好处。

我妻子是个很要强的人，在生活上，不愿连累孩子们，为了生活，她开始去给人家当保姆，伺候一个瘫在床上的老太太，常常是等老太太睡着了以后，她就把从家里带去的纸、墨、笔和一个鸭蛋壳摆在桌子上，练习画鸭蛋壳，想法谋生路。她想，如果她画的画儿也能卖钱就好了。可是，她这么练画，怎么能卖出钱呢?一次，这家老太太的儿子看到说:你是侍候人哪，还是画鸭蛋?人家就把她辞退了。这样，我老伴又去丰盛街道劳动登记，分配她去做刮拆城墙砖上的白灰的工作，一天挣一块钱，做临时工。那时候正是三九严寒天;她披着一个大破棉袄去刮砖，冬天又黑得早，到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才见她疲惫归来。我的眼泪只是落在心里，真的体会到前人的诗句“贫贱夫妻百事哀”啊!吃完晚饭，她顾不得疲劳，还要在灯下练习画鸭蛋壳。后来，刮城墙砖的工作全部停止了，画鸭蛋壳也终于画成功了，她开始为进出口公司画鸭蛋壳。艰苦的日子里，我永远记得，是我身边的亲人帮助了我。

我的弟弟齐良已，画得一手很好的齐派画。随着形势的渐渐好转，他又开始卖画了，所以他的处境要比我们好一点。他看我们日子过得太苦了，就对我说:“四哥，你也画点画儿，我拿去给你卖卖。”我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没再画画了，我对他说:“还画得好吗?”他说:“你练一练，再往回找一找。”我听了他的，开始重新拿起了笔，可是练了一个月，自己总是不满意。我弟弟又来问我:“哥哥，你练了一个月了，你画得了没有呀?”我说，我再多练练，再缓一个时期。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画了几张画拿给了他，也没有抱多大希望，对五弟讲:“我这几张你拿去看看，问人家要不要?”第二天傍晚，五弟挺高兴地回来跟我说:“哥哥，没想到你画的这四张全卖了，比我画的同样大的四张，还多给几块呢!”我听了真是喜出望外。在我弟弟的鼓励下，我把丢了十年的画笔，又重新捡起来了.

我父亲去世时，我们遵照他的遗嘱，把他的字、画、笔、砚及一些家什，都捐献给了国家，国家给了我们二万五千块钱，我们几个兄弟一起分，我拿着分到的钱，到荣宝斋，墨缘阁，宝古斋等处，把他们门市出卖齐白石的画买了回来。“文化大革命”时，这些画都被抄走，我又成了穷光蛋，这倒促使我更努力地画画，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画画上了。

这场“文化大革命”，着着实实地给我们上了一堂灾难课，我们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同样也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感情历程。艰难的生活教育了人，使得坚强的人懂得了如何更坚强地生活下去，年青的人更加成熟，年老的人更加懂得人生。（未完待续，选自：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北京画院·齐白石研究专辑、少白公子趣说齐白石、齐白石传人书画网）